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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
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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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释读

    一、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释读

    由巴图吉日嘎拉、杨海英著,王大方审校的《阿尔寨石窟》一书[内蒙古“内新图准字(2006)第33号”]中,发布了阿尔寨石窟第33号窟的壁画截面十幅,该十幅图实际上是从一幅大型山水人物花鸟画中分解出来的,根据人物、山水物象重叠情况,可以从一幅比较完整的画面(图1)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从上到下观察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部分,释读如下:

    图1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

    上部横向一条画面是《上师观想图》(图2)。主要人物是三位上师:中间一位上师坐于床,前面绘一站立者,双手合十向上师致礼,虽然上师的形象较为模糊,其坐床及前有弟子双手合十膜拜,反映出这位上师已经具有佛的智慧,是佛法真谛的阐述者,代表佛陀传法;弟子恳求上师获得佛心之神通,建立师徒关系。画面左侧绘另一位上师,形象更为模糊,但能辨右手持经卷坐一床上;其左前方有一人物手持法物作供养姿势。画面右侧还绘一位上师,图像较清晰,身着右袵大袍,脚着黑色长统靴,左手持净瓶,右手持佛尘,腰围羊肠带系结于肚前,头部绘有圆形光圈,圆光的形状与贺兰山山嘴沟菩萨的头光相似,属一个类型,[1]双腿并拢坐于一岩石上;上师前蹲坐一兽,形似虎或母狮,其身后绘有岩山,山体高大,皴擦阴阳纹理清晰。从中间一位上师坐床的形制判断,三位主要人物是藏密上师。

    图2《上师观想图》

    按照藏密仪轨,在修习开始,必须观想根本上师,被观之上师又称传法上师。俗人入教首先要选择一位引入教门的上师,观想上师也称上师相应法,是修行事续的重要步骤。藏密最讲究传承师受,对根本上师只有恭敬,通过观想上师的根本方法,进入三密中“意”密修持的观想阶段。画面右侧这位上师左手持净瓶,藏密中又称“本巴瓶”,长颈长口,是吉祥八清净之一,也是密宗修法灌顶时的法器,内装净水,象征甘露。通过观想与上师双方灵通以后可以灌顶,进行灌顶仪式。灌顶先用清净之水洒于头顶,然后喝用骷髅盛的酒。上师右手的佛尘是佛具,代表佛坛庄严洁净。藏密修持秘密真言为主,灌顶以后才能显示教法,开示具体修法,挑选一位本尊佛,结手印,念咒语,接受秘密真言。通过严格的师徒关系开始修习传承。上部画面反映藏密上师传承观想上师修持仪轨的这一特点,是体现藏密修习内容的绘画作品。

    中部靠右绘一组藏密本尊神护法人物(图3)。中间绘一带五骷髅冠的护法神,有头光,呈多组火焰光向上冲腾;两臂粗壮缠绿色帛带。因为图像破坏,看不清有几臂,其中有两臂是有手镯绘出,可能是两臂玛哈嘎拉。玛哈嘎拉为梵语,意为“大黑天”。据有关专家考证,其形象与印度的湿婆神有关,藏语称“滚玻”或“贡保”。在古印度把他视为军神或战神。密藏又认为他是大日如来降服恶魔时呈现的忿怒相法身佛。他的地位较高,是众护法神之首,也是永久的护法神。宝座于翻滚的大海水面上,四周绘无数条青蛇,象征着

    图3《大黑天降魔图》

    征服波涛汹涌的河水。“大黑天”周围的水面绘有三个着披肩的护法力士,其中一力士双臂肌肉隆起,表现有力量,着装与山嘴沟护法力士服饰相同。[2]这组人物画的前、左、右方都绘有山岩,象征从须弥山出发,渡海前往降服水魔。中部画面突出藏密“大黑天”降魔,可称《大黑天降魔图》,也是藏密作品。

