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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与中国政策(三)
20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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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前阵撒切尔夫人逝世,在英国反应平淡,但欧洲大陆人喜欢她,这是因为是她“放倒”了苏联。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透露:“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167]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68]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是天生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明白,打散苏联是欧洲统一的前提。罗斯福对美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交与苏联,并由此将大欧洲压挤成小“西欧”了。这对欧洲大陆不利但对英国有利,撒切尔放倒苏联后,欧洲便有了统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的结束时说,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169]。随着欧洲大陆的统一进程加快,美英俄建立的这个阻止欧洲大陆整合的“安全制度”解体了,英国人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与1945年后中国统一进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一样。这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是“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这一几何力学规律的反映。

    尽管英国人不喜欢,但撒切尔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坚持张伯伦的思想遗产,宁可牺牲英国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欧洲统一。继承和有力推进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欧洲统一事业的人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连任表明德国人乃至欧洲人认可她的贡献。默克尔利用世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欧洲的统一。美国经济危机时接收一些国家“购买”债券的钱,这其实对美国不利。好比一个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却给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锻炼,也不节食,这自然没好。欧洲经济危机时,默克尔拒绝其他国再来一次帮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利用经济危机一点点地回收欧洲小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部分主权。2013年4月22日默克尔在柏林表示:“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170]她借助欧盟的名义利用财政的力量把各个小国的主权收上,由此将欧洲变成由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大联邦国家。这是张伯伦的理念。当然这样主导欧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国,而是德国,正如主导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一样。这样的欧洲用拿破仑比喻中国的话说,就是欧洲“睡狮”也醒了。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板块与欧洲和亚洲板块相互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穆斯林能够在这一地区兴起,是因为罗马帝国解体后造成欧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缩。这还是一个几何力学的道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同的是,看哪一边挤压哪一边。罗马之后的欧洲各国矢量之间多是对称且大角度的对冲,而亚洲主体板块仍旧,中国周边也有破碎地带,但对中国不构成对称型对冲。罗马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之后的中国版图变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欧式的对称型裂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说明、清朝版图多大,其实,那只是胖了瘦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比如被拦腰斩断或长出两个“心脏”等器质性裂变。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欧洲中世纪是政教两个中心,由此产生的患乱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不尽的战乱。由此看,2008年以来欧洲利用其内部经济危机推进统一,如果统一实现的话,其张力就会很大,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罗马衰落后,欧洲力量萎缩,这给穆斯林、继而蒙古人崛起和扩张让出了空间。近代工业革命后,欧洲张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扩张,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势力大幅萎缩。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171]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172]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了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此后,原来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发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块演变规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北印度洋沿岸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当欧洲和亚洲板块整合程度较高即分别处在1的水平时,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国家也会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较轻。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屋大维军团全面占领埃及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这些侵犯都没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陆内部。此间,印度出现了民族政权即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及阿育王时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荣 。

    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衰落趋势显现后,中亚板块整合力量开始提升。此间,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终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为0.5水平,与此相应,中亚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间,阿拉伯人、蒙古人进入中亚并横扫欧洲。印度遭受到伊斯兰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173]。1206年,为时三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建立。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为时也是三个多世纪。

    欧洲进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对中亚板块再次形成挤压,印度洋北岸国家严重碎化,印度更是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领,但这与中世纪的外族人占领的时间比,还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还是中古,大概是喜马拉雅山系的屏护,东方中国板块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国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间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头,但很快又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续打击,中亚板块受到西方越来越强的挤压。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决定从中亚撤军后,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非推进,这又使本已缓和的西方对印度洋的压力加强。而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174]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自近新世纪以来西方对中亚板块挤压的强烈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今天,中亚板块的这次反弹很难达到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在印度“两害相权”的比较中,却是不幸--欧洲再次崛起并开始向印度洋挺进--中的大幸。

  

