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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㈠诚如饶宗颐先生所言:“造成中华文明的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然而,伴随着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和屈辱,西方的社会进化论逐渐被国人所接受,从此中国人便背负了沉重的文化自卑感——中国百事不如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深入,一切变革又呈现出偏颇和激进的特征,文化艺术上的复杂问题,都被简单地分成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两极;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一切优秀的传统都遭到质疑和批判,被无情的冲击和涤荡。

      这其中以对待汉字的态度最为典型,比如说中国汉字不科学,难学难认,象形是原始文字的特点,不能输入计算机,世界文字的潮流是拉丁化等等,这些原本是在西方不了解东方(中国)的前提下,基于他们自身文字(文明)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本质上说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短视和偏见。然而,这样一种逻辑和偏见,竟然催生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系列自虐观点,蔡元培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得采用拉丁字母了。”[1]瞿秋白对汉字痛心疾首:“汉字真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2]钱玄同认为:“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鲁迅更彻底,临死前说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4]的论断。这种对待自己本民族文化痛心疾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偏颇之论,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2016/7/2 23:37:02
  • 被颠倒的历史——国立北平艺专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战事件考察与研究
    2016-03-19 10:39:34     朱京生

      摘要:
      在以往关于1947年10月北平艺专“三教授罢教”事件的叙述中,无不将三教授一方与“国民党”进行恶意捆绑,欲从政治将其打倒,而忽略了徐悲鸿更深的国民党背景。1947年10月1日,艺专国画组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由于不满一年来学校对国画组之种种措施,特致函校长徐悲鸿,提出质询与诉求,同时停止授课。徐悲鸿没有回应三教授的质疑与诉求,强硬表态:“合则留,不合则去”。事态由此升级,北平美术会响应罢教三教授,并发表《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徐悲鸿抛出了以“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为理论依据的《新国画建立之步骤》来应对,由此上演了一场旷日已久的国画论战。今天考察分析事件的全过程,可以让我们从双方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中照见今天国画现实的一切,进而在回望“来时路”的过程中有所反思、觉悟,还可以还当事双方和整个事件以本来面目,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关键词:中国画  秦仲文  李智超  陈缘督  徐悲鸿  张伯驹
    2016/7/2 23:34:21
  • 说来说去,全部问题还是出在思想和教育上。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还照这个样子来办教育,还在维护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就会把这种正在困惑着当代人的争论,再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去,让他们终究也要面对这样的争论,既悲观又不负责任地说——“我看中国人的苦还没吃够”!
    2016/7/2 15:03:28
  • 最后要说的是,其实“主体性”正是同“主动性”相连,所以,但凡想要否定“文化主体性”的人,也就肯定看不到“历史主动性”了。过去很多年,我们就是吃这种片面认识的亏,总以为只有彻底地砸碎旧世界,才能真正地创造出新世界,却没想到一旦历史被割断了,人们道德水准就都掉回丛林了,到头来就只能“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就算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这般执迷不悟?那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连续性,如果不是跟激进的革命话语的连续,那至少也是跟舶来的西学话语的连续。而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早就提醒过的,如果有人只读了一本《自由论》,就觉得这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道理,那么,这就跟当年只读了一本《资本论》,就走出书房去进行社会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浅尝辄止,根本不想再去把书读完,人们面对当代中国的问题,才会提出两种解决背反的方案,要么把这种乱局归罪于传统,要么把它归罪于传统的丧失,从而要么想去呵护、弘扬和再造传统,要么则要继续去毁坏早已残损的传统。
    2016/7/2 15:01:46
  • 另一方面,如果再放宽眼界来看,特别是从跨文化视野来看,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说法,更属于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说法,正好应对着当今的全球化潮流,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还在迷惑不解地问,既然这个文化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它的什么主体性?那么,这种说法就太缺乏历史感了,也太过静态和消极了。这就好像是在说,既然历史已然犯下了错误,就根本不必去幡然改正了。可事实上,民族意识一旦被压弯了,就像伯林的那个比方一样,是会像树枝一样奋起反弹的。这同样是个全球化的现象,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存心怀旧兴起的首要根源。更具体地说,正是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迅猛加速的全球化这一起飞时期,目睹了发明传统这种强烈欲望的盛行。”正因此,就需要引进更加积极的概念,那正是我的一本近作的标题——“再造传统”。当然,应当平衡地意识到,这里所谓的文化“再造”,是指向“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必须跟世界潮流沟通与叠合;另一方面,它仍要继承中国文化的辉煌,也仍然要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表现为传统的激活和历史的延续。
    2016/7/2 15:00:24
  • 怎么看“文化主体性”

      问: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所谓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什么?

      答:如果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谈,那么这个“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就应是“文化传统”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正由于本土历史的应有连续性,被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给阻断了,而原有的那个文化共同体,也在外来的碾轧下失序了,这才使得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受到“传统丧失”的报复。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学热,还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倒是老人们听“百家讲坛”听出来的,属于“礼失求诸野”式的自我修复。在我看来,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紧要关头,再一次胜于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正因为他们是没有宗教概念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乃至于它的那种言说方式,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
    2016/7/2 14:59:36
  •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绝不要沿着全盘西化论,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过的自由,马上就把它归宗给外来的自由主义,误以为那准是当年的唯一资源。应当更全面地看,发现支撑着联大的精神资源,更是来自中西之间的会通、交融与增效。刚才已经说过,其实精英儒家从来都不曾盲从,倒是很强调个人的人格和风骨。也正因为这样,一旦陈寅恪、梁漱溟等人了解到西方的自由观念,他们才会以“正中下怀”的态度接受它,从而才会在上世纪下半叶,以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反抗,唱出了中国读书人的最强音。而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文》中,冯友兰也引用了《礼记》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说明“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这也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2016/7/2 14:55:06
  • 另一方面,即使只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谈。我最近重新推出了一本书,并为它写作了长篇的导言,那就是《西南联大国文课》。我在那里边明确地提出,面对西南联大留下的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还在于,尽管如果就办学的条件而言,它大概除了“自由”二字之外,在任何条件上都远不及今天,然而,单只这一个关键性的强项,就仍使这所学校的成材率,大大地优越于当今的学校,包括后来又由它拆成的清华和北大。在我看来,这也就决定性地回答了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2016/7/2 14:54:33
  • “学在民间”的重要性