    下部(图4)画面的右下方绘骑马官兵渡河情景,是一幅世俗绘画。河边岸上绘一组骑马官兵,约有十余身将士,十余匹马。靠岸边的一匹马呈静态站立,一戴头盔穿甲胄的骑兵站在马的一侧,双手上举向河中的船夫作招呼姿势。离岸较远的乘骑呈向岸边飞奔态势,居中的战马呈走马状,踏步走向岸边。马和马具及马上的人物着装姿态有差异,中间和后面骑马的人物穿白绿相间的战袍,居中两位骑者备有马鞍,其中一位战袍腰下有黑色护髀(图5),护髀为西夏武官服饰(图6)。[3]一组人物的左边绘河水,河面绘有两船只,每船上有一摇橹的,船边的水面上各绘一位纤夫拉着船,似走向岸边。船的形状与榆林窟第38窟五代时期《观音经变》中一老者坐于修行冢渡向彼岸的船形相似,突出船两帮向上翘起的双尾。[4]从官兵服饰及渡船形制等可判断此作品反映了西夏时期或晚期骑兵参战的场面,可称《西夏官兵渡河图》。

    图4《西夏官兵渡河图》

    图5《西夏官兵渡河图》中间骑马

    武官服饰护髀线描图图6榆林窟西夏武官

    服饰线描图

    以上三组人物图,刻画了集合于一壁的上师、“大黑天”佛、西夏官兵等不同人物,描绘了西夏信仰藏密崇拜上师和骑兵参战的实况。

    二、壁画的时代背景

    绘画中出现的佛教人物是上师和藏密神,反映藏密宗教在西夏传播情况。西夏中晚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得到迅速的传播,仁孝天盛年刊印的西夏文法典规定,担任僧官必须会读诵十多种经咒,其中藏文经咒占半数,还要由精通藏语的人进行考试。仁孝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把大法会念藏文佛经放在首位,说明藏密在西夏宗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

    藏密的发展还表现在藏文佛经的翻译,已经发现的西夏佛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译自藏文佛经,如《圣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圣摩利天母总持》等,有的藏文佛经还译成汉文,如《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近年维修西夏佛塔时出土了许多藏密法物,如木雕《胜乐金刚》,唐卡《上师图》,唐卡《大日如来图》等,[5]黑水城出土有唐卡大黑天神等。在西夏行将灭亡的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僧人智天慧真辑《密咒圆因往生集》,规定了持诵密咒陀罗尼的事续礼仪和三摩地念、言意念、金刚念、降魔念等方法。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以皇帝名义缮写的泥金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经后附一御制发愿文,其中写到:

    朕闻我佛世尊,以本根智,证一味真实义;依后得缘,开千异妙法门。其中守护家国,福智蓄集,世俗、胜义双全,现身、来世速益者,唯此《金光明王经》是也。今朕安坐九五,担万密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夜以继日,顺思远柔近能;废寝忘食,念国泰民安。自之所能治道,稀微已至,他上依顺,佛力覆盖爱惜。因此,已见此经之深妙功德,澄信大愿虽已发,然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义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因此建译场,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成万代平安。[6]

    在蒙夏战争交火频繁期,西夏皇帝还抄录佛经,希望以“佛力”来持续统治。这种求佛息战的思想在军队中也会蔓延,阿尔寨石窟33窟的《西夏官兵渡河图》就是对战争形式的刻画。上师与大黑天人物画占画面三分之二,西夏官兵人物画占三分之一,画面突出藏传佛教人物,骑马官兵祈佛的意图表现极为生动。

    整个画面用山水树木等物象作为人物画隔断界面,绘画语言表明战争的地形是有山有河的地段。吴天墀先生考证,成吉思汗征西夏路径的地名中“斡罗孩凡三见,可见斡罗孩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一个军事要镇。斡罗孩(《元史·太祖纪》)又作兀剌海及兀剌孩(《元朝秘史》)。而克拉普洛斯(JVKIaproth)氏又称元世祖时亚细亚地图,斡罗孩则是绘于宁夏北方黄河大曲之滨。”[7]今阿尔寨石窟所处之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正处于黄河大曲之滨。据当地文物部门调查,阿尔巴斯山地有西夏城遗址发现。[8]今研究蒙古学的学者在《蒙古秘史》、拉施持《史集》中找到了蒙夏战争时期成吉思汗扎营、行猎的三个地名,其名称保留至今。

