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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的文化反思与中国方案
200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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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转型》的当代启示

  《21世纪》:最近一些学者主张对金融海啸进行人文反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反思,如何看待这种反思?

  王绍光:这种反思很必要、很及时。我最近经常提到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对当代的启示。这不是本新书,出版于1944年。同一年,哈耶克出版了他那本《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自发的,是出于个体的人的天性所要求的,因而是自然的永恒。自然、自发的市场秩序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造成分散自发的个体经济行为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同时又导致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活动在总体结果上的有效性与和谐性。既然市场如此美妙,政府当然不应干预自由市场,而应让市场机制自己去运作,尊重市场价格机制、减少政府价格规管、缩减政府支出。在他看来,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就是“通向奴役之路”。而波兰尼认为“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就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他警告我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是虚拟商品,而不是真实商品,因为商品必须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东西,而劳动只是人类活动的别称,土地是大自然的别称,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一个象征。将劳动商品化的危险在于,它将剥去人类社会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可能会作为剧烈社会混乱的牺牲品而灭亡。土地商品化的危险在于,人类赖以生存生态环境受破坏,河流遭污染,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万劫不复。货币商品化的危险在于,对生产性企业而言,资金的短缺和泛滥都是灾难性的,就好像原始社会的洪水和旱灾一样。

  谈到波兰尼对当代的启示,半年前,我主要强调绝不能把活生生的人当做“生产要素”、当做“商品”看待。几个月前,联系有关土地流转的讨论,我强调考虑土地问题不能只从效率(集中土地使用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现代性(城市化)这两个角度看,还要思考土地流转对人类安全和社会公平的潜在后果。最近金融海啸一来,部分在东南沿海打工的新移民要回乡,这时人们才发现,有那么一块土地与没有是非常不同的。

  事实上,2004年农业新政措施出来之后,已经有很多在城市打工的新移民回乡要求保住他们名下的土地,并有一部分新移民回乡创业,成为制造加工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先头部队。最近对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份的调查都发现,前一段时间这些省份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如果一部分移民回流的话,对本省有好处,因为,这些新移民在沿海地区打工期间,不但学到了新技术,还带回来新观念。当然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回流对他们是很大的压力。湖北的情况是,回流移民路过武汉,并没有在武汉停留下来,在武汉找工作的人数并没有大幅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回流移民都回家了,休息到春节以后再说。假设他们在家乡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他们在农村无立锥之地,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金融海啸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马上会转化为全国性的危机。

  移民回流这种现象还可能有利于小城镇的发展,这些回乡的人带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还有一点资金回到本地。这样的话,也许有利于整个经济的转型。当然最终到底怎么样,还要看这次金融海啸最后的实际结果如何。东莞这些年一直想把一些企业转移出去,金融海啸可以使之不经意的达到这个目标。

  四万亿的未来

  《21世纪》:如此看来,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也存在地区差异,各省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也因此不能整齐划一?也就是说,由中央出一条措施来解决各地的经济刺激问题,是不现实的?

  王绍光:的确如此。中国的体制是统分结合的,统的方面比不少单一制更单一制,分的方面比大多数联邦制还联邦制。今年全国整体经济月增长率呈倒U形,沿海一些省份的增长也呈倒U形,但中西部、东北地区各省的增长并不一定都是倒U形,有些省份是持续上升的。既然金融海啸对各省的影响不同,它们各自应对的方式当然也不应该整齐划一,要允许各地进行不同的探索,不能出台一个完全统一的政策。

  不过,还得注重统分结合。现在中央讲要用四万亿刺激经济,人们马上就能看到各地热闹非凡的现象,各省出台的刺激方案加在一起远不止四万亿,没准有二十万亿。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需要中央去控制总量、控制资金投入的方向。

  《21世纪》:西方人对我们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理解不同,四万亿到底是增量还是固有投资的加总?

  王绍光:国家发改委最初拿出来的经济刺激方案只有三百亿,显然力度不够。现在宣布拿出四万亿刺激方案,这只是一个大数;四万亿不够的话,我想还会出台六万亿的方案。这个四万亿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还没想透彻。我的理解是增量,即在原有的投资计划以外,再增加四万亿,因为本来中国一年的投资都不止四万亿,何况是两年。有人以为四万亿是两年的全部投资,这是错误的。在四万亿中,约1.2万亿是中央财政支出。这1.2万亿也是在原有中央财政支出计划的基础上,再追加1.2万亿。比如今年第四季度中央财政已经追加了一千亿,这是真金白银,是在原有基础上在增加的。

  《21世纪》:四万亿具体如何分配是否存在问题,如何解决问题?

