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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革命将至?
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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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总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变动便是进步;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如果一个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

    从今天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面临后两者情形。这尤其表现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尽管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一个社会如果缺失基本的社会平等和公平,那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历史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革命甚至动荡。无怪乎,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再次将至。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在1980年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北美和西欧的实际对照更为明显,也更糟糕。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

    报告也发现,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但各地区和国家则有差异。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亚洲迅速攀升,在欧洲适度上升,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则稳定在极高水平。二战后,西方各国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自二战以来,收入前1%人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大大增加,尤其在美国;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难看到,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但19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联合国的一个美国考察报告也带来了同样不好的消息。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就至少有一个生活贫困,而当中近半则深陷赤贫,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但这个考察报告则认为20%较为接近现实。

    这里还有一个就业“假象”问题。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除了工作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支撑生活。今天的美国,出生于贫困中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对发育有助益的营养食品,难以获得基本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

    政策恶化不平等

    同样严峻的是,尽管不平等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形成的,但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缓解不平等,反而在恶化不平等。以美国为例。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开始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在医疗改革等方面向穷人倾斜。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不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大幅度消减企业税率。普遍估计,这一税改会导致消减社会福利和医药津贴等政策,结果只会使得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实际上,很多年来,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和争论的最热点问题。这些年,围绕着皮凯蒂所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

    西方传统上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民主意味着少数人的政治参与。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不过,前提是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贫困状态下的参与,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地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上,公投产生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层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经常被禁止讨论。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间,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40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但中产阶层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在中国,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能够生存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以快递业为例,阿里巴巴等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

    为什么收入差异很难得到有意义的改善?一般认为,这主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也是有效的。

    奥尔逊认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是分利集团,他们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努力分到最大一块经济“大饼”,把发展转变为分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奥尔逊更观察到,一个社会战争或动乱之后,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战争和动乱削弱既得利益集团。

    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既得利益往往就是“自我服务”集团。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穷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则流向既得利益本身,从而加大收入差异。

    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不过,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历史提供给人们的方法,或许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的确发生了;就是说,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往往是灾难,包括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

    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类的控制,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其实,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例如,一战和二战都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尽管今天的条件不同了,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在内部矛盾尖锐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冒险。

    解决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方法

    就革命来说,历史上出现过三种革命,对减少收入差异、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发生过重大作用。

    第一,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革命”。原始资本主义下的高度剥削,促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西方政府进行了“自我革命”,通过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确立了福利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如果福利社会是可以持续的,那社会也会稳定下去。当然,今天福利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其可持续性。

    第二,苏联和中国式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灭了既得利益,实现所有人财物的重新分配,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不过,很显然,暴力革命中,生命代价的损失不可计数。

    第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社会革命”。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既避免了苏联、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都在经济起飞后的30年时间内,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目标。

    今天,很多国家再次面临极端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前面所说的美国特朗普减税方法,尽管其意图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但就解决收入差异来说,并不被看好。欧洲也在寻找方法,一些北欧国家在进行试点,不管人们工作与否,都能得到一份工资。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传统福利方法的延伸版。中国则在通过精准扶贫,解决农村和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如果不能守住穷人最低生活线,那“革命”就会出现了。

    不过,也很容易看得出,所有这些改革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变革,不足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既得利益主导下的所有改革,其核心仍然是增进既得利益,而非普罗大众。无论是美国或欧洲,只要既得利益所做的仍然是巩固自己的城堡,穷人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

    此外,今天的穷人也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并且拥有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有效武器。内外部的任何因素都很容易触发革命的发生。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但现在颜色革命也已经延伸到西方本身。可以相信,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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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了郑老师的文章,认为对于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入木三分。之前看过一些郑老师的文章及著作,认为都能够紧密结合时代现实社会发生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浅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生动活泼不僵化呆板,总是能够令人耳目一新。
    2018/1/21 11:08:04
  • 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如果一个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

    这是事实。如何杜绝? 就得问问社会应该如何管理了?社会发展道路走了一条又一条,直至走到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义道路,而颠覆、变修的事实又无时不在。所以说毛先辈在中国自上而下打造的中国共产党这支先锋队意义非凡。可惜被当代分化腐蚀了。楼主的忧患目前难有解。
    2018/1/4 6:19:52
  • 在资本主义制度 条件下,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2018/1/4 3:19:22
  • 在资本主义制度 条件下,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2018/1/4 3:19:11
  • 这作者是个欧美标准及原则为思想主旨的,问题一堆堆,解构就苍白了。
    2018/1/3 21:38:33
  • 支持郑永年本文!-------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经常被禁止讨论。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2018/1/3 17:41:30
  • 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明显的分化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怕造反。
    他们现在竭力鼓吹的是所谓“橄榄型”社会----压榨、奴役最底层,腐化中间层,最终目的,是为最顶层的5%能够安享阶级固化。娱乐化的奶嘴是喝不到奶,还能幻想喝到了;国家、世界的舆论、思想、哲学不统一也是他们喜闻乐见;国内的企业也要合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于制造混乱,政府不敢下嘴。
    毛主席才是为人类的平等、进步、文明、发展奉献了一生,他的学问没人比得了,他的品格没人比得了,他的思想、哲学没人比得了,具备这一切,又能实践,又能实现,世界仅此一人!
    所有“中产阶级”中国化的学者都不得好死!
    2018/1/3 15:46:43
  • 看看你2013年一二月及以前的文章,你的馊主意没被参考是中国的幸运。从前HW很重视。差点毁了改革开放。
    2018/1/3 11:59:55
  • 先生回头看看过去你给中国写的文章吧。
    2018/1/3 11:53:37
  • 革命?这个词听起来很可怕。

    改良,这个词比较合适。

    当改良难以让多数人满意时,狂风暴雨式的革命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
    2018/1/3 11:15:11
  • 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但现在颜色革命也已经延伸到西方本身。

    呵呵!
    2018/1/3 11:13:26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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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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