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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中西方天文学的差异,李约瑟先生曾做过非常透彻的阐释,指出:“希腊坐标基本上是黄道的,依黄道和黄极测量恒星的位置。阿拉伯系统是利用地平,……在中国根本没有地平系统,可能仅在很晚时受阿拉伯影响才出现。……所有的文明都用过这三个不同类型中的一种或其它的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显然是中国式。”[15] 《一枝独秀的古代中国天文学》、《论古代传统历术中的立竿测影》、《试论十二支的赤道属性》[16]等文章也对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内容、观测方法以及与西方天文学的诸多差异做了详细分析。作为以“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同样注重行星、恒星运动的规律,只不过观测的角度与理论体系与西方的不同,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分析,则根本无法确认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科学性罢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成的自然科学底蕴----古代中国天文学体系,即浑天坐标系,同作为西方传统文化所赖以生成的自然科学底蕴----希腊、埃及古代天文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学术重整体、重平均、重对事物的直观认知与内在规律的密切结合(如直观的物象与物候、直观的寒暑燥湿与四时五行等),与西方学术重个体、重精确、重抽象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差异。应该看到,体现在“三重”之中的差异才是造成中西方学术差异的真正根源。运用中华民族的“三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中国先哲们创立的天文学、中医学、农学、堪舆、建筑、语言、文学艺术等学科知识,则既能深入,又能浅出,使这些学科的内容透彻明了。而且能深入到中国先哲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真正体会到中国学术的博大精深。由此比较容易、准确地透析自古至今中国人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西方人不同的根本所在,进而洞悉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之生成底蕴。同理,用西方人的“三重”在西方科学文化中探讨西方人创立的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建筑、语言、文学艺术等学科知识,同样既能深入,又能浅出。深入到西方先哲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真正体会到西方学术的精细博识。进而洞悉西方人的道德价值观念之生成底蕴。
    2016/6/19 20:20:59
  • 四、中西学术之差异的根源在于天文学之间的差异
      何星亮先生对中西天文学之差异作了如下分析:“自然科学也一样,例如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历法”作为主要内容,而欧洲则以行星运动“规律”作为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文的目的是定岁时,不断地改进历法,直接服务于农牧业生产。西方天文学家则注重行星运动的规律。他们年复一年,精益求精地测量行星的位置和分析行星运动的规律,终于导致了16世纪第一个天文学学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的创立。”似乎只有不注重实用,才能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理论。而中国学术的重实用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理论。

      笔者认为,一直到今天仍然与西方天文学的希腊黄道坐标系、埃及地平坐标系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六、七千年以前已见成型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体系,其对天地、对宇宙的科学认知丝毫不亚于“日心说”(有另文分析)。而且这一体系,不是没有系统的天文科学理论,而是这些理论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被或明或暗地淹没了。王蕃(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66年)《浑天说》曰:“浑天遭周秦之乱,师徒断绝而丧其文,惟浑仪常在候台,是以不废,故其扬榷可得而言。至于纤微委曲,阙而不传。蔡邕以为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12]《开元占经》记载了:“幽平之后,周室遂卑,……浑天之义传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闻见,各以私意为天作说,……浑天遭周秦之乱,师傅断绝,而丧其文,唯浑仪尚在,台是以不废,故其详可得。言至于纤微委屈阙而不传,周天里数不闻焉尔。”[13]《素问》记载了黄帝问于鬼臾区(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羲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14]由此可知远古时期曾经有过天文学专著《太始天元册》。这些都说明曾经有过的天文学理论书籍已经遗失了。作为《开元占经》自身也曾在唐代以后一度失传,后于明万历中期才在一尊佛像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套才又流传下来。
    2016/6/19 20:17:42
  • 从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作为人文科学的西方学术为探究物质世界本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应该尊奉的道德思想等方面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如作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终身致力于研究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等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从而扩大了哲学的领域。培根和古罗马的一位作家西赛罗都曾说,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生带到了人间。又如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公元前386年,在雅典近郊开办学园,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著书立说,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哲学,培养从政的人才。从中可知,西方学术的“想脱出愚蠢”,与中国的儒家主张学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国家一样,同样是为了“实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亚里士多德在特定语境中的一句话,就认定古希腊学术“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2016/6/19 20:12:15
  • 三、“想脱出愚蠢”同样是为了“实用”
      何星亮先生认为,中西学术治学目的有所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偏重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学术有两种传统,儒家的治学传统属“帝王派”或国家派、贵族派、入世派,道家的治学传统属非“帝王派”或平民派、个人派、遁世派。汉代之后,儒家的学术传统居于主流地位。儒家主张学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国家。

