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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国力与中国百年国耻的原因(中)
201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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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次英阿战争[8]

  可能有人会说,讲古代的事情没有用,现代情况完全不同。那就看一看与鸦片战争同时,比中国弱小很多的阿富汗是怎样打败英国的。小小的阿富汗在1841年就能消灭了三万名英国兵、打败英国。几乎同时,1840年一万多英军、1860年两万多英法军队打败比阿富汗强大不知多少倍的中国,绝非历史的必然。

  根据彭树智的《中东国家通史 阿富汗卷》,英殖民者为与俄国争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从1839年至1919年对阿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第一次英阿战争始于1839年。1839年4月,英军3万多人侵入阿富汗西南部;英军另一路强行穿越开伯尔山口,配合英军主力作战。阿军仅有1。5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远不及英军。英军很快就攻占了坎大哈和加兹尼,兵临喀布尔城下,遂在喀布尔建立傀儡政权。阿富汗人民揭竿而起,展开抗英游击战争。各地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袭击英军哨所,切断敌交通补给线,收复重要城镇。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起义,各地游击队举行联合反攻,怒不可遏的喀布尔市民手执各种原始武器冲向预定目标,有老大妈手持菜刀冲向街头。起义军民英勇作战,势不可当,当晚就占领了喀布尔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向城外的英军据点进攻,英殖民军惊呼“阿富汗全国居民都拿起武器反对我们了”,1.6万名英军主力在撤退途中全军覆没,只跑了一名军医。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使英殖民者损失了兵力3万余人,耗资1。5亿英镑,结果以阿富汗人民大获全胜而告终。以后30多年英国殖民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1879—1881年英殖民者又发动了第二次英阿战争。1878年11月,英殖民军3。5万人分3路入侵阿富汗。阿统治者一心指望俄国援助,采取不抵抗政策,有意将5万人的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企图让英军深入国境,迫使沙俄实现出兵援助的诺言。由于阿实行这一指导思想,使得阿军防守十分薄弱。俄国食言,不予援助,阿大片国土沦丧,迫不得已于5月26日同英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甘达马克条约》,阿成为英国的附属国。 《甘达马克条约》的签订激起阿国内一片义愤。9月8日,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包围殖民者官邸,杀死了英国总督。喀布尔的人民起义点燃了全国抗英烈火,许多部族纷纷组织抗英游击队。在喀布尔市郊,不少农村妇女拿着铁锨、斧头、马刀参加抗英军作战,使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10月12日,殖民军再度占领喀布尔,对爱国者和广大市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各地抗英武装以加兹尼为基地,对喀布尔形成包围,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并挫败了殖民军对加兹尼的进攻,给敌以重创。1881年4月,殖民军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侵占阿富汗的打算,全部撤出阿富汗。以后30多年英国殖民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1919年爆发了第三次英阿战争。1919年2月,阿改革派代表人物控制政权后,宣布阿富汗独立,不承认任何外国特权,并采取联苏抗英的政策。英殖民者拒不放弃它在阿享有的特权,在阿边境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5月3日,英军袭击开伯尔山口阿边防军,接着,英国侵略军3。4万人分为三路入侵阿富汗。阿军4万人分三路在开伯尔、加兹尼和坎大哈迎击敌人。英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拥有少量装甲车和作战飞机;而阿军训练很差,装备落后,刀、剑是主要兵器,为数不多的枪炮不但陈旧,而且弹药不足,英军在兵力兵器上占有绝对优势。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并得到了印阿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大力支援,扭转了被动局面。英军损失惨重,难以为继。6月3日,双方停火,进行谈判。1921年11月22日,英阿签订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至此,阿富汗人民抗英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五.两次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富国,人口、幅员、产值、物力、财力都远大于英国。根据学术界的不同计算,1840年中国的总产值至少是英国的十倍。常备军80万,可调动的武装力量数百万。而两次鸦片战争,敌人兵力一直从几千人到两万多人不等,且英法劳师远征,远离后方,难以持久。英军的优势,一是舰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够在射程内支持步兵作战,但1840年的英国舰炮,与朝鲜战争的美国火力,完全不可比。二是步枪比中国军队好,但也不过是单发枪,且一下雨就不能用,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机关枪。三是野战炮的灵活运用,但口径不大,攻坚能力并不很强,且数量有限。两次鸦片战争,英军都是沿海、沿江作战,都以攻城为战略手段,以通过攻下坚城或兵临城下的战略手段,达到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战略目的。具体说来,是以攻占广州、南京、北京,为主要战略手段。英方从未掩饰其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从战略上讲,其下攻城。英军不得不攻城,不得不攻坚城,是其不可克服的战略错误和战略弱点。

