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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与中国政策(二)
201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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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忧虑的是后一种结局

    (一)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印度版图如大象长鼻南抛至印度洋中心,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权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使控制印度洋与控制印度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不占领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须有效地占领印度。明乎此,再读尼赫鲁的代表作《印度的发现》,就更理解他在书中对印度的前途所表现的远见和无奈。他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61]

    我们很多同志都将尼赫鲁这段名言解读为尼赫鲁有野心,其实这只表明尼赫鲁的担心。尼赫鲁生长在地缘政治理论在西方已成显学的时代。他1905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这一年日本在远东海战中打败俄国,1907年后入剑桥大学就读。此前英国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已声名鹊起。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62]。英国牛津大学还为哈·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哈·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哈·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尼赫鲁就读的剑桥大学离牛津大学不远,当时流行的麦金德学说包含着对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解释,尼赫鲁不可能对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心脏地带”的内容在当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如下表述:

    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63]

    与此同期,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也响起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名字。马汉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别发表《亚洲的问题》《欧洲的冲突》《美国的利益》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重量级论文,提出与哈·麦金德相对应的海权论学说。

    提出制海权理论的马汉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受到特别高的礼遇。马汉1890年出版《海军战略论》,此书很快“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世界畅销书之一”[64]。在英国,马汉这本书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海军理论家普勒斯顿说,《海军战略论》好像是专门为英国内阁写的,书中的思想对内阁成员来讲是正中下怀。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含蓄地评论说:“自1900年以来,英国海军的条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应感激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而不是任何别的人。”[65]1893年马汉应邀访问英国。访英期间,马汉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的接见,并出席女皇和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1904年马汉再次访问英国,仅一周内,他就被授予剑桥大学--三年后,年满18岁的尼赫鲁进入该校就读--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称号。1914年马汉病逝,《伦敦邮报》在一篇悼词中称:“英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公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66]在德国,马汉的书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他形容自己阅读《海军战略论》的心情时说:“我不只是在阅读这本书,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舰上时,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67]在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日本政府还频频与马汉联系,就日本的海军发展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还试图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遭马汉拒绝。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马汉本意是为美国政府写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国“反应迟缓,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68]

    (二)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1912年,22岁的尼赫鲁回到印度,投入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此时的尼赫鲁在思考印度未来命运时,不可能不从麦金德和马汉的地缘政治视角中看到未来印度面临的真正危险并对印度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前景充满忧虑。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纪入侵印度的势力多来自北边帕米尔高地。他们横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有两条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兴都库什山高耸而窄狭的山脊,沿喀布尔谷(Cabul Valley)下来,穿过尽头的开伯尔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绕过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峡(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紧靠印度河东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从海边一直伸展到离喜马拉雅山不远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线和开伯尔的路线在旁遮普的前厅会合成为一条路线,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脉之间留出来的正是这条路。路的尽头屹立着德里。”[69]正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发动了三次阿富汗战争以巩固印度北方防线;同样也是为了牵制印度,英国人在印度独立前夕,将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去,而从中亚进入印度的关键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内。近代入侵印度的势力则是不定期地来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它的国防重点逐渐南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指出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和英国在印度安全防务的特点,他说:

    

    印度的陆上边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70]

    与马汉同时代的陆权理论的开山人物哈·麦金德也有同样的论述,他写道:

    印度、蛮子[71](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72]

    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73]

    我们看,印度北边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脉,扎格罗斯山、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一线是难以翻越的屏障。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直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74]来形容。除藏南地段,没有大部队南北直线自如运动的条件。正因此,几百年甚至近千年间罕见有南方印度大规模挥师北上成功和北方中国中原汉族政权南下得以长期占据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中国“这个地区被从喜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广阔沙漠和山岳地带的一条屏障,同大陆心脏地带完全隔绝起来。……缅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脉一直延伸到海上,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竖起一道阻断接触的大障碍。佛教从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国才到达中国这一事实,说明保持直接接触的困难。在它们的全部历史期间,这两个东方文化中心彼此一直相当地隔离着,它们仅有的接触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75]

