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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最大化:中国新目标,人类新文明
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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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判断中国目前面临的空前严峻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是制定新的应对方案的依据。从收集到的信息看,大多是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领域的建议,缺乏对世界和中国的未来走势宏覌的把握,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百年变局的真正含义。

    一、美国打压中国的背后

    美国围剿中国、打压中国、扼制中国已成定势,把此归因于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改变,中国应回到韬光养晦之策,实在是肤浅与迂腐之见。美国两党对华政策高度一致表明,这是美国内政的需要。

    2019年美国国债首次超过23万亿,2020年利息需要7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债接近6.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信用建立在利息按期偿还的基础上,否则其信用就会随之崩塌。今明两年,是美国国债利息额度超过政府支出能力的关键年,同时也是大量美国企业债集中兑付之年,这是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局面。

    特朗普为减少支出,几乎与所有盟国翻脸,要求对方增加开支,并先后退出《巴黎协定》、《中导条约》、《伊核协议》、《世卫组织》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同时大打贸易战,制裁中国、俄国、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伊朗等。疫情泛滥失控,更使美国雪上加霜。4月份,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24万亿美元,5月份突破25万亿美元,如今突破26万亿美元大关。随之,美国恶化中国的关系步步升级,把中国作为头号之敌。这样可以把美国陷入困境归罪于中国,转移民众的不满;打压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维系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美国是依赖国债打赢独立战争而诞生,之后依赖国债而发展强大,爬上霸主地位。1945-1960年,美国生产着全球1/3的工业产品,主宰世界贸易,经常发生财政盈余,但国债余额保持平稳不变。美国将财政收入用于本国福利,而不再偿还国债。美国历届政府只要保证归还到期利息以维持信用,可以不断发债,让世界为其买单。国债与美国命运牢牢绑定,融为一体。称为“债因战起、国因债生、战因债成、国以债兴”。美国的对外战争和国民福利都依赖国债。而特朗普却面临美国信用崩溃的局面,不得不走上挺而走险之路,以目前持有的经济、科技、军事优势全面挤压中国,企图获得有利的空间,夺取正常手段不能获得的资源,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来挽救美国。

    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美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领头羊是依靠全世界的资源作支撑的。为了讨好选民而减税和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系。一个简单的常识,债总是要还的,这条路是注定行不通的。美国以中国为敌的种种表现,是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

    当今世界是全球现代化时代。以物质财富为目标,以GDP为尺度,以自由貿易为手段,以美国为榜样,建立了世界秩序。现在出现了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作为世界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世界秩序的操控者的美国,特朗普首先跳出来反世界自由貿易,反世界秩序。这说明出了大问题。

    全球总人口75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

    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所谓的全球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是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2050年将达到98亿,现在一个地球不夠用,将来80亿、98亿都向发达国家看齐,都要过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要增加多少个地球呢?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近现代文明是西方开启的。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将人的物欲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必须忍受困苦和磨难,死后才能进入天堂享受幸福。因此,人在现实生活中要克制一切欲望,争取来世的幸福。欧洲中世纪后期,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和文人,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高举“人”的大旗,呼喊尊崇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现世的快乐代替来世的幸福、以享乐主义取代禁欲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吹响了“人的解放”的号角,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将“人的解放”向纵深发展。这个时期的思想家鼓吹一种观点,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追求快乐。如十七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生命在不停地运动,人生就需不停地追求,不停地趋乐避苦,不停地追求享乐和幸福。

    那么,人怎么才能快乐呢?这就是满足人的感官的欲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于人的这种本能。(1)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2)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当作人生的价值,这就是西方文明倡导的物质主义。

    在商品经济中,钱是一般等价物。有了钱,就能买到一切,享受一切,从肉体的需要到感官的满足。有钱才能快乐,赚钱是人生的第一要务。金钱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逐渐演变为人生成功的标志,金钱成为人生的目的。货币是人心目中的上帝,银行就是教堂,人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恩格斯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3)一切为了钱、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行为准则。

    人要快乐享受,要满足物欲,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创造了日益灵巧的市场经济制度,迅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协调不同个人、阶层的分工,保障不同需求的交换。西方社会从民众到企业到议员到总统,都把保障经济繁荣当作首要,因为只有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丰饶才能满足感官的享受。经济增长成了最高原则。政策、方针、道德、法律以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都服从于这个最高原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抛弃经济自由主义,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发行国债,兴办基础设施,以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复苏。在这之前,美国人曾经把“空着肚皮上床睡觉,比借钱买晚餐要好”作为持家立业的座右铭。凯恩斯主义使美国人彻底抛弃了新教伦理,在“先享用、后付款”的口号下,创立了分期付款、抵押贷款与信用卡制度。美国人和西方人的纵欲无度有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追逐时髦、奢侈消费成为时尚。这是刺激需求,对经济增长有利。对经济有利就是好的、善的,盛行西方的经济主义得到社会各方的认同。为了保障本国经济的发展,不惜穷兵赎武,控制、掠夺他国资源,甚至向外侵略。