    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度加快,2008年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当年欧洲统一则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盟“只争朝夕”,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我们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地图和现在的欧洲地图作以对比,可以发现其迅速一体化的趋势。现在欧洲板块不仅走向一体化,而且欧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进行更有力地辐射,欧洲的军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北约的名义第一次插入利比亚。法国在打进利比亚的时候还在科特迪瓦同时行动,随后又利用当地危机完成了在马里的军事布局。这样法国就实现了从利比亚到几内亚湾一线的陆军控制,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殖民区域的某种恢复。为什么法国要控制这一线呢,因为几内亚湾不仅有丰富的石油[175],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像黄金、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占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国真是闷声发了大财,它借利比亚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资源。有了这些海外资源,其国内再逢经济危机就可从海外获得额外补偿,并由此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说明欧洲在接近完成其统一时,也启动了非洲新殖民化进程,其势力范围正在向凡尔赛时期回归。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欧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实现其初步统一的呢?用挑拨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以罗斯福之道还治美国之身。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则意在怂恿美国与苏联摊牌。此后,历史进入约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时代。英国唆使美国人跟苏联长期冲突: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美国被拖得伤了元气。尼克松看明白了欧洲的意图,他转身跟毛泽东握手。这下欧洲人着急了,让汤因比到中国来,汤因比随后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搞了个“展望21世纪”的对话,说了大家要注意,中国将来要起来了,中国不得了啊,中国起来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176]。

    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特别是尼克松之后,美国人领导人连同国内学者因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赢得世界霸权已变得轻浮和容易激动。汤因比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抛出“文明冲突”论,随后美国人(实际是华尔街)就推出了一个好激动的小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这人只要见谁甩红布,他就向谁冲。他上台那年本是要冲着中国来了,引发南海撞机事件,我们当时没有着惹他。后来本拉登招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冲到阿富汗给了中国10至20年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当时那个热闹,今天再评价当时中国的外交应对措施,就会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这几年的海军大发展及中国在东海形势改善都和这十几年外交政策有关。试想当年如果我们激化了与小布什美国的矛盾并导致小布什过来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话,那今天的形势就难说了。如果我们与美国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欧洲就必然会过来。欧洲并没有放弃恢复凡尔赛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时间将其影响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们并没有真放弃。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还有印度--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177]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178]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179]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180]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181]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182]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83]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184]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85]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186]。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187]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88]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189]。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施实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190]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191]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92]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3]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194]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历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195]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96],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97],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198],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2 000斤[199],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的认识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200]。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201]。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02],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03]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04]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它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了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205]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给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206]

    从逻辑上推,麦氏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上所说,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07]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为此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208]。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209];“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210]。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211]。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212]。

    中国有个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给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粮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撑着。人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现在好多病都是撑出来的,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应的饮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家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有经验,所以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了,一付舍我其谁、敢作敢为的“少帅”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的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213],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赢输,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214]。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作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215]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216]布氏写下这句话时是1997年,三年后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便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结束时瞬间就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拉的战线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实体工业,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华尔街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到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再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防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这类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217],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是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有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218]所以第一岛链[219]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这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对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的系扣之前,空论西进是危险的。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只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英国占领印度是因为英国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220]。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现在的美国表现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在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舆论把凯南炒作成一个大战略家。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认为昨天的凯南和今天的布尔津斯基都是大战略家。事实上,他们只是华尔街的大战略家,不是美国的战略家。大家看一下布尔津斯基设计的方案,将乌克兰列为支点轴心国家,将整个中东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没有这样的国力,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这只能解释为对华尔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面对王启明和大卫,经销商安东尼是唯利是图,谁给我利润多我跟谁做生意,至于说是不是美国人我不管。华尔街就是只认钱不认人。这么折腾,如果美元垮了怎么办?垮了以后再去欧洲搞欧元,将来在欧洲坐大;欧元跨了怎么办?美国长胖后再回美国来吃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不能有国有银行和本土工业。国家有“肾”即国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库”,这就是银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华尔街到哪也不能接受这些。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221]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就是美国不能有民族之“肾”,有肾就能自己造“血”,这直接威胁到华尔街“血库”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钞票就行了,美国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生产,不然就会重复今天美国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话,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已对国家没有感情了。电视中常有美国军人拿枪扫射同胞,斯诺登还是国安系统的人,他也不愿意干了。为什么?美国人对国家没有荣誉感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222] 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穷凶极恶。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223];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开发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域才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224]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人再回来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225]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226]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227]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228],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229]

    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230]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231]。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232]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待续)

    [167]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168]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169]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

