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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 - 贺雪峰首页
农民工的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
201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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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其核心是农民进城。不过,中国城市化中的农民进城并非农民一次性进城,更非农户全家进城,而首先是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如果运气好,又勤劳,进城农民工可以获得在城市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在城市安居下来,如果经过多年打拚仍然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可能返乡。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中老年父母仍然留村务农,由此形成中国当前农民家庭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分田到户之初,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1980年代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洗脚上田、进厂务工的机会,农民家庭开始有了“离土不离乡”的务工收入。到了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大发展,成为农民创造的一个奇迹,农民收入越来越多工商业的份额。到2000年前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限制,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离土离乡、进厂进城的务工经商大规模发生,到了现在,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全国农村普遍形成了农民家庭中的半工半耕收入结构,同时也就形成了农民家庭中老年父母留村和青壮年子女进城的家庭分离。

    从以上简单疏理可以看到,之所以农民进入工商业,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密化,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工商业寻找新的收入机会。2000年前,农民主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乡镇企业务工以获得二、三产业收入机会。2000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厂进城,进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机会。一句话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机会。城市只是农民获得收入的手段,他们获得的收入是用在农村的家庭,以完成农村家庭的再生产。他们在城市工作,在农村生活,他们在城市获得收入,在农村实现价值。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村庄,城市不是归属,农村才是最终目的地。城市受苦受累受气都是为了农村过得有面子。尤其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他们不仅有过村庄的生活,而且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对村庄十分熟悉也有感情。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返乡,就自然而然。

    当前正在城市务工经商农民工主力已是第二代农民工了,也就是1980年以后出生农民工,这些现在仍然年轻的农民工往往初中毕业即进城务工经商了,他们缺少村庄生活的经验,也未从事过农业生产,对村庄缺少感情。他们初中毕业即怀揣梦想,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本。他们向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他们因此在城市打拼。他们中一些人运气好又努力,从而获得了体面融入城市的机会并在城市安居下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在打拼,并且看起来大多数难以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机会。他们因此退而求其次,考虑在家乡的县城和乡镇安居。实在不行,年龄大了仍然不能在城市安居,他们也就可能返回农村。

    无论是返回农村,还是在家乡县城乡镇安居还是真正进城,农民务工经商本身只是手段,目的却是安居,在什么地方安居有不确定性,要看努力程度和机会,机会或运气由不得自己,努力程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安居不只是有房子可以住,关键是可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要有住房,要结婚生子,要为子女读书创造条件争取接受较好教育最好考上大学,从而有好的前途。子女再生子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因此,无论进城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只要他们努力奋斗,他们就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如果运气实在不好,他们的努力也不白费,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返乡,还可以用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在农村体面生活。

    因此,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目标划分为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所谓长远目标,就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完成家庭再生产,努力向上走。所谓短期目标,就是努力赚钱,尽量赚更多的钱,利用一切条件来赚钱,赚钱的过程中,吃得不好,住得不好,休息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赚的钱可以应对家庭需要,完成家庭再生产,实现安居目标,完成人生任务。

    农民长远目标分为不同层次,最高层次是在城市体面安居,但希望比较小;其次是在县城安居,有一定可能性;实在不行,返回家乡,在村庄建房子过日子养老,同时支持子女进城再去努力奋斗,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为子女提供较好的教育,最好是考上大学。因为长远目标中的安居可以多层次实现,最低层面的实在不行就退回到村庄的安居目标具有保障,进城农民工就可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赚钱的动力。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在城市打拼积累,最终可以让自己体面返乡,以及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较好教育,以及让子女可以顺利成家生子养育后代。

    可以实现的长远目标是农民的理想、宗教、生活目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这样的长远安居目标,进城农民工所有的辛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可以忍受的,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短期的,是手段,是通向家庭幸福和未来理想的桥梁。只要他们努力,他们最终可以实现长远目标,完成人生任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生命的永恒性的宗教意义。即使作为手段的短期目标实际上很长,甚至一直到在城市打工的机会也没有了才退回农村。

    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安居的可能,最低限度是返乡的保底,让进城农民工有了积极进取的心态,有了极大巨大的活力,有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坚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混日子者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状况,也是完全不同于生活在城市贫民窟无法改变自己命运者的积极人生。虽然他们可能在进城务工经商时住的很差、吃得不好、工作辛苦,但因为有了未来预期,吃住条件就成为了手段,成为了临时性的不重要的外在环境。