    科学技术受到追捧。高科技带来先进无比的军事手段、新颖繁多的民用产品,成为巨额利润的源泉,满足人发财的欲望。高科技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创造丰饶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感官的欲求。西方人重视科技、崇拜科技、迷信科技引发的科技主义越来越偏离人文关怀和价值方向,将人类逼近毁灭的边缘。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全世界的核武器可以炸毁地球10次,平均每人可以分得3吨以上的炸药来消灭自己。英国生物学家断言,未来的基因武器只需20克就可以毁灭全人类。科技主义使人类陶醉在技术的每一次胜利之中,然而对技术进步造成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巨大冲击疏于防范,甚至不计后果。石化能源造成环境的污染,化学制品给人类的毒害,已引起全球的生态危机。基因生物工程带人类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前景难测,科技主义造成人类逾来逾膨胀的贪求和欲望,以为科技会像魔术师一样源源不断地变出人需要的一切,从而更加疯狂地榨取和盘剥大自然,不用担心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一切恶果都可以由科技来解决。过于相信科技的力量,而放弃人类行为的约束和伦理的变革,使人类的处境越发危险,陷入可能爆发的更大危机之中。

    早在远古时期,希腊人就在德尔斐神庙里铭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苏格拉底最早将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自那时起,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对人究竟需要什么、人怎样才幸福等一系列有关人的基本问题仍处于迷惘之中,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大问题熟视无睹。正如卢梭所说:“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不能带来金钱与财富的人文科学被挤到文化世界的边缘。人文主义启动了“人的解放”、发现了人的价值,从而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而西方文明使人从神的奴仆变成了物的奴隶,人文主义变成了物本主义。

    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经济主义、科技主义汇集起来,成为一股推动经济发展的洪流。经过如此精密的思想包装和理论武装,西方人再不受来自神、上帝的束缚,也不会受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快快发财、尽情享乐成为主导西方人几百年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正是这三百多年,西方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功在于诱导和释放人的能量去追求物质,也正是这一点使西方工业文明陷入危机。成功的原因正是危机的根源。西方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恶化。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欲求是人的本质,而欲求是利己的,“每人都想一切为自己,要占有一切,至少是控制一切,而凡是抗拒他的,他就想加以毁灭。”人从欲求出发,“不止是肯定自己的生存而已,而是遇着别人的生存有碍于他的时候,就要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4)卡莱尔虽说人类是野兽,但卡莱尔并不希望人类是野兽,而叔本华认为人类就是野兽,不过由于人的欲求经常得不到满足,人类是一群痛苦的野兽。

    三、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反省

    1968年4月7日,由众多学者参加的罗马俱乐部悄然成立,向现代物质文明的盲目的自以为是发出严重警告是它的宗旨。1972年3月发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研究了世界人口、工业增长、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五种参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到2100年以前经济增长将要终止!报告说:“限制增长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进行的途径是很清楚的,必要的步骤对人类社会来说虽然是新的,但却完全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报告寄希望于人类关注长远目标,“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并对这个目标承担责任,短期的关切会引起指数的增长,以致推动这个世界系统走向地球的极限和最终的崩溃。有了这个目标并承担责任,人类从现在就会准备好开始有控制地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

    这部警世之作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引发了对未来世界悲观与乐观两派的激烈争论。尽管这份报告对世界未来的预测未必正确,但它传递给全世界不得不重视的信息:地球的有限资源将终止西方文明的进程,人类为了自己的命运必须停止对资源的无限掠夺。

    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二份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这份报告指出要通过全球协调、全球合作,将世界体系引导到有机增长的道路上去,为此提出了“全球伦理学”的新概念,对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要求是:

    (1)每个公民都应当具有世界意识,认识到自己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一员;

    (2)发展少使用资源和延长产品寿命的技术,而不是以最大限度的生产率为目标;

    (3)必须树立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而非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对自然的态度;

    (4)人类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代人的需要,还要有历史责任感,为子孙后代着想,不搞“竭泽而渔”。