  对中国来讲,全歼入侵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打巷战。打巷战,就可以把敌人的火力优势降到最低,最充分发挥中国的人力优势(其实,不要说鸦片战争,就是解放战争初期、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也主要是靠近战、夜战、白刃战制胜。)在华南,打烂广州,与长沙共存亡。在华东,打烂南京,与武汉共存亡。在华北,打烂天津,与北京共存亡。当时的北京城池,是世界最大的城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完善的城防工事体系[9],城中套城,环环相扣,其结构布局非常有利于打巷战。不要说对当时的英法联军,就是对打胜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傅作义的北京城池也不是轻易好打的。英法主攻北京,志在必得,根本没有退路。中国在天津打烂以后,把军队、军属、京郊百姓全部撤进北京城墙(上世纪五、六十年推到护城河里了)以内,只许进,不许出,北京城内,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从宫女到老大妈,全民皆兵,卫国就是保家,谁都无法当逃兵,都是哀兵。在城墙以外坚壁清野,该烧的烧,该砸的砸。传檄天下,号召天下兵马、天下豪杰起兵勤王,奔赴北京,从外围兜剿,里应外合。号召全体军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只留首级。恢复战时体制,以敌人首级为唯一标准重新调整全国各级官员队伍。交一个首级授秀才,交两个首级授举人,交三个首级授进士,交十个首级授实缺县令(县长),手下交一百个首级授实缺知府(市长),手下交一千个首级授实缺巡抚(省长)。一手交头,一手兑现。全国各级现任官员,砍不到首级的,一律让位或暂时留任。只要有这样的政策,全北京城的老大妈,都会为了老公和儿子的前程,提着菜刀冲向街头。两、三万英法联军,根本就不够砍。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官军为邀功屡有割百姓首级冒功的。这种事情,鸦片战争中不会有,因为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长得太不一样了。即使用十比一、二十比一的代价全歼两万多侵略者,对有四亿多人的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极其微小的代价。

  有学者认为,道光咸丰是少数民族皇帝,不敢用汉人打战,值得商榷。打洪秀全,还是用了汉人曾左李。蒋介石不是少数民族,一样不战而弃东北、不战而弃平津。斯大林不是俄国人,希特勒不是德国人,一样都能打仗。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期间,民兵不能用来作战,因为没有足够的军事训练,值得商榷。太平军和湘军都是农家子弟,都比八旗、绿营能打。现在非洲那些出身低微的文盲儿童少年兵,也很能打。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打不赢,是因为道光咸丰没有钱打仗,这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要说国库就在北京,不要说当时住在北京的皇亲国戚、富商巨贾、文武百官总共有多少钱,光说皇宫里、圆明园里面的东西,值多少钱?拿出一个零头,在北京打巷战都用不了。天下豪杰来北京勤王、割首级博取功名,自然是自带兵马粮草。在城外的圆明园,可以放两、三万志愿军,在圆明园有值钱东西的地方就地布防。后退一步,就地正法。讲清楚,你手边的东西,你死不了,全归你。守不住了,你死之前,全部毁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读两次鸦片战争史,读出来的结果,和主张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学者,完全不同。我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不是打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有打。中国那时有四亿多人,有近百万常备军,在鸦片战争史中,中国出兵万人以上参战的战役很少;中国军队战死千人以上的战斗很少。多数战斗,中国军队都是一触即溃,伤亡都很小。这哪里是打仗,根本就像幼儿园小孩儿过家家。(斯大林格勒巷战,不讲双方伤亡多少万,苏方自己就地正法的逃兵就有一万多人。)这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常态。道光咸丰如果敢打,一样能赢,但他们畏敌如虎,畏战如鼠,根本不敢战,根本不想战,早就未战先败。

  咸丰作为最高统帅,更是弃政府、军队、人民于不顾,大战在即,临阵逃脱,不战而降,庞大坚固的北京城池,拱手相送。两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咸丰对英国人要的那点小钱,根本就不在乎。前线统帅在付广州赎城费和南京赎城费的时候,出手又多又快。从上到小,一是钱多,二是怕死,三是从来不敢在大城坚城打巷战,怕打破坛坛罐罐。上行下效,一以贯之,少有例外。这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军事通史》,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能否巷战,有一段叙述,全文如下:

  故都北京城墙高厚,外城、内城、均挖有宽深的护城河,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城内尚有满汉守军13.3万余人,城外另有马步万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存在着防御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当时,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凭坚固守,等到各省“勤王”之师到来之后,实行内外夹击,持久作战,使联军滞留于坚城之下,进退维谷,有可能在严冬到来之际迫其后撤。法军指挥官蒙托班就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而严寒即将来临,我们所得到的全部情报均不允许我们在十一月一日后仍停留在城前。”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认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固守的准备。10月8日,在联军的威胁下,释放了巴夏礼等人。10日,侵略军照会清廷,限三天内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手,否则即行攻城。城内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10]

  可见,中国必然失败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大小火炮数千门,守军十五万,百姓数十万,仓谷钱粮均有积蓄,防守坚城,攻城敌军只有两万多人,还没有攻城大炮,中国为什么必败?联军定于十月十三日攻城,十一月一日就将难以为继,也就是说只需守城十七天,就胜利在望,中国为什么必败?

  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开放,英国用武力开放中国,并非完全不正义。这种说法,实难苟同。我也不认为,中国开禁鸦片就完全错误,英国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要在中国卖鸦片就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英国也在英国允许英国人吸鸦片,也允许中国人种鸦片到英国去卖,那就是平等互利,那英国打鸦片战争就没有什么非正义性。但英国规定英国人在英国抽鸦片就砍头,却发动鸦片战争要中国人抽鸦片让英国赚钱,则英国打这场战争就没有丝毫的正义性。这根本就是拿中国人不当人,禽兽不如。

  如果道光或者咸丰打赢鸦片战争,整个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就完全不同。代表亚洲出头的,就不是明治,而是道光或者咸丰。自上而下在浴血奋战、砍杀首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统治阶级,很容易回到郑和下西洋的进取精神,走向世界,与欧洲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工业化,就像明治和俾斯麦一样。中国社会也就不需要自下而上的革命了。中国继续作世界第一富国、第一强国。英国永远超不过中国,美国永远超不过中国,俄国拿不走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日本也不会脱亚入欧。人类历史就不会出现1865年到2025年这个小插曲,这个变态。

  六.甲午战争

  根据学术界不同计算,甲午战前,中国总产值至少是日本的五倍。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对于只要迁都抗战,中国完全可能打赢甲午战争,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马关条约,更是没有一丝一毫要签的必要。甲午十年前的1885年,刘铭传就上奏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挥师东进、平定日本,慈禧不准。甲午战前,中国的产值、人口、疆域、政府财政收入超出日本许多倍。中国陆军近百万人,日本陆军不到三十万人,装备相当。中国海军总吨位大大超过日本,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当。北洋水师失利之后,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中国绝大部分人力、财力、物力、军力,根本都还没有动用。日本是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借钱打这一仗,此时已是民穷财尽,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本土仅剩的最后一点部队也准备装船开往中国。连康有为这个书生,都一眼就看出来,只要迁都抗战,中国必胜。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只要迁都抗战,日本经济、军事最多只能坚持三、五个月,当时列强驻东京大使馆都知道这个情况,只有慈禧、李鸿章蒙在鼓里。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相对富裕的程度,是今天中国人难以想象的。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国就给日本还清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六、七倍的巨额赔款。用这笔钱做军费,不要说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就是重建两支北洋水师打到日本去,也是绰绰有余的。日本用这笔巨款,扩充海军,发展教育,十年后再度发难,大败俄国,一举进入世界前三名。不是甲午战争,而是马关条约,把中国从大国、强国,打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国力开始加速度下滑。甲午之后,直到现在,中国再也没有远洋舰队。

  甲午的时候,对中国来说,成为世界强国还是很容易的,没有任何武器禁运和科技禁运,科学技术也远没有现在复杂,只要有钱,不论多么先进的武器、多么先进的科技,花钱就能买来,并且都不怎么贵,这是美国、日本、德国后来都能超过英国、法国的重要原因。如果慈禧、李鸿章同意迁都抗战,抗战到底,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人类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不签马关条约,孙中山根本就不会革命,也不会有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在迁都抗战中打赢抗日战争的新的统治阶级,很容易革故鼎新、变法图强、赶美追英。不签马关条约,日本就没有机会在中国东北打日俄战争,就更不可能有九一八,日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今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明治维新只占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就是慈禧、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明治能做的事情,慈禧没有一样不能做,没有一样不好做,但她就是不做。慈禧、李鸿章,千古罪人。慈禧、李鸿章的无能、腐败、卖国,决不是历史的常态,决不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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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中国西北大学78级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密苏里大学MU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社会学博士。理论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世界体系论、社会发展大战略。方法论研究方向为定性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分层社会学。主要英文著作为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美国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十多次。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题负责人,主编研究生教材《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著有《社会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教育部科研项目【2008】890号“国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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