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英俊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大道学庄 - 薛英俊首页
最新评论 更多>>

统计信息
创建: 2009/12/5 10:28:55
文章: 171
评论: 11181
链接: 0
访问: 3132646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民科人士张嘉年先生对超弦理论的探索和思考,是一种超弦大学轴心时代到来的反映。 民科和高层科教部门精英的弦论、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有距离不要紧。因为高层精英都受有国外直接或间接指导的优势。例如,朱传界教授1989年至1994年先后在美国和意大利作过博士后,超弦理论的研究涉及二维共形场论和数学物理诸多深入方面。 喻明教授1982年考取四川大学代培出国预备研究生,在丹麦和意大利作过博士后,也从事二维共形场论、超弦拓扑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卢建新教授1988年至2002年先后在欧洲核子中心及大学作过博士后,在“弦孤立子”、超弦/M理论等方面发表论文数十篇,引用率在同行中排名也高。张若筠教授 2000年至2005年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解决闭弦模型运动, 构造弦顶点算子在非平坦背景场的D膜的有效低能作用及解析表达式等应用。缪炎刚教授曾先后在荷兰、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作理论物理研究或访问,研究内容有场和弦理论中的对偶对称性、量子反常的本质与消除反常的方法等。凌意教授2001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研究涉及圈量子引力、超弦和超引力、黑洞热力学和拓扑场论等诸多方面。 当然像中科大杨焕雄教授从事过二维场论模型、超弦理论唯象学、宇宙学暴涨模型等研究。浙江大学陈一新教授研究兴趣是D-膜动力学、弦场论、孤子的量子理论、量子态的制备和量子逻辑元件等物理。宁波大学岳瑞宏教授的研究是弦论、共形场论、量子杂质等问题。他们都是在国内培养出来的专家例子。 前辈中也有,如中科院理论所郭汉英、戴元本等教授对弦场论做过研究。1985年清华的邝宇平教授讲过弦场论。中科院高能所周咸建教授试做过闭弦场论。我们生活在四川,对省内高@层科教部门超弦理论人才也关注,举几例相关的。 杨海棠, 1972年生于四川达州。1995年北京交通大学通信与控制工程系毕业。1998年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硕士毕业。2000年华盛顿大学物理系毕业。2006年获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学位。2007年被聘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导。2012年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导。主讲《弦理论简介》等课程。研究解决弦理论中真空不稳定、寻找弦理论的非微扰真空等问题,发表论文数十篇。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但和美国大学相比,我们大多数单位只有一个人,也还没有特别原创性的工作。其实中国版的超弦研究,本来就不需要完全跟着西方的主流跑。这方面日本和印度,是榜样。 粒子物理和宇宙学实验,对发展弦论、量子引力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高层科教部门才能做的工作,因为自20世纪以来,前沿研究主要依靠两大设施,一是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另一个是空间的科学探测仪器。高能粒子物理研究的科学发现,已经逐渐由科学家的自由探索,转为国家资助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 这些仅靠个人兴趣已很难企及,必须依赖政府公益性的投入。所以这是一场超弦战争----是国家之间高层科教部门的和谐交流与竞争。 这不是一些反相反量反中医极端行为的人说的:“在圈理论(loop)面前,敌人就是弦理论(string);潜在的盟友,是扭量理论(twistor.)”。需要不断地“杀死”别人,才能保全自己的“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超弦战争,指在新时代的应用中,竞争谁能克服极端思潮,做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实在价值的贡献。是否游离于高层科教部门之外的科学爱好者,就“无用”呢? 张嘉年先生是南京市宁农副产品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职工,他能写出《超弦理论与宇宙创生模型图解析》的论文,就是可用例子。他说:根据“超弦理论”的定义,宇宙中无法测量的“弦”,粗细为0,长度为普朗克长度10-35cm,是“纯能量”的“线形聚集”。一旦拉长,能量立即增加。 因此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奇点”,实为一条小像普朗克长度10-35cm之超密度且拥有巨大纯能量的“弦片断”。