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2018年1号文件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要求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依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

    系统总结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扎实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由于户籍管理、农村土地、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房地产等体制对人口流动和迁移造成的特殊流程，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年度人口“钟摆式”流动，长期中流动人口的“青出老回”和“在城市中漂泊”三中形态；并根据中国的实际，讨论了错过城市化人口这一特殊的范畴。结合这些人口迁移受阻的流程，用了以国际上一些国家同样人均GDP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等标准值，比较中国城市化、市民化的滞后偏差，以及劳动力就业在产业中的错配和窝积偏差，计算了体制对人口流动和迁移进行干预和阻碍时，国民经济居民收入、消费需求和GDP产出方面的损失。结果是：人口流动和市民化滞后按照标准值形成37175亿元的损失，占当年全国居民总收入329375亿元的11.29％；按照人口迁移受阻应该为城市市民而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 26665亿，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7150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43815亿元，占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由于太多的劳动力在农业中严重窝积，由于劳动力产业错配，2016年损失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0281亿元，为当年GDP的12.13％。并认为，这种滞后，比如错过城市化人口，越是往后，越有损失的积累放大效应，应当是这次国民经济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重要形成原因。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因为人口的城市化窗口期不等体制和政策的拖延，未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紧迫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缓解平衡生产过剩、增加产出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非常重要和紧迫的措施是：尽快放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及迁移的户籍管制，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迁移人口能够从农村和农业中顺利退出，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项目等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提供均等的城镇教育等公共服务，统一养老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保障，降低房价水平和对新进入城市人口提供补偿性的廉租低价等住宅供给。使国民经济获得珍贵和阻碍即失的人口市民化城市化的动能，保持在非常老龄化之前，GDP有一个满意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