      然而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这一论点是有失偏颇的。学术界都知道,公元前 6世纪,希腊已进入奴隶社会,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复杂。各城邦内部除了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外,还有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主民主派以及民主派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斗争。各个城邦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和战争,还有东方波斯帝国不时入侵,希腊民族同他们长期进行战争。希腊哲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的早期----自然哲学时期:东方伊奥尼亚学派就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探究世界到底是什幺,它从什幺东西演变而成,最后又回归到什幺东西上去。伊奥尼亚学派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成为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直到相当著名的赫拉克利特,则不但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而且认为万物永远是流动的,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运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又相互斗争,一切都由斗争产生。成为西方最早的辩证法思想。以后西方各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发展起来的。由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发展起来的原子论学说,不但是以后的唯物主义,而且是近代科学的先导;以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辩证法思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古代的系统哲学。
    2016/6/19 20:10:32
  • 法则是什麽?辞书释义法则为“规律”,规律是指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决定着事物向着某种趋势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仔细思考《春秋繁露》的内容,就不难看出,古代思想大家们所研究的学术除了“注重求事实”之外,也同样“注重求法则”。至于只“注重求事实”委实是后世的学者由于对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了解而形成的偏见。
    2016/6/19 13:22:09
  • 如果我们挣脱了世界中心语的桎梏,抛弃了中学西范的枷锁,用中国本土的方法,用我们真正的母语,静下心来了解一些真正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医学、易学、文字学等基本知识。花上一点时间来读一读没有被近现代文化精英歪批、歪解过的原著,就不难正确理解董仲舒的博学、务实与希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宏论。将人道阐释为“仁”与“义”,应该说是自有其合乎天理之处,有关这一点的确需要我们的人文学者进一步予以探询。况且,如果注意到其原著中所使用的“犹”、“若”、“比”等字用于比喻的修辞作用(参见引文)[11],就不会再误解“天人相应”、“三纲五常”的准确含义。恐怕儒学中反复强调的“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从根本上整饬吸毒、嫖倡、看黄色录象等不良社会风气方面仍不失相当实际的指导意义吧。
    2016/6/19 13:20:44
  •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确实是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不然的话,三纲五常就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比较深入人心的道德标准,恐怕也不会出现汉唐盛世。“中国诸子百家‘皆出于救时之弊’,总是面对现实的人际社会,力图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冲突所提出的迫切现实问题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寻找出‘经邦纬国,济世安民’之道,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拥有千秋情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同时又务实求真,‘务得事实,求得真实也’,形成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传统。”[10]只是到了后世(究竟起于何时还需详加考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才被歪曲,出现了失传与变质。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者用西化了的认知方法来读董仲舒的这些言论,歪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才使之罩上了“迷信”的色彩。
    2016/6/19 13:19:15
  • 通常学术界认为,董仲舒及其学说包括“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大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等等,这些并没有悖逆正统的儒学。至于说他认为:天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9]。这些实在不是迷信无知的谬论,而是基于整个天地的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位,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确实存在着无法分割的、有机的息息相通关系(有另文分析)。而且,“神”字在易学、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从来不是指人格神,而是指天地之气的润物细无声无法用斤两、尺寸来称量,即《易》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不了解古人赋予“天地”、“阴阳五行”、“天人相应”这些知识的准确内涵,就不能真正读懂董仲舒这些主张的具体内涵。
    2016/6/19 13:17:38
  •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纲常”是指“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并认为“仁义”是天地之气赋予人的本性,行仁义之道,则符合天道。由此承传了羲学的《周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两条重要的道理:一是理性地做人,二是智慧地做事。”[6]《皇极经世书》也依据天道阐释了做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如中医学的养身之道主张养心即能养身,《皇极经世书》则具体阐释为:“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久。……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至于性命亦润。”[7 ]考据学家孙星衍对先哲们的这一主张做了详细阐发:“……不明阴阳五行者,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农经言养命以应天,养性以应人。……天先成而地后定,……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六欲者,喜怒哀乐好恶也……” [8]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则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归纳为: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不应该偏离天地之气赋予人的本性,人类符合天地之道的道德规范应该为“仁义礼智信”。
    2016/6/19 13:15:32
  •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将“阴阳五行”释义为动态的“四时五行”,这在古代文献尤其是《春秋繁露》中是习以为常的。《春秋繁露》所谈全是依据天人相应理论,只不过这“天人相应”理论,不是现代人理解的被世界中心语(主要是西方语言)跻压的所谓“人与自然界相应”的内容,而是指人体气血运行规律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相互感应[5],即学术界所熟悉的中医学人体五脏与五行相互感应,即《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千多年前儒学的“伦理纲常”,则是基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与人体气血运行规律的相互感应原理,而从未将“天”人格化。
    2016/6/19 12:19:00
  • 二、求法则”与“求事实”
      何星亮先生认为:“从学术研究的性质来看,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求法则”,另一种是“求事实”。西方学术界注重求法则,而中国学术界则注重求事实。”