反宇宙中无限真空量子起伏正能量为“反宇宙总超弦”,能分裂出无数“弦片断”。一个“弦片断”先形成一个“大爆炸奇点”,然后再暴胀成一个宇宙。当无限正能量的“反宇宙胀超弦”收回无数终结宇宙(宇宙黑洞)的正能量后,这些正能量就成为了下一世代新宇宙的能量胀源。 我们世代宇宙这个“大爆炸奇点”的最大可能能量,为2.893×10126e V。而单位能量,就是普朗克能量:1.22×1028e V。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的能量及所有的物质,包含暗能量、暗物质,由这条“弦片断-奇点”分化而来的。这种说法也行。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在中科大独立于“三剑客”,后来对弦论贡献也很有成就的是卢建新。 有人说再往后,弦论在中国越来越不受重视。现在还有影响的,如中科院理论所吴可老师的学生陈斌,以及理论所的研究员喻明,都是从国外“深加工”回来的。这种可悲,与历史有关。当然,从1984年到80年代末,中国高层科教理论界自己培养的那批年轻人中,有的现在仍然是中国研究弦论、引力和宇宙学的主要力量。 超弦第二次革命使得很多国内的人,对超弦革命持怀疑态度。在美国、欧洲和印度等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西方的弦论研究进入低潮。在中国高层科教理论界,弦论的研究几乎完全消失。但基层民间的弦论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初“川大学派”传授类似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以来,中国版的弦论探索兴趣一直有增无减,包括十年文革在内。 原因是,弦论实际能深刻揭示历史、革命与建设中的不足,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信心。中国一直是弦论大国、古国,只要能自食其力,不需要官方的经费,也能动脑动笔。当1984-1995年西方弦论第一、第二次革命传来,中国版的超弦研究更似如虎添翼,论文发表不断。 1995年美国威滕(Witten)发表关于弦论的强弱对偶的文章,弦论的第二次革命开始进入高潮。到1997年、98年,中国高层科教部门的弦论研究开始复苏;整个90年代学生们几乎脱离了弦论研究,几乎没有人能够立刻进入弦论和M理论的主流研究。 道理很简单,学生要就业,要评职称,要有国家科研经费,国内没有权威认可,谁给?超弦理论的“无用”感觉,至今仍是主流,不可悲吗? 到21世纪高层科教部门才真正介入弦论研究的主流,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弦论方面的人回国,而国内自己培养出的年轻弦论研究者,有的在国际上已初露锋芒。弦论研究的多元化,对偶,M 理论,膜,黑洞,非微扰量子场论,AdS/CMT等,以及CMT指的凝聚态理论研究,通过全息原理,一些强耦合系统等价于一个高维的引力系统,也有潜力可挖。 如前面说的蔡荣根院士、吴岳良院士等做的工作。和上世纪80年代不同,除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和高能物理所外,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宁波大学,南昌大学,南京大学,成都电子科大,中央财经大学等也很活跃。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吴岳良院士和蔡荣根院士团队都是在“大沙漠”外,取得了代表高层科教部门理论物理历史沿革的最新进展和最好成绩,虽然还没有涉及彭罗斯探讨的“宇宙的轮回”,和“0”量子起伏的平行宇宙在“大沙漠”内“点内空间”的暗物质。 有人说,我国对量子引力的研究始于文革末期,主要是引力的规范理论研究。这个那时不完全的名单是:北京有陆启铿、郭汉英、吴咏时、张元仲、安英、陈时、邹振隆、黄鹏、李根道、张历宁。兰州有段一士。合肥有闫沐霖。西安有侯伯宇。几年后,闫沐霖研究带挠率的规范引力的量子化;稍后,周光召和吴岳良尝试用规范理论统一包括引力在内的所有相互作用。 超弦的背景深藏于超对称、超引力、K-K理论,还有T-对偶、卡-丘流形的镜像对称性、S-对偶的猜测等工作。 高层精英开始注意弦论,是1984年和1985年弦论的第一次革命引发的。卷入研究的一个同样不完全的名单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戴元本、郭汉英、朱重远、黄朝商。中科院研究生院有汤拒非。北京大学有宋行长、赵志勇、章德海。浙江大学有汪容。西北大学有侯伯宇、侯伯元、王佩。 在弦论的第一次革命中,中科院理论所的朱重远老师开始支持研究弦论,他的学生熊传胜和江口关于拓扑弦的工作,在数学界有很大影响;但后来熊传胜离开了弦论。浙江大学的汪容老师也带研究弦论的学生,包括虞跃先生;虞跃后来也离开了弦论。复旦大学倪光炯的学生陈伟,也是研究弦论有数的人之一,后来也离开弦论了。西北大学带出如陈一新等人。 北京的研究生院出的朱传界,也很有成就。培养的学生们还包括:吴可、吴岳良、谢彦波(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李淼、高洪波、高怡泓、卢建新(中国科技大学);沈建民、徐开文、胡宏亮(浙江大学);岳瑞红(西北大学)等。 1985年中科院理论所、中科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一些人注意弦论,老师中侯伯宇等人,是从反常向弦论转移。