    先觉者们在份份报告的字里行间中倾注着对人类前途的深切忧虑,情真意切地呼唤着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充满着对人类、对养育人类的地球的爱。

    人类开始觉醒。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受会议秘书长委托,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巴拉。任德和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起草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作者警告:“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的矛盾中”,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于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人类。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成为人类走向保护地球的第一个里程碑。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参加会议的共有17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团和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各国政府首脑和与会代表所接受,并在七种文字表述的“地球誓言”上签字,即“我保证竭尽全力为今世后代把地球建成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家园。”这是人类保护地球的第二个里程碑。

    工业文明在经历了240年的辉煌发展后,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开始认识到它潜在的危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使许多资源已接近枯竭的边缘;人口的大量增长,使人口数量已接近地球环境容量的临界点;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已超过了大自然的自净能力,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生物栖息地的大量破坏,使本世纪物种灭绝的速度、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了自然演化过程的灭绝速度、种类和数量……(5)这些问题已超越地区和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要求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埃德加。莫兰在《地球。祖国》一书中说:“关于地球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可能是这个千年之末最具关键意义的事件,我们与地球息息相关,患难与共。我们必须护理好地球,否则我们只有死亡。”

    十年过后,2002年8月26日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所通过宣言承认: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所确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宣言说:“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生物多样性在不断消失,鱼类资源不断减少,荒漠化在吞噬越来越多的良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显而易见,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其危害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脆弱,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海洋污染继续夺去数百万的无辜生命……”。在本届会议上,与会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舆论给了这样的评价:规模庞大的地球峰会,差不多就是混乱的代名词,或者是国际官僚主义的集中体现。“地球之友”负责人认为:“像这样可耻的峰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召开。”国际援助组织“乐施会”也声称:“世界各国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勇气和决心,他们无法达成有效解决贫困和环境恶化问题的全面协议。”

    为什么对“持续发展”做出庄严承诺的各国领导人会如此失望和不满呢?各国领导人维护的是本国利益,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他们的首要职责,他们不可能为了人类的“持续发展”,而损害本国的“持续增长”。南北贫富的巨大差距更造成了协调行动的困难。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摆脱贫困。为此,他们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不得不采用西方转移的落后技术,必然加剧资源的耗费和环境的破坏,并且由于资金的缺乏无法增加改善生态环境的投入。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地球人共乘一艘宇宙飞船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但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占有这一艘飞船的相同地方;少于五分之一的人口占有头等舱,消费者80%的可获得资源;而其余五分之四的旅客在下等舱,其中三分之一饥饿,四分之三缺乏饮水和住房。每个头等舱的人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是其他人的25倍……”(6)要求为生计挣扎的穷人与富人共同承担对环境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而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不持续增长就会增加失业人群、降低生活水准;不持续增长就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不持续增长就兑现不了承诺、失去选民的支持。总之,不持续增长本国民众的利益受损、自己丢掉政治前程,什么对地球的誓言呀、对人类的承诺呀、对环保的责任呀、对穷国的义务呀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富国同样把本国的“持续增长”置于人类的“持续发展”之上。

    这就不奇怪了,从来都将本国的利益置上的美国,今天撕去了一切外衣,完全置他国的利益、盟国的利益、世界的利益于不顾大打出手,这是因为内政的需要,日子过不下去了。作为全球现代化领头羊的美国带头反全球现代化,再次证明当代的世界之局已不能维系了!

    四、中国成为走向新时代的倡导者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潮流。邓小平领导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世界开放,从计划经济转问市场经济。完成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核心就是理念的转变,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第一。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以此为支点,撬动了整个中国。发展是硬道理,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使国贫民穷的中国经过41年的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是全球现代化的受益者,但也是受害者。在发展第一的支配下,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中国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环境破环、贫富拉大,仅雾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产停课,那么中国都现代化呢?

    中国需要新的转折。中共十九报告提出了走向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

    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经历了38年,理念与目标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这是革命的时代;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经历了3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从1978年改革到2018年举行党的十九大,经历了4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发展第一的时代。

    那么, 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什么新理念与新目标呢?

    十九大报告:“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习总书记说:“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理念、新目标,从发展第一转向幸福第一。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解决了发展为谁、为谁发展?