    潘尼迦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尼赫鲁派他来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就是因为潘尼迦认为独立后的印度的国防安全重点应在海洋。1945年,潘尼迦[76]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书,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印度未来的危险来自海上。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77]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78]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79]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80]

    潘尼迦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81]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1950年1月26日建国,当年4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为什么当时尼赫鲁要和毛泽东结好,因为印度北边要稳定。显然尼赫鲁采纳了潘尼迦的建议。潘尼迦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权从英国手中转到美国手中,印度当对海上安全保持警觉。潘尼迦提醒尼赫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82]

    潘尼迦能被任命为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83],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面临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的前途及与此相关的安全大战略的考虑有关。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相继逝世。此后,中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冷淡下来。

    尽管有1962年的冲突,但尼赫鲁的南向战略并没有为后来的印度政治家所改变。1999年,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84]

    (三)尼赫鲁的悲观判断被部分应验

    尼赫鲁是成长于麦金德陆权和马汉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对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的理论,尤其对其中关于印度次大陆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了然于胸,[85]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对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安全的深深忧虑。实际上,在“有声有色”和“销声匿迹”的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完整统一且有独立性的印度对于某些大国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对印度前途所表达的悲观判断很快就得到部分应验。1947年6月,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同意印巴分治。这导致巴基斯坦于当年8月14日独立,斯里兰卡于次年(1948年)2月4日也从印度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这样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国”地位,又可以从南北两面牵制印度的崛起。将斯里兰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发展;把巴基斯坦从印度北方划分出来,目的是为了将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这只是印度“销声匿迹”过程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兰卡北端之间出现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的“独立”运动,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出现亚齐独立运动,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笔。凡是地区性的分裂势力,后面必然有大国的全球谋划和安排。巴拿马、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吉布提等都是这种安排的结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缘政治利益的地方划出小国,这是大国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手段。条件成熟的话,印度南边和斯里兰卡北面再生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看,位于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86]也会有同样的结局。马六甲海峡东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来亚齐,这有利于一些大国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样,亚齐有一个“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主张以暴力手段争取亚齐独立的组织[87]。尽管目前亚齐独立运动和猛虎组织与政府达成某种合解,但它仍是欧洲为重返亚洲随时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国际政治贯穿着精细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说:“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88]西方人擅长用搭积木而不是砸积木即打倒和消灭对手的方式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块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对手却动弹不得。如果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是威灵顿公爵[89],那么埋葬拿破仑法国的却是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梅特涅[90]。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91]。不能消灭,那只有削解其能量,转化矛盾的性质。化解而不是消灭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国在离开南亚时将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变的要素,遇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是决定国际间和洲际间关系的条件。”[92]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首先要搞清这一地区的“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

    总体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版图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北岸可分东北和西北两向。东北面是亚洲板块,西北面是欧洲板块。欧亚板块的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是二者面积悬殊、但国家数量却接近[93],其整合程度形成鲜明反差:亚洲板块的特点是中心国家巨大、四周国家碎小,中国是亚洲的主体和中心,破碎地带发生在中国周边,周边与中心国家间不对称破碎特点明显。欧洲则是中间国家碎小(如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等),而四周国家较大(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及东欧诸国),国家间对称型破碎特征明显。在两大板块中间的正北面,是麦金德说的欧亚“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带。在南亚和西亚,分布着以印度和伊朗为重心的次区域国家群。它们分别围绕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对称破碎地带。但比较而言,中国、印度、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东向西逐次递减。所有这些区域中心又围绕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不对称关系。亚欧地理板块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参照。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在欧亚大陆板块北面,还有一个既难以融入欧亚又有较强的介入能力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在欧洲或亚洲地区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俄罗斯总是起着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近现代拿破仑、希特勒打破欧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亚洲平衡的时候,俄罗斯往往担当着 “最终裁判”的角色,俄国的最后临门一脚,往往决定着全局的胜败。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国政府战后注意苏联的这一特殊作用,他写道:“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94]“俄国将是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势力,有它作为盟国,对于英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其实,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欧洲边缘地区树立霸权,苏联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95]基辛格对俄国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不无羡慕地评价说:“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96]

