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为基础去想象世界格局和国家安全
——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
在过去六十年里，中国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时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对于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显与革命年代的军事对抗经验有着延续性。现在则反过来，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简单地抄袭西方人的看世界图示。前五四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是希望把中国的政府组织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竞争世界中间自存，而后文革时代的学习西方是要瓦解中国曾经的社会团结并放弃对外竞争目标和最低利益防护，这是主流学界放弃社会责任的堕落表现。
毛泽东看待世界格局的图示中间，有多个方面的认识论来源：首先是从近代史中间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不能抄袭列强的社会制度模式和军事竞争方式，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采取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其次是绝不幻想列强的“善意对待中国”，而且选择支付较高的安全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竞争方略中间，毛泽东在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重视无形实力的提升，由此主张要反对管理的常规路线，坚持最小化强制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鲜战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国际竞争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检验。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激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管理层蜕变的社会学认识（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由此开始了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具体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间对党史梳理中间提出“路线斗争史”的中心线索，直接把管理层对扁平化管理的排斥这样一种“右翼激进主义”作为优先对待的问题；在1970年代早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改善、内部文革濒于崩溃时期，再次把统治阶级的蜕变问题作为对外竞争的关节点问题提出来，这是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背景。正是在三个世界理论中间，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已经丧失了作为标准的意义，改而突出出来的是统治阶级的蜕变和弱势博弈者方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中国作为旧殖民主义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经历
近代史上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 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如果对照1860年英国纺织行业的总资本数量8200万英镑（其中机器部分约5300万英镑）、全部制造业总资本数量1.56亿英镑（约6亿两白银）的数字， 就能够更为具体地理解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大量的鸦片销售对其余工农业产品的“市场挤出效果”也很明显，这无疑压缩了其他产品的市场容量：“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鸦片一直是中国进以商品中最为重要的项目，每年进口价值在3000万至4000万关两之间。此后，棉货类的进口值才超过了鸦片。”
如果说短期的损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还能够统计的话，列强损害中国一切建设性力量的成长，防止有抱负的那部分精英掌权，有能力灭绝一切建设性的政权和组织力量的成长过程（哪怕是国民党这种建设性远远不足的政治实体也在列强的反对之列，1913年以“五国大借款”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无形的长期损失就难于估计了。在近代中国，无论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努力还是发展经济的努力，都与列强在中国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标相反，这样，列强就始终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建设的破坏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对于奥斯曼帝国则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挡俄罗斯的压力，对于中国政府却惟恐其太强以至于不愿完全服从列强的意志，因此，列强相约在中国扶持最腐朽堕落的势力：
“英国之所以在签订《巴尔塔里曼尼条约》和《南京条约》时对奥斯曼和中国区别对待，就是出于这一同样的‘有趣的规则’。如前所述，尽管两个条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巩固英国的亚洲主宰权方面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强化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而后者是要削弱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足够虚弱，很久以来奥斯曼帝国可以为英国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简言之，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与30年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英国霸权之下的西方列强在选择中具有明显的偏好，它们宁愿与亚洲分崩离析的旧制度为伍。和它们打交道，也不愿与新生的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与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国与中国的战争，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战争，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尊重对方主权、建立互惠的商业交往环境，相反，它要强加给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关系，这与各国平等和国家主权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与衰微的旧制度为伍显然比与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为安全。”
列强要在另外一个国家遂行扩张与榨取的目标，这远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能在考虑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计算了侵略者所愿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数量之后，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问题。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数量，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 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国防经济学中间区别了普通的经济行为和冲突行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论和冲突理论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两个平等的分支。第一个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获益的基础上，第二个分支建立在争夺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之上。”共同获益于争夺不对称优势显然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还有三个共同点：“在决策者层次上最大化必须遵从资源约束；在总量层次上均衡决定是平衡和综合这些独立的私人决策；在生产的一般过程中资源投入转化为期望产品。”“冲突理论引用交战和斗争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投入由双方的斗争性努力构成，而产生的‘产出’则是以资源和收入的最后配置形式。”
因此，侵略的成功，还要联系反侵略的无效，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特殊的“产出”。晚清政权的无能使其凝聚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无法筹措足够的反抗成本去对抗列强，这就更加改善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效果-费用比率，鼓励了列强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来满足其榨取目标。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种近代史困境被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得淋漓尽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瓜分非洲问题上达成了稳定协议，英国在印度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是，列强在中国只能寻求不稳定的势力范围，这种“不稳定性”占有状态助长了短期化行为——列强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剥削的目标，而热衷于在短期内尽可能实现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差别待遇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但禁止在印度销售，要全部贩卖到中国来卖。英国在印度的行为，显然意味着把印度作为一项“长期资产”而加以经营利用，对中国的榨取行为，则明显不作长期打算。所以，仅仅概括列强在世界各地扩张中间的“常规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国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强这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得“冲突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内涵与列强对中国的“短期榨取”目标相一致，这就使得“阶级矛盾对抗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质”的“矛盾冲突分析”。又由于在列强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中间，中国遭遇到数量惊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损失的数量客观上界定了人们愿意接受的为避免损失而支付的成本数量，较高的风险总是会提高支付高额“保险费”的意愿。从中国近代史遭遇的损害看，必然会在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国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安全和发展战略”就是此种意愿的具体化。从列强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中间，毛泽东还从中提炼出一个“先生打学生”的基本结论：简单跟随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间获胜的，换言之，按照列强的制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这就需要在列强已有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之外去寻找博弈方法，毛泽东这种另类思考后来得到国共军事竞争经验的强化。这是毛泽东与过去和今天主流学界的思考路径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的巨大规模，在采用有效的动员模式之后，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无须仰赖外人的善意和恩赐。与此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够大，以中国经验外推时容易忽略这个关键的区别，相当多的小国是没有能力自外于国际市场而求得经济发展的，也不能筹集足够对抗大国干预的成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权经验，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实际上在中国也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文革后被刻意放弃），而市场化和科层化这两种“正规化的方式”在穷困经济体中间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这就妨碍不发达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动员，结果出现一种结构性的缺陷为列强所趁，在战后建立起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秩序，也导致第三世界理论中间所隐含的趋势预测过度乐观，后来也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