    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财富不是目的,只是为幸福提供基础和条件。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幸福中国应成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新目标。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同时有利于统一海峡两岸,消除意识形态分歧,提出幸福台湾、幸福香港、幸福澳门。

    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首要前提是共产党的理念,要为全人类所接受和拥护。这就是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替代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

    五、首要的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创建幸福中国,实现幸福最大化,就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

    我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实现根本的转变,真正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一切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关系民众幸福的最廹切、最直接的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成为解开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走入下降通道,至今没有找到原因,也就没有找到正确的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9.2%就开始不断下滑,直至2019年的6.1%。而中国投资率恰恰在2010年至2011年达到改革41年来最高47%,之后一直保持在42%至46%的水平,直至2019年还是43.1%。发达国家投资率为15-20%,发展中国家投资率为20-30%。对208个经济体的比较,平均投资率是22%。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为什么不能遏制经济下滑呢,相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不振?道理很简单,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53.39%达到最高后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39.52%,此后15年中一直处于低水平,2010年为34.3%,为历史最低,2019年只回升到38.79%。低于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58%。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校正市场经济的偏差。但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恰恰实行逆问调节,重投资、轻民生,并且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间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如果按财产计算的基尼系数中国则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少数高收入者不会增加正常消费,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又往往由国外进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缺乏支付能力。

    结果是:

    第一、占59.63%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消费率低,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严重不足而下滑。

    第二、两极分化,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舆论泛滥。

    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損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由于美国的全面封杀,提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发展”的方针。内循环,就是让国内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配套的产业链循环。问题是形成内循环的关键是什么,重点在哪里?我们依然是增加投资、扩大供给,而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

    疫情还没有结束,新基建的5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计划很快出台。所谓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丝毫不反对中国要发展高新技术,但是中国现阶段主要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还是解决基本的民生需求?这是制定国策的基本判断。

    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摧毁性打击,加上美国带头围剿中国,这使本来就处于困境的中国企业,尤其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城镇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失业救济,依靠出外打工维持生活的农村家庭生计就成了大问题。国家给农村老人支付固定养老金一般是每月75元-100元之间。外来务工人员一旦失业,一个农村家庭立即生活难以维持。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我们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减轻负担、贷款倾斜。但是中小企业的根本困难是产品没销路或利润率太低,只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才是实现内循环的根本出路。不改变6亿人月收入1000元的状况,怎么内循环得起来?

    我们要跳出认知误区,总以为投资建设能拉动发展,民生投入是包袱负担。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的差距,减轻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上的压力,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购买力。他们的消费需求就是吃、穿、住、用、行,还用担心产能过剩吗?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超过北美、欧洲、日本总人口12.25亿,国内市场十分广阔,还怕美国封杀吗?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做好分配这篇大文章。邓小平说: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7)

    从认知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通过公平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

    从实践上,根据中国目前的国力,应该集中力量解决欠账太多的国内民生问题,下决心消除各种特权,逐步解决非常不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长期以来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儿的做法,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系统化、目标化、制度化地解决民生问题。

    六、创建幸福中国

    创建幸福中国,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鼓励创建幸福城市。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

    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育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幸福的钥匙在每个人手中。

    创造幸福中国,归根到底是怎么做个幸福人?改变目前盛行的以金钱为标准、以自我为中心、以获取为尺度的价值观。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金钱是人生存和享受的基础,也是实现事业和理想的手段。但把挣钱作为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成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这就步入了误区。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现如今,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金钱是获得幸福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但不是幸福的唯一、更不是全部。

    幸福的来源是:

    物质层面。物质重大需求的满足,能带来幸福感。但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短暂的,需要不断的新的刺激,而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还有可能是有害的。所以,人单单追求物质幸福是不够的。

    情感层面。亲情、友情、爱情,信任、拥护、爱戴,都会带来幸福感。来自人和人的真情所产生的幸福感,要比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感长远得多、持久得多。而且多多益善,没有害处。

    精神层面。最幸福的是超越生命有限的永恒。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能夠给自己幸福,同时也给他人带来幸福,而被人怀念,这就是永恒。

    所以,金钱只是幸福的一个来源,不是全部,不能以金钱至上,更不能为金钱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自己。

    爱自己有三个层次,一是本能的爱自己,为了自己,损害他人,这与动物没有区别;二是理性的爱自己,以不损害他人为原则,否则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三是悟性的爱自己,真正爱自己,就是要实理生命价值。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爱他人、爱大家。

    爱他人。

    孝敬父母。最不能忘记的是父母,他们养育你、记挂你、关心你。要知恩、感恩、报恩。对父母最大的回报,就是你们的健康、平安,不要再为你操心;还有物质的赡养与情感的关爱。

    亲近周围。与你朝夕相处的恋人、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事、朋友、老乡,他们是你幸福的重要来源。

