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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岭南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创新思维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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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省启动“文化强省”建设之际,广东学界提出“岭南学”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发掘古代岭南地区的文化精华,弘扬岭南精神,推动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如何培育、加强岭南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项现实任务。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以下两点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一、构建“岭南学”的基础工程

    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辨析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试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傅璇琮先生与沈玉成研究员、倪其心教授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合作撰写《谈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一文,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 傅璇琮先生等人认为,基础工程主要有四个范围:第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第二,作家作品基本资料的整理研究;第三,基本工具书的编撰;第四,文学通史、专史撰著。这一论述值得我们重视,实际上,古典文学学术界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种看法,《全宋文》、《全宋诗》、《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古本戏曲丛刊》、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等编撰出版,《全清诗》、《全清词》等一批书籍也正在编辑之中,同时《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众多文学通史、专史著作陆续面世,为古典文学研究构建了扎实的基础工程。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路与方法为我们开展岭南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岭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从其内涵而言,岭南文化、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由于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岭南文化、学术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以其商业性、务实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化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性。与此同时,作为新近提出的一门学科概念,又被赋予一定的现实意义。岭南文化、学术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的精华,需要我们加以整理。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出版《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岭南丛书》、《岭南文库》、《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等,撰写多种岭南文学史。然而,就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而言,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学、语言到历史、哲学,从文本流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都有很多书面或口传材料值得进行系统的爬梳、整理并予以出版。以岭南文学文献材料整理为例,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已开展《全粤诗》的整理工作,除此以外,《全粤词》、《全粤曲》、《全粤文》、《全粤小说》、《岭南文学编年史》等都需要投入人力、财力去整理、编撰;在一些重要的个案研究方面,比如,思想领域的惠能、陈白沙、湛若水、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岭南文学领域诸如张九龄、屈大均、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吴趼人等,岭南绘画领域,以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虽已出现一些研究专著和论文,但在文献材料与理论研究方面均有进行深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构建岭南学研究的基础工程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系统地开展岭南学研究。

    二、拓展岭南学研究的创新思维

    岭南学与岭南文化是两个相关但又不能等同的概念,笔者认为,岭南文化的概念相对而言要宽泛一些,武术、民间艺术、传统工艺美术、陶瓷、端砚、建筑等皆属于岭南文化的范畴,而岭南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应该更为集中、具体,以岭南地区的古代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作为主体构成。

    不同区域的学术、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既有历史传承的因素,也受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明代出版文化为例,包括金陵、苏州、杭州在内的吴越地区与福建建阳同为小说出版中心,但属于吴越文化和闽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吴越地区因为文人群体发达、世风较为奢靡,编刊多种情色小说。而自宋代以来就是刊刻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地区是理学家朱熹曾经讲学的所在地,因此在小说出版过程中谨守道德底线。据现有文献来看,除建阳种德堂刊刻《绣榻野史》以外,这一地区尚未出现关于情色小说刊刻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开展岭南学研究,就是要凸显岭南学的区域优势与地域特色,而这种特色的体现往往是在通过与其他区域学术、文化的比较之中进行的。拓展岭南学研究的创新思维,探寻岭南学术文化与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闽文化、三湘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等等的区别与联系。如何从创新的角度突出岭南学术、文化的特色,前人和当代学者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供大家参考。

    其一,拓展岭南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岭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外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由于商贸、移民、战乱等多种因素,岭南文化一方面受到来自中原以及域外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也对中原以及域外文化产生影响。从学术界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来看,我们对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相对较为忽略。实际上,岭南文化体现出较强的辐射力,尤其是对周边地区、对东南亚的影响不可忽视,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岭南文化圈,体现在语言、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南洋出现诸多华文报刊,受岭南地区报刊影响的痕迹相当明显。如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8月26日刊登的《崖山哀》小说即以晚清广州出版的《珠江镜日报》所载《崖门余痛》作为原型而加工、创作的,这类事例屡见不鲜。岭南学的研究应拓展国际化视野,以全球视野、开放意识,立足岭南文化圈,通过联系比较,考察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异同,从而探寻岭南文化的精髓。

    其二,提倡文史哲多学科结合,开展综合研究。以岭南文学的研究为例,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生活的时代、社会,离不开文学艺术的整体,离不开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所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往往要具备宏通的学术视野,将单一的文学研究向多学科研究、综合研究的方向拓展。引入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的视角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岭南文学的发展与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关系紧密,清代道光时魏源《楚粤归舟纪游》诗较为形象地揭示出岭南地区与海洋、商贸之间的关系:“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棉寺寺云。”从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文化的视角研究岭南文学,可以补充传统的研究模式、方法所带来的局限,丰富岭南文学研究的内容,拓展岭南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三,开展岭南学研究范畴中贬谪文化的研究。以韩愈、苏轼等为代表的被贬官员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与影响。韩愈担任潮州刺史只有八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其事迹至今被当地传颂,我们从现在韩山、韩江等地名还可看出韩愈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烙印。同样的,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诗句的广泛流传可见苏轼影响的痕迹。来自中原的贬官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观念,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培养一批杰出的人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有机结合。贬官群体、贬谪文化及其与岭南文学的关系研究是岭南学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生长点之一。

    1999年11月,业师卞孝萱教授从南京大学来广州参加中山大学举办的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曾跟我说到,就全国范围而言,自古以来,岭南和四川两地的学术、文化极具特色。十几年过去了,卞师已驾鹤西归,但先生之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何深入拓展岭南学研究,如何体现岭南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者: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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