    《蒙古秘史》第265、267节载:“成吉思汗既住过冬欲征唐兀。重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尔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汗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驚,成吉思汗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愓地面下营”。伊利汗国史官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1226年)初春,他(成吉思汗)来到翁混-答兰-忽都黑(图7)地方。”[9]中外史书记载的“阿尔布合”“搠斡儿合愓”“翁混-答兰-忽都黑”三个地名均保留在今黄河西北弯曲处的阿尔巴斯苏木(乡)境内。“阿尔不合”即今阿尔巴斯山,“搠斡儿合愓”意译众窟汇集,即今阿尔寨石窟,当地汉民称百眼窑;“翁混-答兰-忽都黑”意70眼井,又称众犬之井,该地名今称公卡汉(音韵相同),考古人员做过调查,地面至今仍存有八十余眼旱井(图8)。当地老乡称百眼井。据此可知,阿尔寨石窟第33窟这幅大型壁画的绘画内容和文献的记载均反映了蒙夏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蒙夏战争时期蒙古人尚未信仰藏传佛教。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主政凉州

    图7距阿尔寨仅有一程之地的翁混-答兰-忽都黑

    的窝阔台之子阔端王子首先信奉藏传佛教。因此,描绘蒙夏战争题材的作品属于西夏晚期。

    图8当今百眼井仍留有80余座井,大多干枯,有的还能饮羊

    三、绘画技法呈宋初山水人物画特点

    唐代以后文人山水画形成风气,石窟中经变画也以山水人物画的风格出现,渲染佛教人物所处道场的自然风景。如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变》《文殊变》。阿尔寨33窟绘画中的山石、树木、河水,与今阿尔巴斯山及宁夏石嘴山段的贺兰山之间黄河流经的自然环境很相似,在此处的内蒙古的拉僧庙和宁夏石嘴山以黄河为界,设有渡口,直至20世纪80年代建桥后才停用渡船摆渡。在阿尔寨石窟的壁画中似乎也看到了800余年前的此渡口周围环境状况。

    从绘画笔法分析,用笔细腻,许多物象如同西夏榆林窟3窟《文殊变》的绘画风格。如山体线条挺拔有力,用皴擦描绘崇山巨峰,画出岩体阴阳纹理,画中贺兰山、阿尔巴斯山的优美山姿可与《文殊变》中的五台山比美;高山间有用铁钉描方法绘出的草甸草原;每组水浪波纹都用深浅线条给予叠加,突出水流湍急连绵不断,描绘了后浪推前浪的水势;山中之枯树用双线条绘出树皮,枝杈上用墨点绘出干枯的树叶,远处乔木丛丛,枝上点染绿色小叶;还有两只喜鹊,缩脖站立。这些笔法点出了深秋或初春的环境景色。画师的笔锋意境清旷而精致,有宋代山水、花鸟、文人画特征,应是西夏晚期的一幅大型山水人物画作品。

    从绘画布局分析,打破了藏密宗教绘画较为死板的规则,在宗教画中插入世俗重大事件,可视为一种创新。传统的藏密唐卡,以棋格式布局,中间绘本尊神,四周绘菩萨等各路护法神,上师布局在唐卡最下面的一角,属于被宗教膜拜人物中的次要地位。这幅壁画突破了传统布局,把上师绘于上层,突显了上师,以体现藏密中上师连接神与人的关键地位。更为突出的是画面下方在便于人们观摩处布局了反映重大世俗事件的画面,以显宗教与世俗的紧密关系。

    总之,阿尔寨石窟第33窟的这幅壁画,从题材上看宗教人物与世俗人物汇于一铺;从画面布局上看以大黑神护法居中,上列一排上师有藏传唐卡艺术元素;从绘画技法上看线描与着色具有中原山水人物画传统,充分表现了东来汉传佛教艺术与西来藏传佛教艺术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的西夏绘画艺术的时代特征。

    注释

    [1]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大日如来说法图》,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72页。

    [2]汤晓芳主编:《西夏艺术》《护法力士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3]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榆林窟西夏武官供养人,俄藏西夏唐卡《比丘像》中的武官供养人。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77页。

    [4]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0图。

    [5]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02-113页。

    [6]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7]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8]西夏有12监军司,贺兰山左厢设宥州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境内)。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载西夏有“五万人驻贺兰山左厢宥州路”,遗址应属西夏宥州嘉宁军司的一个军事基地。

    [9]《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18、352、431页。

    作者:汤晓芳,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杨勇主编,《探索 收获 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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