    正是进城农民工对未来怀揣梦想,他们就可以爆发出巨大力量。进城农民工关于短期手段与长远目标的划分,是支持农民工勤奋努力工作的关键。虽然长远目标可能只过很短的个人人生,而短期手段却要几十年。但人生重要的是过程,且这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了积极的心态,一直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让子女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尽最大可能完成了家庭的再生产。

    孙立平说绝望比贫穷更可怕。我很同意孙立平的这个说法。当前进城农民工最低限度可以返乡,他们有家乡可返。他们能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拼而在城市安居,当然好,万一不能安居,进城失败了,他们至少还可以返乡,从而可以在农村过日子,并继续支持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打拼。进城农民工很努力,正是因为他们不绝望,他们有希望。相对来讲,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窟中,最大的问题也许不是住得不好,生活环境不好,收入不好,而在于基本上没有向上升的空间与渠道。贫民窟中所有人都在混日子,他们丧失了打拼的努力与积极性。中国进城农民工为了赚钱,普遍愿意接受“12小时单休”的加班,以获得更高收入,以有更多积蓄,以在家乡建房或为子女在城市买房,或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总之,他们在为长远目标努力,他们的人生是积极的态度,他们有着向上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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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学森曾经说: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就完蛋了!
    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中国也跟着美国搞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附庸,因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在美国,中国的资本家再大,也是人家的小菜一碟;中国要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举全国之力与国外资本抗衡!
    但是,现在要回归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不是没有可能,却有难度。要扳倒每林、摸跟的股东,没有一次类似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是不可能的!
    2017/8/6 8:36:31
  • 黄老先生既有真知灼见,又勤于发言,常常拜读啊。借此致敬!
    2017/8/6 8:21:24
  • 中国的自然资源很少,人均自然资源更少,而人的发财心被大大地激发出来,是根本不可能共富的。
    中国只有通过合理计划才能够合理调配资源,使人人有份。
    有一些东西,如亲情、友爱、关心别人等,是不会不够分配的。例如医生关心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关怀,是不会被分薄的,反而是大家抢着做,就会越来越多的。
    中国要成功解决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解决的方法,就是返回到毛泽东思想,别无他法。
    2017/8/6 7:37:45
  • 该香港行政长官的另一个杰作是将香港公屋的商场和停车场分离出来,组成一个上市公司,这种做法打乱了公屋的公平原则,现在才知道这是胡闹。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在中国私有化的过程成为思想导师,影响当时中国的领导人。
    张五常在香港租用官地经营停车场生意赚大钱,在美国买楼买股票,但没有向美国税局申报真实的收入。
    张五常是美国人,是要向美国税局申报海外的收入,因此张五常被美国政府以逃税的罪名通缉。
    倒没有听说过美国大学的白人经济学家有类似张五常的做法。
    对公有的东西,应该是公开内部的资料,由民众监督,这是香港早期公屋制度得以成功的原因。
    2017/8/6 7:15:25
  • 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工厂,聘请的工人,是香港居民,少数从国内申请或偷渡来香港的人,是先进城才进厂,他们就算是一家几口租一个小房间,也是一家人同居,就算是一家人天天吵架,也是过家庭生活。
    来深圳打工的外地人,多是要寄钱给家里人,而深圳房租很贵,如果工厂、餐馆、理发店提供宿舍,多是在宿舍住。
    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廉租公屋的建设,把大部分政府新开发的土地用来建公屋。我在香港中环打工的时候,公司的同事一个接一个住进廉租公屋,我离开公司前最后一个住进公屋的,其位置是靠近虎豹别墅,而虎豹别墅是香港缅甸华侨胡文虎开放给公众观看,成为香港的旅游景点,后来他的女儿(星岛日报的老板)因炒楼失败,卖给香港大地产商李嘉诚,李嘉诚将虎豹别墅改建成高尚住宅赚大钱。