中科大的李淼、高洪波、高怡泓等三个研究生,对弦论做的一些事情被称为科大的“三剑客”。后来高洪波离开弦论,到加拿大做了一个成功的金融界人士。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1962年出生江苏宜兴的中科院大学的吴岳良院士,2016年初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的《超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量子场论与量子暴涨宇宙》,导出含有引力场效应的所有量子场运动方程和所有基本对称性对应的守恒定律,是在量子场论的框架下,统一描述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并能兼容广义相对论。 这打破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关于广义坐标变换不变假设的局限,不再从推广狭义相对论和坐标时空几何的途径来构建量子引力理论,而只基于量子场论和对称原理,建立的超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量子场论吗?是的。 1965年出生杭州富阳市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蔡荣根院士,在英文版《中国科学》2015年第6期发表论文《全息超导:连接黑洞和超导的桥梁》。这是他和希腊克里特大学李理博士、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李丽仿博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润秋等发表的共同研究,提出的量子超导“引力全息对偶”统一模型。 蔡荣根院士说:“从简单的阿贝尔-希格斯全息超导模型出发,能得到许多类似于实际超导材料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全息模型确实抓住的是真实超导的一些本质特性。” 蔡荣根院士1985年杭州师范学院物理系本科毕业。1987年四川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1995年获得复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在中科院、韩国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引力全息的概念在国际上是1993年提出的。因常规的超导电性,能由基于弱相互作用的BCS理论很好描述,但随着一系列高温超导材料的发现,BCS理论在这些材料中不再适用。 高温超导一般认为是一个强耦合体系,而全息对偶则为理解强耦合超导现象提供了契机。受此启发,他们在强相互作用的量子多体问题和高一维的黑洞物理之间,使用引力全息对偶建立对应关系,引力中的几何自由度取代,准粒子概念。新呈现出来的自由度,“长在”比原系统多一个空间维度的时空里面。 这个额外维度起到了对偶系统中能标的作用,表征了重整化群流动的方向。全息对偶把量子多体物理中的问题,比如热力学和输运性质的计算,能等价到对经典引力的研究。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上海吕锦华先生说:“ 通向量子引力理论的统一场理论有三条途径:超弦理论学派、圈量子理论学派、黑洞热力学学派”。 《科学网》2017年12月4日发表宗华先生编译的国际《自然》杂志的《新热力学:量子物理学如何改变规则》,却也谈到探寻热力学经典定律的极限:“当物体变得越来越小时,应当会达到某个量子极限。 例如在经典热力学中,单个粒子并没有温度”。最新分析表明,第二定律(支配效能)和第三定律(禁止系统达到绝对零度)的量子版本和传统“化身”,保持的限制更加严格。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测量操作以及同环境的互动,会对量子系统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干扰。这类限制说明“新量子热力学”,也属于“大沙漠”之外,并没有进入“点内空间”,包括吕锦华先生说的黑洞热力学。 所以即使把超弦理论抽象的开弦和闭弦的定态图像,引进“量子热力学”和黑洞热力学,在四维时空看到像热力学中振动的弦,和像量子力学模糊的不确定性的发散的波粒二象性图像,其要害是都不在“点内空间”。 而量子引力是对“大沙漠”之外的“点外空间”,和“大沙漠”之内的“点内空间”的统一。引力子作为“闭弦”不同于其它基本粒子,是它“隐藏的振动”能从四维时空中通到额外维高维紧致的“点内空间”。 黑洞热力学只是压缩多体量子振动的“大沙漠”之外的“点像”,所以会愈来愈热。彭罗斯的《宇宙的轮回》一书,是不懂得类似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 “大沙漠”内外的量子引力学是“平行宇宙”。彭罗斯推证宇宙大爆炸的时空奇点两端的零锥,世代相遇共形,前一上世代初始坍缩物质锥的包络,与我们世代未来锥向的宇宙暴涨及霍金辐射蒸发的时间反演,彭罗斯说不是黑洞与“白洞”式的交接,是对的。 但也不是两个圆锥对顶式的交陷对接,而是类似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包络的宇宙轮回共形。我们世代的宇宙暴涨正是“点像”翻转的分开。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黄松明  查看评论专辑
