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为何高度重视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八)
2017-07-27
字号:
    ——没有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农村发展难以走上“塘约道路”,“三变”也很难成真。

    农村改革,贵州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最近几年改出了“两个道路”。一个是安顺市的“塘约道路”,另一个是六盘水市的“三变道路”。

    什么是“塘约道路”?大致可以表述为: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把村民再组织起来,把农户承包地再集约经营起来,在党支部领导下重新走村社一体化的共同富裕和民主自治道路。“塘约道路”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农村发展道路。

    什么是“三变道路”?大致的表述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走公司主导下的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道路。“三变道路”可以理解为科斯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农村发展道路。

    一个贵州,就农村改革发展搞出了“两个道路”,并且上述“两个道路”都得到了中央不同部门的大力推崇。本人不敢妄议“塘约道路”和“三变道路”的差异和优劣,但我想说的是,这“两个道路”,离开了村社内置金融,不仅“将改革进行到底”都不可能实现,而且将改革进行下去都不可能,甚至“两个道路”都可能只是盆景、或者是昙花!

    先说说塘约道路与村社内置金融。

    塘约道路是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同志和中宣部、中组部及财政部大力推广的农村改革发展道路。

    塘约道路能够守住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发展三条原则及底线:

    第一条: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条: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

    第三条: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

    那么,走“塘约道路”的难点在哪里呢?

    难就难在把已经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只在六种非常情形下才能做到:一是大灾难。在巨大灾难到来的时候,借助于抵御灾难的共同需求,政府政党依靠农民中的精英分子比较容易把农民组织起来;二是大英雄或大傻瓜。在社会极不公平的状态下,有一个或几个在一定区域内的民众中有崇高威信的大英雄或大傻瓜振臂一呼,于是众者云集,组织起来了;三是真信仰(包括信祖宗)。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如真正的共产党人,基督教传教士等;四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运动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五是战争。民族国家在外敌来袭时,战争动员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六是政府特殊政策和重金引诱。政府给“强人”“龙头”特殊政策或重金,以利益诱导农民“依附”于强人和龙头,实际就是:政府把农民作为“负担”,贴钱委托给“强人”“龙头”造大船、带领无数驾一叶小舟的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小农的命运最终有二:第一是被消灭——所谓的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第二是小农成为“强人”“龙头”的依附。

    上述六种组织农民的方式,前面五种方式在当下的中国都不是一般情况下可以实现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在当下是不可复制和大面积推广的组织农民的方式。第六种方式在当下之中国,只要政府有钱有政策,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但严格意义上讲,第六种组织农民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组织不是真正的农民组织,会异化为“狼+羊”组合模式。

    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以所谓的农民组织有很多,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家族组织。家族组织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是以宗族文化(信仰祖宗)为根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以族规为约束、以家族共享财产或家族共享经济为依托的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实际上是上述六种组织方式中的信仰和英雄及灾难、战争等组织方式下组织起来的。但家族组织在革命时期,由于家族文化、族规、家族财产和经济的被边缘化,而几乎名存实亡。家族组织在改革时期,家族文化、家族财产和家族经济有了发育的空间,家族组织开始自发缓慢生长。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流动性史无前例,家族组织要想复兴几乎没有可能了。

    另一类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组织。共产党革命以后,建立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依托建立了村社组织制度和村社经济及统分结合经营制度,并在村社组织之上建立了党支部。这类组织是我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三位一体”、“四权统一”:即: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一体化高度统一于村社之中;产权、财权和事权、治权等四种权利高度统一于村社之内。在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村社组织作为农村的基本组织制度,在经济方面承载了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在政治方面承载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基本治理制度。村社组织是上述六种组织方式中的信仰和阶级斗争及英雄、灾难、战争等五种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当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之后,由于在重视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同时虚置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在重视农民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废止了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并且强行对集体经济进行了私有化改制。村社组织的三位一体、四权统一的基本特征消失,村社组织基本空壳化。但也有例外,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全国依然有接近10000个村社组织依然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利用市场经济条件巩固和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村社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四权统一的特征保持完好,成为了全国农民共同向往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了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的中国梦。这10000个村社之所以能够非常好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得益于村社中有少数傻瓜或个别英雄用行动对信仰的坚持、坚持、再坚持。

    第三类组织是新型市场经济主体。譬如:“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这类组织数量庞大,有数百万之多,绝大多数都是第六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这类组织对改善党的领导、改善乡村治理、实现共同富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意义不大,消极作用不小。

    塘约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是因为塘约出现了大灾难,是因为唐约有左文学等几个大傻瓜,还因为革命时期在塘约村留下来的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组织的空架子还在,所以塘约村民组织起来的组织形式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化组织形式,是对共产党革命成果的一种继承、巩固。

    塘约道路在文化工作者王宏甲先生的一本小册子书的推动下,在全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把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中央一号文件全给边缘化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的学习塘约精神、推广塘约道路,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都在不遗余力的配合,但到底有多少村庄走上了塘约道路呢?估计,即使在贵州,走上塘约道路的村庄也没有几个。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群众都向往走上塘约道路,但学起来很难,说穿了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太难。灾难、战争、信仰、英雄和傻瓜、阶级斗争等都不是常态下的组织农民的组织方式。

    怎么办呢?