    与俄罗斯陆权平衡杠杆相对应的是英国,英国自从占领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过海权平衡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的角色。马汉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书中说: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97]

    与此相对应,英国借助印度也担负起遏制俄国和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马汉说: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印度由于距离的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98]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99]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10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01]教授推进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中,斯派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那句战略名言提出挑战,他说: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102]

    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可以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103]。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结尾时更是强调: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104]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说白了就是让多种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如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皮斯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迅速兴起,借助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在世俗王权之外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和控制欧洲继而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105]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板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到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罗马帝国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间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形势转入欧洲: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统一性也越来越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争夺的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10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107]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108]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109]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110]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 “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11]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12]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3]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114]。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15]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116]。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同志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着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的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117]。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118]。

    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119]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120]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121]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22]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123]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124]

    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125]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126]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127]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128]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129]

    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130]。“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你看看欧洲中世纪内耗成什么样子了,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131]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这一结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的一面。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倒台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肾”都没了,所以它走不远。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132]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有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你“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国家更具危险性。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但是,目前印度还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它之前西方国家还有其他对手--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要解决,如中俄倒下,随后印度必将首当其冲。所以说印度有些人跟中国作对的政策不明智,中国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这与三国中的孙吴为得荆州小利而获灭国之灾的道理一样。看看当年英国对印度人民的镇压及统治,就会知道西方人届时根本不会给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给印度连起了一个大版图,但英国人走时又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给拆分出去。这真是用得着就统合,用不着时就拆分。但毕竟没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还在英联邦里面,英国人还要重返远东。这在汤因比书里有所体现。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133]

    大家再看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书,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34]

    整个印度洋国家是一种拉美式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工业发展不能独立自主,这样的民族没有张力。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必然要扩张并走帝国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起步的,因为它需要世界市场。中国发展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中国带向自然农业社会,更没有带入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的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135]。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因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6]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137]

    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转变成了一个“牧羊场”国家。 美国本来是要消灭日本的重工业的[138],后因冷战的需要,美国再次放宽了对日本工业的限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一个养羊、跑袋鼠并由此没有扩张和打仗需要的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就特别“和平”,当然也没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像样的重工业,所以也比较和平。这样的国家,傍着美国,美国也放心。围绕在中国周边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欧洲为了在亚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来的。如果当年英国人把印度发展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西南一带就不是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了。中南半岛三分天下的形势,也是法国人当年搞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后果。正因为中国周边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中国形成--完全不同于欧洲对称破碎--的不对称破碎格局,亚洲近现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欧洲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张伯伦先生及其政治遗产。希特勒崛起时,张伯伦意识到了再次世界大战将使欧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权。张伯伦为此绥靖希特勒并对他说,咱们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以后苏联美国崛起,我们若再打,苏联人和美国人就会进入欧洲。希特勒当时年轻听不进去,决定打;丘吉尔也年轻更听不进去“老同志”的话,也决定打。战争的结果不出张伯伦所料:苏联和美国通过“第二战场”完全插进欧洲。丘吉尔当时想从南欧开辟“第二战场”,从意大利北上出兵,罗斯福和斯大林却联手逼迫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出兵,把东欧让给苏联红军来解放。当时谁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所至。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139]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40]苏联出兵东欧意味着东欧将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欧洲就又被压成两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欧”和苏联控制的“东欧”。欧洲被拦腰斩断了。欧洲由此元气大伤。