  王绍光: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跑部钱进”等等,据说发改委的门都被挤破了。听说有个省的领导正在国外访问,也急匆匆赶回来,要向中央争取更多的投入。难怪不少人担心,这四万亿会变成“唐僧肉”。我们在这一点上其实跟美国一样,美国七千亿美元计划出来以后,那儿的财政部也挤满了要钱的说客。

  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我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四万亿的分配主要按照十一五规划办事,把其中主要项目提前一年或两年就行了。这样做的好处有三点:

  第一,有效性:十一五规划十分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用加快实现十一五计划的方式刺激经济,就不会影响原定的增长方式转换,避免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或者产能盲目扩张。

  第二,权威性:十一五规划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花四万亿也罢,六万亿也罢,都是人民的钱,现在要加大投入、刺激经济,但违反十一五规划的话,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

  第三,公共性:如按十一五规划办事,可以避免各地、各部委、各种其它势力“跑部钱进”、讨价还价。这样可以避免少数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把四万亿当作唐僧肉来分。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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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一个系统的局部遭到破坏的时候,采用局部的措施也许能够弥补,但当整个系统遭到威胁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任何一个单一的方案必然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所以考虑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是必须的!4万亿只是一个数字概念!不具有任何意义,除非能在4万亿的花钱方案中让人们能够看到钱是怎么运转的,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效果,或者政府在给出4万亿的同时,能够给一个让人都能看清楚的赚钱的机会,社会资金才能有效引导!才能解决投资的问题,在财政投资的同时,配比民间资本,并以国家担保的方式保证其民间资本的收益!才能正真恢复投资的信心!
    2008/12/1 0:07:06
  • 我看了四万亿出台拉动内需的十条措施,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投在基础建设上,真正中国穷人受惠的只有一到二条,如果监管不到位的话,不知道又有多少贪官中饱私囊,到时真的是应了那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2008/11/30 22:59:41
  • 总的看来,中国启动经济的方法是可取的,投资是政府最有能动性的领域,但有一点要明白,除了社会方面、基础设施方面外,我们不能建太多新的项目,尤其是工业项目,更是要慎之慎,否则未来做出口工作就会更难。
    本人不赞成把十一五规划提前一到两年时间的说法和做法,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十一五规划需要调整。
    对文化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利益驱动”弄出了不少怪事,要把这些怪事给理正了、弄直了。比如极端的“唯利是图”,不少人已严重到“贪婪成性”的地步,等等。这不是市场经济的本意,更不符合社会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发展,在这方面要下下劲。
    2008/11/30 18:31:41
  • 大明晚期,朝廷出银子赈灾,结果加快了明朝的灭亡!作者是否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啊!
    2008/11/30 17:18:22
  • 好文章!对4万亿也好,20万亿也好,政府都应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否则无法保证其质量,控制其后果。如果因为遇到危机就把法律法规仍到脑后,建设法制政府就是一句空话,政府绕开或违背法律法规,会为企业树立一个极坏的榜样。近几年社会诚信的缺失和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与各级政府的坏榜样关系极大。还是一句老话:民以吏为师。而没有有力的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受到破坏,改革进程会出现倒退或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成为举世大忽悠的空中楼阁。对土地政策而言,新的土地是否导致不法的土地集中,会否导致农民将来既失地又失业,实在需要深入观察和探讨。至少目前金融危机面前,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民,因为进退有据,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情况,很值得庆幸和三思。农民失地后再遭遇危机而失业,将会由流民成为流X时,国将不国。让农民具备城乡两种选择性这种中国特色,或许本身是件好事——我们最终看历史的验证结论。根据本人以往打架经验,出手、出拳前,首要关键是胆大镇静,不要闭眼瞎来,先打准了才会有快和重的问题。逻辑关系混乱后,先快、重,后准、实,力气再大也是个挨揍的主。
    2008/11/30 12:59:07
  • 地震火山也是自然现象,难道我们也放任不管吗?学者有个习惯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以偏概全,只管诠释自己的意见,不管是不是真的符合实际。
    2008/11/30 12:47:26
  • 观点很好,但文化反思还没开始啊。四万亿是非理性投入吗?其论证过程如何?有没有问计于人民群众?或者人大(代表)?
    2008/11/30 10:40:41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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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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