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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五)
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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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村庄社会结构的嬗变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启动,现代国家权力快速向村庄渗透,各种现代性的革命力量借此深入到乡村社会。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国家越来越 有能力垄断所有的公权力,过去基层社会中具有公权力特征的结构性力量都只能回归到私人生活的领域;二是基于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现代观念取代了过去基于身 份、血缘和财产占有关系的传统观念,个人越来越独立,自己对自己负责。基于国家权力的普适的法律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地方性规范。

  在20世纪现代性的革命来袭时,村庄社会结构受到强大冲击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之前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这种现代性来袭时,回应方式及 改变程度也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在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调研时所看到的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即是不同区域农村回应现代性来袭所遗留下来的成果。

  第一,随着国家垄断所有的公权力,传统的血缘与地缘组织合法行使暴力的空间没有了,宗族组织不再能打人骂人,不再能强制村民,所有人都可以从地方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硬规范即限制人们行动自由的规范不再合法。

  第二,宗族和村庄的公共财产被没收后分给农民,最后归并到集体,族田和族产被分掉了。“文革”中,族谱和祠堂一度被当作“四旧”破坏,祭祖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很少有公开举办的可能。

  在国家权力催枯拉朽的打击下,传统宗族与地方社会力量,尤其是其外显的硬性部分的力量很快被消灭掉了,在传统被消灭的地方,现代性开始生长。构成传统社 会结构发生作用的外部力量很快被削平。这也是当前在农村调查,当地农民总说农村已发生巨变的原因。传统力量中,硬的力量不再硬了。

  但在南方地区和华北农村,传统的结构性力量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在观念层面,在软的方面仍在发挥作用,所谓“软的不软”。比如,在南方农村宗族意识仍然 强有力存在,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相当普遍的传统复兴和宗族再造。47在华北农村,甚至在“文革”时期,村庄两派斗争往往只是传统的结构性力量以派性 斗争形式的再度复活,甚至到了分田到户以后,因为农民负担重而引发村民群体上访背后,也大多是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南方农村与北方农村在村庄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他们回应现代性来袭的方式十分不同,传统的结构性力量不仅决定了回应现代性方式的差异,而且这种结构性力量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正在回应新一轮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来袭。

  有趣的是长江流域这个被我们称作中部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的回应方式及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江流域的村庄处于成长期(而非成熟期),且地方性规范薄弱,之前在地方社会秩序生产中具有一定作用的结构性力量遇到强有力的革命力量的冲击,很快 便瓦解消散。在华南的宗族农村,宗族想方设法阻拦革命力量,外来冲击被减缓。48在华北农村,面对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村庄内不同门派各自借用革命话语以强 化本门派的力量,革命因此被更加激进地引入。在长江流域,革命来了就来了,走了也就走了,既无结构性力量阻挡,也无结构性力量利用和挽留。

  但革命并非在中部地区没有成果,因为革命曾经来过,革命话语便在中部地区每个个体心中留下印痕,中部地区的农民最快接过现代性的话语并利用这些话语来谋取个人利益。在可能的条件下,中部地区农民最顺利地成长为现代人。

  二是传统的结构性力量一去不复返,在改革开放以后,中部地区没有出现传统的复兴。

  三是因为中部地区缺乏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可以依托,散居且多姓杂居,村内通婚成为农民应对风险的普遍方式。村内通婚,姻亲关系彻底分割了宗亲关系,村庄 内的所有人之间都有着复杂的理不清楚的关系。49这样一来,在村庄内,所有基于血缘关系的小群体都因为复杂姻亲关系的切割而难有行动能力。中部地区农村彻 底地原子化,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分散型的村庄结构。

  正是在进入20世纪之前的不同区域村庄社 会结构的差异,使得村庄面对现代性来袭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和后果。第一轮的现代性来袭是以赤裸裸的国家权力的介入为特征的,目前第二轮的现代性来袭则是以 市场经济的形式进入的。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在中国特定区域性的村庄社会结构中会如何表现,一定是有趣的事情。

  虽然在国家权力渗透的背景下,中国所有农村地区的传统力量都被削弱了,但南方地区村庄内的团结型结构仍在,并且仍然在一些被当地人所忽视的领域发挥作 用。华北地区的情形同样如此,因为村庄内有着不同的门派,村庄分裂的小亲族之间的斗争仍然影响着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最为有趣的是,在那些村庄 仍然处在生长期,其社会结构与村庄规范尚未成熟即遇到现代性来袭的中部地区,现代性最有效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及其中的人们,中部地区的人们最快地转变为这个 国家的公民,并最快地丧失了小传统地方性力量的保护。他们为了自保而试图通过村内通婚来应对各种生产生活风险的努力,却进一步地瓦解了所有基于地缘关系的 血缘关系,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立。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有足够多的机会,似乎也不再需要地方性力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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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湖北荆门人,1968年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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