      如果能够运用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相关知识,真正读懂了古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科学认知的理论,并用这些理论为指导,稍微对老子、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思想大家的原著进行一下解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认为“中国学术界注重求事实”的观念是比较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跟的。

      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例,其中讲新登基的皇帝一定要改革旧的体制,不能因循守旧。应该尊奉天道,效法古人,定出规矩。每个朝代的治理方略不同,治理原理却相同(卷第一);讲历史:“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卷第六俞序第十七);讲天道;讲伦理;讲纲常,如果用天地阴阳的准确含义(有另文分析)来认知,就不难体会到其中的伦理纲常,决不是单向的要求臣民绝对服从皇帝,而是双向的要求皇帝、臣民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上下一致。其中意在阐发治国安民之规律也是历历在目。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著名的“天人三策”被载入史册[4]。
    2016/6/19 12:16:55
  • 西方的天文历法科学体系同样也是起源于6000多年前。当时的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365天,依据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为一年的起点与终点,制订出太阳历,也就是现行的公历。

      古埃及 (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二世纪) 建造的金字塔,据近代测量,最大的金字塔底座南北方向非常准确,在没有罗盘的条件下,必然是用天文方法测量的。这座金字塔在北纬30°线南边二公里的地方,塔的北面正中有一入口,从那里走进地下宫殿的信道,和地平线恰成30°的倾角,正好对着当时的北极星。埃及人除知道北极附近的拱极星外,从出土的棺盖上所画星图可以确定,他们认识的星还有天鹅、牧夫、仙后、猎户、天蝎、白羊和昴星等。希腊天文学的黄道坐标系就承传了其中的很多内容。

      如果注意一下中西方学术这两棵“大树”的“树下”部分,也就是说注意到与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自然科学的话,相信学者们是不会否认中西方学术之差异不是仅仅才有了两干多年的发展过程,而是有了最少说也有五千多年,甚至六、七千年以上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对深刻、全面地了解中西方学术之间的差异,进而了解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是不可或缺的。
    2016/6/19 12: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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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晓竹,网名风行九天,工科学士。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祖籍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1981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历任通信排长、报道干事、指导员、沈阳军区特种大队宣传股长、通信股长、技术中心主任。1999年转业到辽宁省葫芦岛市物价局工作。主要成就: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于鲁迅文学院深造。1992年从事新闻工作,1993年与旭源合作出版诗集《手中的花》。2006年10月与李桂秋合作出版《老子》译著《变化之道》。2006年被邀请参加在武汉举办的《海峡两岸唯道论研讨会》,提交论文《唯物论、唯心论、唯道论》,并做大会发言。 2009年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提交论文《道德经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社会兼职:福建省老子学会顾问。
邮箱:xyj39@163.com  电话:1380228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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