    英国人指定的公屋轮候制度是公开操作,有关的官员难于作弊,欺骗者受到惩罚,甚至进监牢。因此有一半的香港居民住进了廉租公屋。
    在港人治港以后,有一位华人行政长官想改变香港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其他“公”的东西,将部分公屋卖了出去,后来才知道错误。现在香港楼价大涨,有人将以前买进的公屋卖了出去赚大钱。
    2017/8/6 6:34:30
  • 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深圳市内八卦岭工业区的衰败。1988年我到该地购买防电脑病毒卡,刚从农田建厂房,厂房之间有空地,后来是连成一片,该地是深圳的印刷中心,还有批发书籍的商店。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我以前常去的印刷厂,老板是广西的客家人,他早年来深圳,在香港人开的印刷厂当销售员,认识做印刷技术工作的广州人,他自己开印刷厂就请他当工厂经理,工厂是使用旧的印刷机。
    香港的一个银行贷款给他买一部几百万元的日本高速数码印刷机,我就不用做分色菲林了,把电脑文件给他就可以出彩色的印刷品了。
    后来工厂倒闭,我不知道确实的原因,他跟我讲过工厂租金增加得很厉害,但应该是印刷订单急剧下降,而且是整个印刷行业都收到影响。
    整个工厂区出现萧条的景象,外地运输公司倒闭了,批发书籍的商店没有了,连小小的茶水档也没有了,外面街道的商店十室九空。
    2017/8/6 4:12:26
  • 博主讲的是农民的个人目标,如果农民进城建立家庭受阻,还有农村可供安身。
    我研究的是国家目标,但我有自知之明,一个无钱无势且已经垂垂老了的“民科”能够做什么呢?
    今年政府已经确定改革开放已经40年。1976年打倒四人帮,1977年就是改革开放元年,在这40年中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达到城镇化的目标呢?维持下去的能力如何呢?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呢?中国的官学是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一来吃力不讨好。二来如果研究的成果不符合官方的意志,怎么办呢?因此最保险的研究方法,是把中国城镇化列表,年年城镇人口比率增加,就算是城镇化成功,皆大欢喜。
    我认为改革开放经济有以下几个阶段:
    (1)农民自发的乡镇企业和建设农民小镇
    (2)香港商人开头的农民工外销经济
    (3)农民建筑工的城市和道路建设
    (4)地产金融和股票金融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13亿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么多的人口,可用于发展经济的土地比美国少得多。我曾经当海员,轮船进入美国西北部的哥伦比亚河,在一个小镇装夹板。哥伦比亚河的自然资源多丰富呀!我们钓鱼用多个鱼钩,一拉上去就钓上三四条鱼。这个地区在印弟安人时期,他们是不用耕种就有丰富的收获,把时间花在崇拜鬼神的活动上,和中国的商朝一样。
    美国不是城市化,而是郊区化,优美的花园洋房,广阔平坦的马路很少汽车行走,在美国西部城市和郊区,没有汽车是不行的,我那个时候还年轻,走了很多路才找到公交车站,还好我摇手司机会停车等候。美国的东部城市,市中心地区衰败。
    在缺乏自然资源,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日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范,我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去过日本大小城市和小镇,东西虽贵但市面繁荣。
    深圳是中国的模范城市,30年的时间,深圳从只有东门一条街,罗湖海关两条街,发展成为房地产价格上升到天价的现代化大城市。而在深圳这个地方,能够容纳多少农民工找到工作安居乐业组织家庭生育和教育下一代呢。
    好几年前我在深圳农民城中村租过二房一厅的房屋,租金每月1300元,我家对面有一位妇女租一个很小的店面卖水果,似乎从早到晚都在店内。
    对深圳官员来说,城中村是一个污点,非要将城中村拆除建设成大马路的现代化建筑不可。但常常是变成无用之地,外面富丽堂皇,但里面的商场没有生意。
    2017/8/5 23:50:47
  • 老师对三农问题颇有研究,对他们的人生目标有如实的分析,比我在课堂上讲的真实多了。
    2017/8/5 14:03:46
  • df
    2017/8/5 12:43:28
  • dfs
    2017/8/5 12:39:45
  • 拿着30年前固化的思维来研究今天的问题,能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
    2017/8/5 11:27:49
  • 脱离实际那么远,你以为多数的80后还是多数的80前?
    到各地农村看看,村里的80后还有几个人?还有几个人没有在城市置业?能有20%么?
    2017/8/5 11:24:36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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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荆门人,1968年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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