    我跟王宏甲先生说,我对常规状态下如何组织农民进行了30多年的实践探索,小有心得和成果: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常规状态下组织农民的最有效方式,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最佳的农民组织形式,是对共产党革命成果——村社组织的继承和发展,是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民组织形式。我们乡建院在全国已经有了数以百计的内置金融村社示范点,运行的都不错,有的比塘约村好。只要政府对每个行政村投入十万、数十万不等的内置金融村社建设的引导资金,我们乡建院一年可以帮助政府让数以千计、万计的村庄走上塘约道路。

    我不好意思跟王宏甲先生讲:全国即使有一万个王宏甲、左文学在全国巡回宣讲塘约道路,中央财政每村给100万元壮大集体经济的补助,每年也不可能有一万个村庄走上塘约道路、甚至一千个也不会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政府引导资金引导下,在已经空心化、僵尸化的村社组织内部创建合作金融组织,重新做实村社组织、激活村社组织,意义巨大。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支持集体成员权和农户承包权抵押贷款;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支持村社为内部成员提供统一采购等服务;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支撑农户承包地、闲置宅基地和房屋等产权成为“定期存款”——实现土地、房屋等资源资产的重新集约经营;村社内置金融内设扶贫基金、养老基金,支撑精准扶贫、扶老和扶弱。有了村社内置金融,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农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和民主自治才能成为现实。

    结论:在地下之中国,如果没有村社内置金融,走塘约道路会事倍功半,或者根本走不通;如果有村社内置金融,走塘约道路会事半功倍、甚至自我复制。

    再说说“三变道路”。

    “三变道路”是中农办和农业部等极力推广的道路。

    “三变道路”难在哪里?

    难在村民没有强烈的意愿变股民。村民变成了股民,能够守住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发展的三条底线吗?

    全国都在推广“三变”,贵州更甚。贵州有多少村庄实现了“三变”呢?

    我走过贵州的一些农村,基层推广“三变”的积极性并不高。很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并不知道为什么要“三变”?如何实现“三变”,更对“三变”能够守住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三条底线持怀疑态度。

    在“三变”的话语体系里,村民为什么对变成股民没有兴趣呢?

    您想想看,村民的承包地要入股到“龙头”和“强人”的企业中去,政府扶持三农的资金也要股权化到农民名下后进入“龙头”和“强人”的企业,分散村民的股东权益如何保证呢?况且企业并不一定赚钱,甚至企业是可以破产的,所以农民以土地入股企业是有风险的,如何控制风险呢?村民规避风险的常见办法就是股权随时可以保底变现或随时退股或随时转让股权获得收益,村民如何做到随时退出——股权变现?在现有的“三变”设计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村民还关心股权能不能抵押贷款?如果村民的股权不能抵押贷款,村民还不如自己将农地随时自主出租一次性获得多年的租金收益。股权如果不能自由变现或抵押贷款,农民对这个没有话语权的股权持有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村民的股权真的可以随时变现,这对“龙头”和“强人”可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龙头”和“强人”们接受村民的股权变现,村民就有可能容易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久而久之,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就会荡然无存了,村社制度就会荡然无存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就会荡然无存了,村民自治制度就会荡然无存了,粮食安全就成为大问题了(龙头企业是不愿意生产粮食的)。

    正因为如此,在推广“三变”的实践中,依然还是“公司+农户”的模式,大部分地方依然是农户的承包地保底租赁给龙头企业,只是戴上了“三变”的帽子。尽管如此,还是与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三底线格格不入。

    有没有既能够守住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三底线,有能够真正受农民欢迎的“三变”呢?我的回答是:有的。

    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有一个张远村,政府出100万的引导资金,在村社内部创建了兼具养老和扶贫功能的村社内置金融(500-600万资金规模)合作社,内置金融合作社接受农户承包地或宅基地房屋等以“长期存款”的方式 “存入”内置金融(“资产银行”),农户资产存入(“资产银行”)的时间越长,给予的利息越高。内置金融合作社再将“资产银行”收储的资源资产“整合”后以股权的方式进入“股份公司”集约经营,获取“保底+二次分红”的股权收益。这是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先将村民组织起来、将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充分实现和交易起来的“三起来”促“三变”模式。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三起来”促“三变”模式和贵州安顺的“三变”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一是守住了习主席设定的农村改革发展三条底线;二是既回应了农户随时自主将股权抵押变现(在内置金融中变现)的要求,又坚守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三是村社组织“三起来”后的股权进入公司是有巨大话语权的“股权”,是农民和农民组织主导的有自主权的“三变”;四是对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模式会有极大的改善;五是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三变”,可以对“塘约道路”完善和升级。

    结论: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三起来”促“三变”,才是符合中国梦时代要求的“三变”,是走向升级版的“塘约道路”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复兴之门的钥匙。

微信订阅号:caogenzhiku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如何让集体经济更有活力,内置金融村社联合体是个方向。
    2017/9/17 20:31:11
  • 你的想法是美好的,应该到各地讲课并建议各地政府践行。
    2017/8/5 19:37:5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最新通过审核的评论员: 封圯哈哈   maoss1959@163.com   snowing   Dota-SK   荒漠主人   类比思维   如家zen   周成康1968   p4e51   njmawei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现在就职于乐施会。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Lcp163cn@yahoo.com.cn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蓝筹名座E-2-802室(100020)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