      问:如想续接已断的文脉,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
      答:如果单就教育方面而言,我想当今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私立大学一直都没有搞起来。只要是缺少了这一个变量,大学就有可能总是这个样子,甚至还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在名义上,政府当然应当代表“公益”,可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它往往又是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所以只要弄得不好,特别是,只要是缺乏民意的监督和渗入,它就会更考虑片面的自利,就更要考虑自身的一时稳定,而顾不上民族文化的后劲,更不管什么看不清的未来。可是,一旦出现了像样的私立大学,情况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了,因为教育的要素开始变得多元了。也就是说,一旦私立大学挑起竞争了,即使是公立大学,也就不敢再办得像个衙门了。大洋对岸的情况就是如此,你看加州伯克利虽属于州立大学,但由于它的背景是常春藤大学,而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的,就使得在美国即使是公立大学,也照样能办得有声有色。当然你如果到两边去讲学,还是会发现很多微妙的区别。
    2016/7/2 14:53:35
  • 与此相应,学生那边的问题就更大了。他们原本就没经过八十年代,连对于思想解放的残存记忆都没有,如今再去听命于僵硬的指挥棒,就显得比老师还要“老成”,所以不再是“社会化不足”了,反而显得是“过度社会化”了。由此导致,只要老师的授课稍微难一点,或者老师要求得稍微严一点,他们就油滑得宁可不选,哪怕也照样钻到教室里蹭课,反正哪里还混不到几个学分?这样的学生,简直都等不到再走上社会,就已经变成“社会油子”了,哪还能指望他们到毕业以后,再去跟社会进行协商磨合,由此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在修理了他们以后,他们又反过来修理了社会,或者报复了社会,让它不再有可指望的前途了。
    2016/7/2 14:47:22
  • 可惜的是,现在的情况却刚好相反。首先,最让“斯文扫地”的是,教育者本身就被无情地修理了。学校里,经常会有新的办法出台,憋足了劲想要管理教书的人。本来,仅仅由官方而不是由民间,来设立主要的学术研究基金,这本身就很容易带来弊病。而现在的主事者还不知收敛,在这基础上制定了“奖上加奖”的制度,就更增加了这方面的荒谬性。按道理,要是有些人不怕麻烦,去申请了这样的研究资助,并且获得了额外的支持,那么,就应在此后的职称评定中,以一种“减分”的原则予以考虑,因为他们毕竟需要额外的花费,增加了纳税人的财政负担,这就不如那些没有申请项目,而默默无闻地进行学术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相等成果的人。可是,现行政策却出于“控制”的目的,不仅没有实行这样的“减分”的原则,反而倒过来施行了“加分”原则,对于没有去申请这类基金的人,反而样样都给与另眼相看,这如何能鼓励独立自主的学风,如何能让学者去“十年磨一剑”,如何能鼓励他们真心热爱学术?也正因为这样,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都中断了。要是搁在过去,哪个稍有点自尊的读书人,会像现在这些教授那样,既没有思想、也不打算思想,却又急于写作、以量取胜,巴望着上面能分给一点可怜的余唾?
    2016/7/2 14:45:54
  • 教育更是斯文扫地

      问:现在除了家庭文化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传统也断掉了?
      答:孩子们一旦走出家庭,随即也就要步入学堂了,不妨再接着谈谈教育机构。实际上,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也同样是被相当地毁弃了,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式微了。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正因为这个社会要延续下去,就需要有所损益、需要自我更新,所以它所建立的教育机构,反要跟它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再跟它展开对话,并向它输入秉持理念的社会成员。这样的传统在中国,至少从孔子的“学在民间”开始,就已经历经艰难地建立起来了。也只有这样,当受教育者再从这里走上社会时,他们在内心中秉有的理念,才会跟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产生出或多或少的距离,这才算是给社会带去了新鲜血液,足以矫正得社会去向理念靠拢。无论如何,现实的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历史长河也是会“打个弯”的,就是理念本身是不会出错的。正因为这样,就应当时刻都不要忘记,必须用理念来修正历史和现实,哪怕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你自己的心念也不要因此而泯灭。
    2016/7/2 14:44:01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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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晓竹,网名风行九天,工科学士。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祖籍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1981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历任通信排长、报道干事、指导员、沈阳军区特种大队宣传股长、通信股长、技术中心主任。1999年转业到辽宁省葫芦岛市物价局工作。主要成就: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于鲁迅文学院深造。1992年从事新闻工作,1993年与旭源合作出版诗集《手中的花》。2006年10月与李桂秋合作出版《老子》译著《变化之道》。2006年被邀请参加在武汉举办的《海峡两岸唯道论研讨会》,提交论文《唯物论、唯心论、唯道论》,并做大会发言。 2009年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提交论文《道德经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社会兼职:福建省老子学会顾问。
邮箱:xyj39@163.com  电话:1380228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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