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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 - 崔之元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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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所有权,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不能过于保护,也不能过分放纵与偏见。尊重基本,尊重劳动,是一切的基础。
    2009/4/29 19:55:05

  •     围绕国有经济的讨论其实历时已久,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我坚定支持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要避免与民争利,国有经济要服从国家战略。国有经济要做民营经济做不了,但对民族国家又迫切需要做好的事,譬如“两弹一星”、科研攻关、产业渗透、全球贸易等工作。一定程度上,国家可以通过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国有企业随便给你出点洋相,搞点亏损,就够政府忙活了。
         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和利益分配上的“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是硬伤,但愿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够起作用。
    2009/4/29 19:25:28
  • 谁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益。从目前的社会水准来看,民有的普遍性应是社会的主流,这毋庸置疑。
    2009/4/29 11:17:56
  • 保留国企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而丧失了公有制的皮,社会主义也就成为乱象的满地鸡毛。本来国企的改革是要提高其效率和效益,最后走向“一股就灵、一私就灵”的卖光、送光、分光、抢光、贪光的“5光政策”,彻底破坏以鲜血生命换来的公有制基础,从根本上挖了社会主义的祖坟。
    窃以为,国有论题重新复活是好事——至少反映了人心所向和客观所需,但中国不能因此回到低效率和政府过分包养的时代,更不能因此成为政府可肆意贪污浪费的私库。新国有化只能在其不断提升效率,不断为全民福利和国家进步做贡献方面下力气,才能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国企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至少比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要容易——通常经济基础的根本需要更大的社会变革甚至革命。中国在难的事情上很容易的实现了,在相对容易的事情上却束手无策,不能不令人怀疑其能力或本意到底如何。
    2009/4/29 9:55:36
  • 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国有制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来源是通过剥夺者被剥夺地革命来没收由被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m积累而来的生产资料ⅠC和ⅡC,及以此为基础通过国家税收、国有企业上交利润——m的积累为国家所有而无偿取得。这种m一部分被国家为维持其运转所消费;一部分用于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前一部分m只要收支平衡就不会产生不良经济后果。后一部分m所形成的那部分Ⅱc就象九曲十八湾地黄河之水入海流一样,最终必须转移到Ⅱa和Ⅱb中。这部分Ⅱa和Ⅱb必须通过V来购买并消费之后才能形成下一再生产周期生产间接使用价值——生产资料的间接劳动时间Ⅰc和Ⅱc。而老百姓手中只有ⅠV和ⅡV——货币工资,其中并没有购买由m产生的Ⅱc所转移而来的那部分Ⅱa和Ⅱb的货币。在正常社会经济秩序下,任何人要消费为国家所有的、价值来源无偿的这部分Ⅱa和Ⅱb都必须是有偿的。这种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俱来的、生产资料价值来源的无偿性和消费由这种价值转移来的直接使用价值的有偿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大量的人员和设备的闲置和全体社会成员处于不应有的贫困状态,同时也表现为对劳动者能动性的严重束缚。如果硬是让这些闲置的人员和设备运转起来的话,其结果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告急,财政虚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摘自《人类劳动的质·三》
    2009/4/29 9:45:02
  • 财产国有,利益私有,财富乌有
    2009/4/29 9:21:29
  • 这篇文章很敏感,竟然没有引起争论,国人麻木若此。姚洋没看到拉斯维加斯和委内瑞拉的成功吗?竟然把这个正确的道路说成是,这种回潮具有危险性,将把中国引入歧途,可见在中国是不少买办的。而且姚洋始终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在西方成功实践了很多年,我们改革这也学习那也学习,为什么不学习这个?通过此文我才明白,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退民进给了人们私营经济优于国营经济的印象,原来是过去国企从来不分红。07年是个好的开端,我们要把国企分红制度坚持下去
    2009/4/29 9:15:0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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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2005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文著作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英文著作有《Substanble Democracy》(与Adam 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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