研究弦理论和超弦理论,是极小圈子的物理学家,圈外的人是很难明白他们的理论。 我认为他们只是相互吹捧而已,而他们自己认为是正在做宇宙中最大的事业。 啊,生活在极小空间,极短时间段的人类呀,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真理。实际上他们建立的理论框架,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牛顿建立力学框架,爱因斯坦建立引力空间框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是229年,爱因斯坦至今是103年,还没有产生第三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数学上翻来覆去,新名称层出不穷,实际上是一无所得。 牛顿的时代,是日心说的成熟时期,需要能够解释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理论框架。牛顿的理论成为接下去的科学实验的理论框架。 爱因斯坦的时代,是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后,利用电能的科学实验发现各种基本粒子和射线,产生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等。 而现在是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如果我说有多少信息,就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宇宙“真相”是当前人类的水平所不能认识的。 你是谁呢?你是那个大学出来的呢?
2018-01-23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吴新忠博士说,在中国对圈量子引力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马永革,武汉市江汉大学邵丹,南昌大学凌意等分别领导的小组。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为国内之翘楚,且深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马永革博士生导师讲授的课程是: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纤维丛与经典场、非微扰量子引力。马永革教授的学习经历:1991年东北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96年北师大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99年北师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99-2001在阿根廷读博士后;2001-2001在美国读博士后,研究(非微扰)圈量子引力。 吴新忠博士是在武汉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对武汉较了解。他说,邵丹教授和湖北大学邵常贵教授及武汉科技大学的邵亮教授等,做圈量子引力多年,有不少成果。中央财经大学冯波教授,1994-1997年获得北大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研究弦论,振幅计算等。 做弦论著名的李淼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和研究助理教授。1999年回国,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淼博士研究量子场论、超弦理论以及宇宙学,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特别是致力于超弦中的黑洞物理、超弦宇宙学以及暗能量。 由于众所周知的层子超前和“大沙漠”断后论等原因,中国错过了60年末70年代初弦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其中少数理论家,研究变相弦理论,说引力可能像热力学,是一种宏观理论,从而可以规避量子力学,类似从流体的分子原子理论出发,导出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这些方程完全是宏观的,其中很多物理量只是宏观概念,例如密度、粘滞系数。 将引力场放在一个空腔里,给一个经典波长截断能量,为避免这些能量塌缩形成黑洞,得取空腔体积是可观则宇宙的大小,则有温度越高,截断波数越小。也就是说,截断波长越大;假如引力无须量子化,那么引力的波长不能太小,而和引力实验所能达到的最小尺度矛盾呢?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2018-01-22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李侠教授还说:智库建设,也存在与科学权威矛盾共存的困境。 这就需要对权威性,在科学与社会领域进行分配。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性,仅依靠科学方法本身是不够的。