    在认识美国人方面,当年的丘吉尔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他早点读到麦金德发表于1919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说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141]的预言,就不会轻信同为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

    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前4个小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个单独会晤。会晤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丘吉尔先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对美国人很有感情,不应当认为他想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对美国人是完全忠实的。[142]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143]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已主动向斯大林表达了被丘吉尔视为命根子的印度问题的解决意见。1943年11月30日的苏联档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144]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145];现在罗斯福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146]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147]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148]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149]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150]。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151]。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 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152]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153]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154]。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155]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156]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157]。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此类绕口令,如做通俗翻译,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持续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统一为一体。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罗斯福告诉美国垄断资本家,只有这些国家“持续独立”,美国资本家才能大发军火财,才能听美国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局。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158]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的前提。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这时会有人问,即如此,那马歇尔为什么又要给欧洲那么多钱帮助“欧洲复兴”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丘吉尔要利用欧洲战后危机再次实现欧洲统一。这个时候马歇尔抢在丘吉尔之前,撒了一大笔钱,相当于在罗斯福拍碎的欧洲骨伤而丘吉尔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层“云南白药”,各国有了这笔钱,其统一的愿望就被远远地推后,由此,欧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是为美国利益谋划的大战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个人。1945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时,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159]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不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1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学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地把握罗斯福、马歇尔世界布局要义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皮克曼开始思考战后和平体系的问题,他在当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平衡欧亚大陆的特殊作用保持欧洲国家对等破碎对美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欧洲的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实力分布,将继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欧洲是民族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组成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因缔结和约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控制着大陆上最大的潜在实力,必须由法国和东欧的势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让这三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全部地区的统治权。注意保持实力的适当分布,将是英、美、苏三大超级强国战后的任务。[161]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的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完欧洲再分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62]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国共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163],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手苏联合分世界的事实明朗后,丘吉尔才意识到 “姜还是老的辣”,当年张伯伦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这时,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64]。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65]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知耻近乎勇”[166],有了一种为了欧洲的统一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要更加珍惜中国的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有些学者赞美欧洲小国分治,让中国走欧洲的路,这实在是不懂历史的表现。(待续)

    [60]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4页。

    [61] [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62]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引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63]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64] 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编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65] 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编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66] 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编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67] 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编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68] 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编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69]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6页。

    [70]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71] 蛮子,系对中国南宋王朝的蔑称。

    [72]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1页。

    [73]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5页。

    [74] [唐]李白:《蜀道难》,俞平伯等编:《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75]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5页。

    [76]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曾于1948~1952年任印度驻中华民国大使、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1952至1953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年至1959年任驻法国大使。

    [77]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

    [78]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

    [79]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7~88页。

    [80]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7页。

    [81]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页。

    [82]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83] 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潘尼迦是印度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蒋介石逃往广州前通知各国使节撤往广州时,印度大使潘尼迦拒绝撤走。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随后,中印两国正式建交,潘尼迦便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印度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任期从1950年至1952年。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但这是中印建交的最初阶段,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4]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85]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麦金德“心脏地”“边缘地”理论作了介绍并认为有“部分真理”。他写道:“地理政治学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主义者的支柱。它那‘核心地’和‘边缘地’的谰言也被认为可以阐明民族盛衰的神秘了。这学说发源于英国(也许是苏格兰?),后来成为给纳粹引路的明灯,满足了他们独霸世界的迷梦和野心,而又把他们引到了大灾大难。部分的真理有时会比虚妄更为危险;这时的真理是会使人昧于眼前的现实。后来在德国发展的H.J.麦金德的地理政治学理论是建筑在认为文明都发展于沿着海洋边缘的大陆(欧洲和亚洲),而这些边缘地带都必须防守使其免于从‘核心地’来的侵略者的压力,而这里所指的核心地就是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控制了这个‘核心地’就意味着统治全世界。然而文明已经不再局限于海洋的边缘了,而且它的范围和内容也有变为普遍的趋向。美洲的成长更不能与这欧亚核心地统治全世界的学说相适合。况且空中威力所带来的新因素也已经推翻了海上威力和陆地威力的均势。”参见[印]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6~717页。