    [170] 《默克尔称欧元区各国应为让渡部分主权做准备》。

    [171] 上古史在欧洲一般是指最早国家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

    [172]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4~前323年,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公元前249~226)、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和蒙古帝国(12~13世纪)等。

    [173] 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开始于11世纪,是由中亚的突厥人进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严重破坏。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被尊为“印度斯坦的皇帝”,由巴卑尔建立的政权被称为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因为巴卑尔的血统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

    [174]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是一个基地组织下属的极端组织,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al Shams”的意思是“大叙利亚”,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ISIS组织的目标消除在一战结束后,由温斯顿·丘吉尔所创建的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也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

    [175] 几内亚湾是非洲最大的海湾,沿岸10多个国家及临近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800亿bbl,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0%。2001年全球新探明的80亿bbl原油中有70亿bbl出自几内亚湾地区。同中东的波斯湾一样,几内亚湾正因石油而升温,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几内亚湾资源潜力巨大。

    [176] 参阅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177] 南郑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部。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78]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13页。

    [179]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亚欧大陆东面,阿穆尔半岛最南端。

    [180] 河内,越南首府。

    [181]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182] 引自《维基百科·权重》。

    [183]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18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185]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

    [186] 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187]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8页。

    [188]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页。

    [189] 1838年,英国以阿富汗拒绝和英缔结反对波斯和沙俄的同盟为借口,入侵阿富汗。次年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1793-1863)弃都北逃。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立舒加(1816-1845)为王,此后,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次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8年11月英国以阿富汗拒绝接受其保护而投靠俄国为借口,二次出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于次年5月与之签订《甘达马克条约》,9月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即位后,致信英印总督,要求废除英国的外交控制权,英国拒绝并于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阿人民奋起反抗。8月双方缔结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1979年12月苏联因不满阿富汗阿明政权,出兵阿富汗并占领喀布尔。在阿富汗人民的激烈反抗下,1986年7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从阿分批撤军。

    [190]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6~87页。

    [191]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192]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页。

    [193]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于英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1949年至1967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67年,执教于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直至退休。

    [194] 转引自[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95]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96]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197] 《孟子·卷四·公孙丑下》

    [198] 战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汉书·食货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食货志上》(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陈文华先生说: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礼·小司徒》的标准,只能分到“下地”,因此,这则这应该是当时最低水平,根据吴慧先生《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的计算,这“亩一石半”合今一市亩205.8市斤;由此结论:“西周每个劳动力可耕18.63市亩地,则最后可以生产3 834市斤粮食(粟)。”(杜青林、孙政才主编,陈文华著:《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页。)

    [199]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超级稻亩产首破1000公斤》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200]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载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201]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参见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20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203]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页。

    [204]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205] [宋]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载沙灵娜译注:《宋词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206] 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07]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页。

    [208] 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Pao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

    [209]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页。

    [210]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211]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8页。

    [212] 转引自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

    [213]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214] 《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 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215]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16] 歌曲《好人一生平安》歌词。

    [217] 此事参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页。

    [2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219]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讲话,针对太平洋地区军事安全形势,提出美国的亚洲政策。艾奇逊提出一条将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从琉球群岛延伸至菲律宾”的防御线。他说:“日本的防务必须得到维持,而且能够得到维持。这条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拥有重要的防御地位,我们将继续保持下去。为了琉球群岛上的居民的利益,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在联合国的授权下托管这些岛屿。但是,它们是太平洋防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守住,而且能够守住。防线从琉球延伸至菲律宾群岛。”“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1950年3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220]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21]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222] 《普京呼吁终结石油美元 称其伤害俄罗斯经济》 。

    [223]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进攻鄂州、察塔儿进攻两淮及兀良哈台进攻云南,自己则领兵往四川。1259年2月,蒙哥大汗亲自率领4万军队到钓鱼城下,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坚严辞拒绝并杀了使者,蒙哥开始进攻钓鱼城,然而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顽强抗击下,大将汪德臣战死,蒙哥更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蒙古军因此撤退。直至1279年,在守将王立带领下钓鱼城军民投降,正式结束钓鱼城之战36年抵抗历史。

    [224] 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横贯俄罗斯东西的铁路干线。东起自莫斯科,经梁赞、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从1891年起,这条铁路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于1916年全线通车。