之所以特别强调科学的权威性问题,是因为目前我国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只有5%的智库是民间智库。在官方智库为主的背景下,科学的权威性,会经常遭遇到来自权力的干扰。 权威性固然不能被某一群体所独家垄断,但基于我国的现实,当下科学的权威性还是要受到适当的提升与保护。否则,所谓提升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是超弦大学轴心时代到来的原因。 德国学者多丽丝•;菲舍尔对德国智库的划分:“学术型智库(或没有学生的大学)、拥护型智库(受聘智库)和政党智库”。这种划分,至少可以通过学术型智库的存在,捍卫科学的权威性,并在不同智库间产生有益的竞争,从而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一种多元化的生存土壤。这对“超弦大学”的规范建制,也是适用的。 摸底中国的弦理论人才 中国的弦理论研究,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这是我们2009年为转载文章写《我国科学殿堂弦/圈量子引力研究线路图》时,就曾有过的感受。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提到陈斌教授。当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中,弦/圈量子研究著名学者李淼和李新洲都榜上有名,但最后又都落选。原因大家都明白。李新洲教授与我们年纪属40后,李淼教授算60后的人,弦论英雄出少年正是60后呈展的。 例如,上海交大吴新忠博士告诉我们,他参加的2009年8月上旬北师大圈引力(loop)会议,认识不少弦论英雄专家。他感到加拿大圆周物理研究所的学者,用扭量理论构造微观粒子拓扑形态的假说模型,与我们的三旋密码的论证类似,然而出发点与结论却不相同。 他请教过国内圈引力学者,认为上述扭量模型的探索可取,但未必能得到可计算的有效结论;特别是能否进行费曼路径积分,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难题。关于圈引力(loop)理论,到现在20年的发展,,已经造就了几个中心。其中之一就是加拿大的圆周研究所(PI)。PI的核心人物是斯莫林,他写了一本科普书《通往量子引力的三条路途》
2018-01-22
评论对象: 王,天下人所向往的生死与共
评论人: 风行九天  查看评论专辑
智库靠什么为生? 李侠教授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形而下问题。智库的“生产-销售”链条,在生产端,产出品是一些观念客体(政策、建议、方法与措施等),在消费端(需求方)则可能是政府、企业或个人。发展良好的智库是处于“供-销”两旺的状态。“供-销”两旺的前提是,智库能够提供优质的观念产品,消费者因需要而愿意购买其产品而获益(包括合法性与认同)。 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李侠教授说他倾向:“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他说:决定智库产出的硬性要素,主要包括三个:人才、平台与资源,再辅以适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一个智库不具备这些硬性与软性基础条件,那么这个智库是无法产出高质量观念产品的。 如果产品质量出现严重的打折现象,既无法给消费者带来潜在的收益,也让智库的声誉严重受损,从而导致自生自灭。这也许正是我国反相反量反中医“民间机构”和游离的非职业科学家、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参与“超弦大学”建设的人还不多因素吧。 李侠教授说:中国智库按照属性大体可以划分为政府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这三大类智库的独立性按顺序逐渐增加,但其获得政府资助的比例却逐渐降低。社会捐赠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短期内也很难成为智库的收入来源,加之中国智库普遍影响力较弱,其自身的衍生收益很有限。 类此联系“超弦大学”,由此剩下的非职业科学家、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中,更多的是退休有养老金的人。这种自觉自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的渠道,也提出了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超弦理论”研究只能联系解决当前国际、国内前沿的科技难题,才能维持与高层科技部门精英、民间机构订单有限的激烈竞争。 潘建伟院士不是说:人类对于科学,有一种天生好奇心的。为了营造“超弦大学”这块生存土壤,就要确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与拳头产品,力争做大做强。 60多年来,“三旋理论”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整个社会,充分挖掘散落知识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
2018-01-22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