    [86] 亚齐 (Aceh) 是印度尼西亚最西部的一个省,面积5.7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其中穆斯林人口占90%。1959年,印尼政府曾颁布一项法令,宣布亚齐为在宗教、传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拥有广泛自治权的特区。

    [87] 1976年12月,一些反政府人士开始利用亚齐经济凋敝、人们生活贫困等因素,与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并成立了“自由亚齐运动”,要求在亚齐成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印尼历届政府都坚决反对亚齐独立,并对其武装进行军事打击。2005年8月印尼政府和亚齐分离主义人士,在芬兰达成和议,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12月,印尼军方大抵完成撤军,结束近30年的流血冲突,和平露出曙光。2006年7月11日,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了《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

    [88]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89] 威灵顿〔威灵顿(1769~1852)〕英国元帅,第一任威灵顿公爵,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联盟军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于世。

    [90] 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纪出色的奥地利外交家,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 (1809~1848),首相 (1821~1848)。1814年10月,拿破仑被打败后,梅特涅主持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并成为战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1859年6月11日卒于维也纳。

    [91]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92]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8页。

    [93] 亚洲共计49国,面积4 400万平方千米;欧洲45国,面积1 016万平方千米。根据黄秀莲、沈文轩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提供的资料统计。

    [9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0页。

    [95]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6~107页。

    [9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97]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9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9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页。

    [100]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01]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将东欧政治思想带入美国。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教学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上。49岁死于癌症。

    [102]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103]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3页。

    [10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

    [105] 转引自[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106]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107] [意]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出身于佛罗伦萨贵族世家,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长官,后因政治因素被当局流放,终生再未回到佛罗伦萨。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代表作品《神曲》,该书被誉为中世纪文学的巅峰之作,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先声之作。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并称为世界三大文学巨匠。

    [108] [意] 阿利盖利。但丁著,朱虹译:《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

    [10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

    [110]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111]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1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1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114]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115]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116] 《越南眼中的中美抉择:天堂很远 中国却很近》。

    [117] 孙渝红博士论文:《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H09;DOI:CNKI:CDMD:1.2009.198012。

    [118]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

    [119]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页。

    [120] 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页。

    [121] 《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

    [122]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123] 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 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

    [124] “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25]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126]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据悉,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咨询和情报机构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

    [127] 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

    [128]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129] 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第96~98页。

    [130] [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131]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132] 转引自[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4页。

    [133]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134] 《这是一封超长的信,收信人是我热爱的国家》。

    [135] 《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籍的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放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136]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137]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38] “日本将被许维持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准许。”《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139]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1966年出狱。

    [140]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41]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页。

    [142]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143]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

    [144] 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145] 转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 p.438.

    [146]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

    [14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148]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149]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150]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5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52]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153]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154]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155] 参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页。

    [156]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5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158] 讲话内容摘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5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

    [160]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161]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6页。

    [162] 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是苏美英三国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1945年2月4~11日,面临希特勒 德国即将崩溃,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F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就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政治等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和谅解。2月11日,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参阅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163] 关于这几次斯大林“劝和”建议,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728页。)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参阅《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页。

    [164] 岳飞:《满江红》

    [165]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家。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上,雨果发表演说表示“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两个巨型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会越过大西洋握起手来”。转引自惠一鸣著《欧洲联盟发展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166]《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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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

    深谙二十四史的他,真是战略家。
    2017/7/20 16:12:15
  • 文章好长。作者精心地对印度这个国家及印度洋的分析,十分到位。印度的雄心壮志,虽值得人们去赞扬与思考,但由于自身的结构性与社会性矛盾至今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其壮志难酬就无法避免的了。
    2017/7/15 9: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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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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