    博爱他人。中国人对认识的人一般还是比较讲情谊的,争买单、很谦让、讲礼貌,但一旦超出熟人的圈子,那就不客气了。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对陌生人也应该乐于相助。

    爱大家。

    遵守公德。中国人讲私德,不讲公德,没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就是两个人排队,也非要挤到前面去。很多人喜欢乱扔垃圾、大众喧哗、争抢座位。我们一定要克服中国人的这种陋习。

    保护环境。环境污染已威胁人类的生存,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全世界有18亿人由于饮水污染身患疾病,导致每年500万人死亡。人类受化学制品的毒害,男子精子减少55%,妇女不孕症增加。在污染源中,工业污染占41%,生活污染占59% 。爱护环境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感染他人。这是现代人的良知和道德。

    节约资源。每一个人应该做到少消耗一点、少浪费一点,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张纸。请客吃饭不要弄一大堆菜,尽量不要浪费。

    爱集体、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炼,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获取了、得到了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今天许多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而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但为什么讲道德?这个问题没解决。

    信基督的人,为了上帝讲道德,否则会受上帝惩罚。信佛的人,讲因果报应,为了来世要积德。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讲道德呢?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你不讲道德,会受舆论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七、人类新文明

    现代文明不能解决三大问题:

    一是不平等。现代文明建立在消耗物质资源的基础上,有限的地球资源与循环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地球的承载力,现代文明使人类成为享有、占有财富疯狂的一族。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只能是少数国家、少数人富裕,多数国家、多数人贫穷。

    二是不持续。贪婪的人类成为地球的癌细胞,走到哪里就吞噬、消耗、破坏哪里的资源,灭绝生物,破环环境。而人类的贪婪,不是满足有限的生理需求,而是无限的心理需求,最终超过地球的承载力而走向消亡或互相残杀。

    三是不幸福。在高竞争、高压力下,人类身心受到摧残。目前世界上有10亿人在遭受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折磨,其中有3.5亿患抑郁症。全球每年有80万以上的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一人了结自己的生命。全球饥饿人口已经连续3年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平均每9人当中就有1人挨饿。有几十亿人无法吃上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在幸福最大化的人类新文明中,这三大难题迎刃而解。

    一是平等。幸福最大化将所有人的幸福,不是大多数,更不是少数人的幸福作为社会目标、社会政策、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少数人会由于个人原因带来不幸福,但结果应该是绝大数人幸福。

    二是持续。幸福最大化鼓励物质幸福的同时,更重视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反对把物质享受作为唯一追求,降低物质消耗,保护自然环境。

    三是幸福。幸福最大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崇尚个人的生命存在给自己带来幸福,同时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世界而实现生命价值感受幸福。

    我总是听到这样那样质疑的声音。有的说:不解决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制度问题,能幸福吗?有的说:不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能幸福吗?有的说:不回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能幸福吗?

    改革是搏弈,需要智慧、艺术、方法和路径,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最大共识原则。如果改革提出的主张,立马引起纷争,那就不可行。而幸福可以为执政当局、广大民众以及各个派别都能接受,因为谁也不会反对幸福,而且具有包容性。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儒学文化强调仁爱他人、社会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实际是构建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

    二是有序可控原则。中国现实的问题很多,存在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各个领域,互相关联,盘根错节。究竟从何入手,解开一个个结,保证改革有序进行,这是需要花功夫研究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得不到约束,必须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在很大一部人群中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尤其是怎么过渡,保证局面可控,是个大问题。世界经验表明,极权制向民主制过渡固然有成功案例,但不少带来政局动荡与社会混乱。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启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民众普惠原则。改革有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广大民众带来看得见的直接利益。目前,贫富扩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民众怨气很大。在民众利益得不到应有改善的情况下启动政治改革,就可能带来社会的激烈振荡。以幸福为目标,从涉及广大民众的民生改起,然后以此为主线,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必然受到民众的拥护。

    四是标本兼治原则。改革无疑要治本,但什么是本,一般认为是制度改革,而往往忽视了决定制度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确定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相应进行制度、方针、政策的改革。尤其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的情怳下,确定幸福目标,从保障与改善民生做起,起到拉动经济、稳定社会的作用,才能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是民心?即向往幸福。创建幸福中国,就是顺心而为,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世界与中国都处在百年变局十字路口,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实现人类文明的文替,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命运。

    注释

    (1)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2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220、22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3)转引自《地球告急》第36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4)转引自《地球告急》第135页,吉林人民当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5)转引自《地球告急》第13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6)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6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7)《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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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邮箱:xujingan@vip.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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