    [225] 伊朗高原(英文:Iranian plateau,又称Persian plateau)是亚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带,亦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伊朗高原由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开始,一直向东延伸,包括现今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

    [226]“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米~7700米,拥有许多高峰。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地区的屋脊。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为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的主峰蒂里奇米尔峰(Tirich Mir)海拔(7690米)。

    [227]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228] 公元前129年,位于小亚细亚的拍加马王国 起义,罗马镇压后将其划入罗马行省。公元前124年,塞人与安息(帕提亚)冲突,安息王败死。安息向西败西徐亚人,西北败亚美尼亚人,与罗马缔订和约;同年中国张骞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以两万骑迎中国使者。

    [229]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3页。

    [230]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5页。

    [231] “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232]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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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2楼,张教授的文章宏大而伟略,适合中上层人士看的。好文章有贤达人士欣赏就够了,他们会应用于实际,继而对中下层产生正面的、间接的影响。
    2017/7/24 15:22:24
  • 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的时间和等待。
    ——张文木

    这话太好了。中国崛起,最让人担心的是政治上出问题,因为南海及中印等国际争端带来负面影响。
    2017/7/21 16:25:40
  • 汉高、后党或勋贵、文、景、武。。。。。。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但又是结构相似性的。
    2017/7/17 8:55:47
  • 黄老说伊斯兰教势力长期坚持。我就想到了共产党当年深入敌后做工作。那时的共产党员的精神,胜过传教士。
    文章分析阿富汗,使得英国苏联美国在阿富汗折戟,我就想,要有共产党从前的精神,或许能改造阿富汗。
    也是我再次确认,落后的中国从1949年起,为什么能绝然不同了?难道一夜就成了强国?能跟美国较量的强国?不是的,还是共产党还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和组织起中国人民。落后就要挨打。是半句真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不怕帝国主义。
    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跟过贴!是谁支撑了中国经济?是老百姓。前三十年的平均分配——按劳分配,使得奢侈品进口品没有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兴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建立。改开,使得收入分化,还是普通老百姓底层支撑了国产。试问,稍微有点钱的谁看得起国产车?
    结论,落后国家要独立,要战胜霸权主义,要依靠老百姓。落后国家经济要发展起来,要依靠老百姓。中国是榜样,是成功案例。同样,印度是反面案例。他的精英主义执政方式,决定了印度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因为印度的穷人底层老百姓,支撑不了印度经济。
    教训。改开以来的贫富分化,将损害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基础。
    2017/7/17 6:57:23
  • 这系列文章以前看过,不过当时是没看懂的,现在再看就理解得比深刻一点了.这是大宗师级别的文章,没达到哪个水平,看了也没用.东西好是不够的,没人欣赏垃圾都不如.不过好在这种文章不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这是写给主席和总理看的.

    [232]  1962年1月12日--这一段看了,想起写韩信的书,总有“韩信年少时熟读兵书“的假设就觉得好笑,人家韩信当年是当时的天下第一战神项羽的护卫,近距离跟着战神征战多年,这可是了不起的实战教学演练,读不读兵书有什么关系?

    关于一带一路,多年来中国自身的资源只怕已经倒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制造业还有点竞争力,唯一能走的只有自由贸易,否则没有美元,没有资源来源,中国就只有喝西北风了.不过这种自身身子虚弱,想靠外围来补充能量,也是很冒险的.我问过一些中学生,现在学模具专业的很多,大概就是工匠精神的落实了.一带一路和精密模具等行业的发展来取代房地产(房地产事业超级过度发展,简称房事过度,目前已经不行了)的拉动作用,效果如何,拭目以待,不过过程肯定惊险万分,,,,,,
    2017/7/16 10:26:24
  • 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缺点,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
    上一期博主谈印尼的马六甲海峡东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来亚齐,这有利于一些大国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
    印尼名义上是1945年独立,实际上是1950年荷兰才从印尼撤兵。独立以后印尼多个地区发生叛乱,主要是不服爪哇族的统治,争取地区独立。
    亚齐的“自由亚齐运动”组织能够坚持长期斗争,主要是当地有坚强的伊斯兰教文化势力。我是印尼出生和长大,这方面有亲身的体会。
    2008年当地发生特大地震和海啸,使当地的民生经济大受打击,才使独立运动平息。
    2017/7/16 8:18:29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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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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