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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三)
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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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自耕农经济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土地都是公有的,在氏族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实行“公田共耕”的集体劳动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当时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仍然是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父系大家族公社。夏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赵岐《孟子注》:“民耕五十亩, 贡上五亩”。《周礼·夏官·职方氏》:“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就说明在国家机构出现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 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而其“贡”是通过劳役的形式在10%的公田中劳动,其余每个人都“各有其所有”。因此 ,夏基本上是“公田共耕”,继承了氏族公社公有制的性质。这从考古可以发现这一点,当时的房屋一般都在上百平米和几十平米,可居住十几人乃至几十人,耕作单位比较大,人口比较多 。“公田共耕”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所有的土地仍然是共有的,属于成员共同财产,只是在生产方式上,划出专门的“公田”用于公共事务。

  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王权的加强,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向名义上的国家公有的方向转变。当时的土地君有、王有和国有,其下层则仍然是以族群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公社公有制度。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尤其耕作工具的发明和改进,耕作一块土地不再需要多人参与就可以完成,促进了生产单位由大型化向小型化的演变。西周时期青 铜农具已使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尤其是新的起土工具耜的使用,促使了耕作方法的改变,出现了“耦耕”制的耕作方法。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父、子、孙三代父系大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生 产单位,生产组织规模缩小,由父子兄弟之间进行协作,进入农村公社“公田私耕”阶段。父、子、孙三代大家庭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公田私耕”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的可能。但由于 传统集体耕作制度的影响,国家赋税征收仍采用劳役地租形式,从而使西周时期的劳动组织形式呈现出集体向个体的过渡,这一转化过程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由于耕作单位小型化,人口的繁衍,对地块的布局也产生了要求。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来的耕地面积需要的劳动力数量降低,必然会出现劳动力剩余,造成浪费,甚至出现分配上的问题。这 就需要一种制度让每个人都拥有土地保持下来,把土地分成块状的井田,把劳动力固定下来。因此说井田制度一方面是因应生产力水平提高,家庭小型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管理的 需要,尤其是适应征税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度转变而来的,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西周井田有两种系 统,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 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商代后期,商王继承制由前期的兄终弟及变为父死子继,当视为父系大家族公社的解体、父子之间继承关系加强的重要标志,也为以家庭为单位 的土地继承制和小农经济的扩展提供了条件。这样,井田制的推行是适应耕作单位小型化而产生的,并与夫子相传的继承制一脉相承,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普遍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发展,尤其是周后期,由于周王室的权力和地位的下降,九夫而无公田的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战争,拓地开荒,私田也大量出现,要求井田瓦解。因为新的土地的开发,私田的大量 出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春秋时代文献出现大量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 即指逃出井田的农人。这就客观上要求打破井田制。尤其是在扩地比较多的诸侯国,比如秦国 。另一方面,由于铁器、牛耕的使用和私田的大量开垦,公田上的集体劳动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于是以齐国为先导,各国都先后进行了赋税改革活动,“均田分力”、“与民分货”,改劳役 为实物租税剥削,农村公社也逐渐解体。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征税。这样,随着土地的私有和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个体劳动 能力进一步增强,耕作单位进一步缩小,到了战国初期,东方各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已是李悝、孟子所说的“治田百亩”的“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秦国较为落后,但到商鞅变法时 ,也“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表明当时秦国在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成熟的个体小家庭从父子兄弟大家庭中分离出来。至此,个体 小农生产组织形式完全形成,封建地主制社会确立。中国的社会历史进入新的时期。

  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不断变换的政权所 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社会这 个根基。

  那么,为什么小自耕农经济基础能够在中国历经2000年而不衰,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与历代的限制兼并使有关系的。长期以来,以口授田,限民名田,抑制兼并,巩固了小自耕 农的经济基础。董仲舒认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占),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荀悦:古 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占田逾限,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 本,适足以资豪强也。《汉纪论》。由此可见,但是由于兼并的产生,中央财政面临危机,农民饥荒,激起民变,动摇统治基础,便规定限田。根据董仲舒等的建议,汉哀帝采纳了限民名田 ,抑制兼并。中国的土地制度兼并和反兼并的道路上循环往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目前,反对私有化反对土地集中仍然十分流行。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税收与土地占有密切相关。但名为向田征收,但因为无法做到科学精细的管理,实为向人征收,期间占田的变化,人口 的增减、迁徙,如何能够征收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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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河北人,经济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发展、城市化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言论要自由,呼声应倾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发言要谨慎,行动要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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