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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村镇人口拥有物质财富来延长中国的工业化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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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形成“就业创业—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产能平衡—均衡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动能传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

    节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204—208页。

    工业化发展阶段,由于其生产标准化和大规模化,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和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一旦一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上升,并比例越来越高,则因服务业的非标准化和小规模,劳动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并没有结束,因为户籍农民中工业品的消费享受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如何在这一宝贵的时期,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其购买工业品的支付能力,延长工业化的时间,是保持中国经济未来15年中高速度增长,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

    从2017年81319万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绝大多数是常住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人口)的富裕程度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2017年分别只有13432元和24600元,农村57661万居民月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20元,23658万城镇非户籍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50元。比城镇户籍居民41100元的年和月342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了很多。而且,从人均拥有的住宅不动产财富看,城镇户籍居民是农村户籍居民的18倍多。

    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消费内容。人均年可支付收入41100元的城镇户籍居民,其收入消费比为67%,消费内容中大多数家庭,或者很大比例的家庭,住宅、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汽车等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消费结构中,教育、旅游、医疗、健康、美容健身等等的比例越来越大;工业品的消费,也从传统的物品,向饮食生态安全、居住宽敞舒适、服装质地品牌、家电智能环保、家具高档时尚、轿车趋于中高档等升级;当然,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城镇户籍居民,为了购买住宅,从银行贷款,按揭支付,背负了程度不同的债务;一部分90后和00后年轻的城镇户籍和非户籍居民,从以收定支,成为收入月光一族,并且通过信用卡和消费信贷,借贷消费,追求超过自己收入能力的消费。

    然而,从57661多万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率达到81%,高于城镇户籍居民水平。这符合低收入人口收入消费率高和高收入人口收入消费率低的规律,城乡户籍居民间收入消费率差距在14个百分点左右。从农村居民的消费内容看,许多村民住宅没有清洁供暖、排水设施、室外或室内冲水厕所,有的甚至宅院泥泞、人畜混院,一些房屋防震、防洪安全隐患较大,有的村庄因收集处理公共服务和设施不全而垃圾包围、污水横流;从家居内看,许多家庭装修一般,甚至是土、砖和水泥墙地,家俱简单陈旧,家电年久老式,许多是城镇居民淘汰下来的二手物品;而从日常消费看,大多是质量较低、价格便宜的日用工业品,甚至假冒伪劣、时限过期、短斤缺两的产品横行乡下;农村2017年家用汽车每百户普及率达到19.3辆,刚刚接近汽车社会门槛,但低档一手车和高耗油的二手车较多。而从教育、旅游、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方面看,占消费结构的比率比城镇居民低得多,许多村镇教学质量比城市教育差,还有数量不小的乡村留守儿童,送子女出国留学接受教育的更是罕见;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地区,以及有的少数民族出外朝圣农民外,大部分农村居民出外旅游消费还不多,出国旅游的更少;医疗和养老等消费水平,从合作医疗和养老金方面,与城镇单位退休职工和城镇一般居民比较,差距很大,加上过去农村的养儿助医防老解体,许多家庭子女上学、家庭骨干大病致贫者较多,而很老年人大病久病因费用昂贵而得不到较好的治疗。

    这说明数额巨大的农村居民,包括在城镇务工的1亿多中老年农民工人口,住宅、装修、家具、家电品、汽车、衣物和其他一般日常用品的工业物质消费品的消费还没有满足。这既是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有支付能力不足形成的问题,也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规模。关键是如何激励他们在创造拥有财富的同时,提高中低居民收入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扩大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延长工业化时间,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

    让城乡居民拥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财富。在不改变城镇、沙漠等土地国有和农村及城郊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确立自然人和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使用年限可以永佃、999年、500年、200年等,到期自动无偿续期。即城乡居民可以拥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财富:农村居民可以拥有宅院、林地、耕地、鱼塘、牧场和其他建设用地,即拥有使用财产权的土地;城镇居民也可以有与住宅关联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永续使用。在第8章中我们将讨论通过调水改土,扩大国家可利用土地,届时我们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供给将大大缓解,废除耕地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土地由市场交易决定配置,鼓励城乡居民购买宅院、耕地、林地、园地、鱼塘、草场等土地,拥有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财富。土地及房产,应当成为居民资产中最大比例、不贬值并会升值的财富。

    沿袭中国居民曾经购房置地的文化传统,应当鼓励城乡居民购置自己的住宅等不动产。对于一些新到城市的移民,以及愿意租赁房屋居住的居民,特别是城镇农民工人口,政府应当提供保障房。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研究发现,(潘毅、陈品妤、李齐,2018)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口规模控制的目标下,中国各地城市政府倾向于把公共住房供应视为吸纳“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向低收入人口的廉价租房则仅开放给限于“户籍人口”。而在城镇长期就业居住但无法落户的农民工,在人口治理逻辑里并不受欢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他们的纳入程度极低,相应的住房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明显不足。

    因此,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主导全国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规划,根据中央和地方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发展目标,定期公布、监督各地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将全国30%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2)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中,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放宽现有住房保障福利的准入条件、以收入为参考标准制定可负担的租金,使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外来人口,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3)在进行城中村整治及棚户区改造工作时,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住宅,由住建部协同省市相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向基层单位统一拨款并提供技术指导,以修缮来妥善解决其消防安全问题。

    (4)目前大多数城市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申请以“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为申请基础,城市政府应将目前社区网格化机制所掌握的外来人口信息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联动起来,并监督出租人担负起备案的责任,方便农民工进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申请。

    (5)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并实行2017年出台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住房租赁法规,保护租赁双方的平等权益,加强规范、监督房地产企业的规模化租赁业务,或可参考德国2015年出台的《租金刹车法》(Mietpreisbremse),在房屋供应紧绌地区,加强租金指导价格的约束力。

    (6)为缓解外来人口住房压力,可积极探索将“城中村”改造建设成公租房的可行性方案。为了避免重蹈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对农民工的驱逐,我们建议城中村改造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相结合,以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该路径不仅可操作性高、成本较低,亦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城中村本身交通区位方便、周围生活机能方便的优点。实际操作上,政府需在财政上进行投入,进行基于社会公平的有效支持和监督,并确保改造后可负担的房源租金。

    就微观来看,汽车既是城乡居民代步的工具,也是其除了不动产、存款、装修等以外,家庭财富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国民经济产业关联来看,有学者研究(郭克莎,2001),中国汽车工业对主要上游产业的完全需求带来的增加值,达到汽车工业自身增加值的两倍多。汽车工业对上游产业产生很大的直接需求和完全需求,主要是林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等。其中汽车工业直接需求最大的主要是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橡胶制品业三个行业, 完全需求最大的,除了这几个行业之外, 还有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等。广义的汽车产业,包括了汽车制造业和与汽车直接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从就业来看,由于生产规模大,涉及范围宽,汽车产业既提供了很多直接的就业机会,又带动了很大比例的间接就业。在作为主要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几个发达国家中,与汽车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拥有较大的就业人数,尤其是汽车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大幅度增长,就业比重明显提高 。

    在改变汽车燃油结构、发展新能源车、控制燃油汽车排放标准等努力下,中国在发展公交、地铁、城际轻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发展城乡家庭用车。迈向现代汽车社会。从2017年一些国家每千人拥有家用汽车的情况看,美国为797辆、日本为591辆、韩国为400辆、德国为572辆、中国只有133辆。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7.5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19.3辆。中国进入到现代汽车社会,城镇还在初期,农村刚刚起步。

    中国既要整体上推进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中,一些地区人口也到了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阶段。而汽车可以推动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过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中心城区昂贵的房价和拥挤的环境、交通使人们不得不借助汽车实现在中心城区工作、在郊区居住,使得城市核心部逐步呈现出夜间人口疏解、大型店铺郊区化、城市机能分散化、商业街衰退等城市中心区空洞化的特征。当汽车不断地进入家庭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进入效率和速度的社会,周末生活、夜间生活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周末郊区游、自驾游等越来越普遍;晚间在外逗留的时间也大大延长,夜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夜间消费和服务需求更加旺盛。围绕着汽车将诞生众多的消费内容,如汽车餐厅、汽车电影院、汽车旅馆等等。汽车增加了人们的出行频率和时间,催生新的消费形式,像超大型购物中心“摩尔”就是汽车社会的产物。

    除了住宅和汽车外,中国建设一个城乡居民富裕型的社会,还要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置换升级家庭中的家具、家用电器和移动终端等,使其实用、便利、美观、舒适和智能化;提高、增强食品、衣着、洗涤、化妆等等日用品的质量、生态和安全性;并且在服务消费方面,使更多的城乡居民接受良好教育,增加旅游、保健、运动、美容和其他文化等消费,享受价格低、疗效好、服务到位的医疗和养老等消费,提高居民生活的质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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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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