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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环宇,西有危机、东有“悬”机?
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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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看且议学者对世界最新问题的揭示与认知

    最近读到三篇文章,颇感新深,值得长思。觉得三篇文所提问题,显示了学界对当今世界若干最新问题的揭示与认知,甚或可说,涵盖当代东西方世界的若干重大、根本问题。不由让人感慨:且看今日环宇中,西危东“悬”并有机!

    一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尹伊文:《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其指出西方民主理论制度三问题: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概念矛盾;不负责任的选举权导致自毁;多数决中位数效应的自弱机制。并提出,须精英治理。而挑选精英的五大原则是:开放;择优;自我优化;组织机构趋优化;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

    二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三百年大变局,资本主义会终结吗》(环球网)。此文鲜明的提问:资本主义会终结吗?指出: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或将结束,新的社会形态将取而代之,就像300年前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一样。

    三是: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左右”之争挥之不去的主因》(光明网)。文中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六大理论瓶颈问题: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还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定律是什么?中共执政为了谁和依靠谁?要不要继续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强“特色”弱“共性”的理论能不能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并提出:解决这些理论难题,需要:一,政治上自我超越;二,利益上厘清关系。还指出,有两个现实任务要完成:一个是,尽快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确立起来,特别是指引中国大国道路的“开创文明”的政治观(政治路线)确立起来。另一个是,为理论工作者放飞思想提供适宜环境和制度保证,避免让创新理论者在创新道路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且归纳说:一句话,只有把理论工作者引到创新的道路上来,重大理论瓶颈才能突破。

    这里仅将粗读的些许摘、评录之于后(提要和评议在中),供参阅。

    其一: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尹伊文:《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

    ——点透了西方民主中“多数”原则的运行结果,往往会演变成实际上的“少数”。使人看清西方民主“道德高地”的地基,其实有多高。

    民主理论为了解决“人民统治”中个人意见冲突的问题,使用了“大多数”来代表“人民”,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见。不过,如何定义“大多数”又产生了新问题。若把“大多数”定义为“绝对多数”,那么“大多数”就应该是大于50%。当只有两种意见A和B的时候,虽然有可能出现A和B各为50%,但只要稍有差异,还是可以确定微弱的“绝对多数”。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意见往往不止两种,如果有三种意见A、B、C,就很可能不存在“绝对多数”,没有一种意见可以达到50%以上。此时可以作出的妥协是把“绝对多数”改为“相对多数”,把A、B、C中人数最多的意见定义成人民的意见。譬如A是33%,B是33%,C是34%,那么C就是“相对多数”,就代表了“人民”。如此的结果出现了悖论,“相对多数代表人民”导致出“绝对少数代表人民”,因为34%的人支持C意见,而66%的人不支持C意见,34%的“相对多数”本身是“绝对少数”,民主制中的人民竟然演变成“绝对少数”。

    ——指出了西方民主一人一票表决方式的“非责任性安排”的非理性

    选举执政者也牵扯到公共利益,而且其牵扯的利益要比驾驶汽车重大得多。误驾汽车会引发的事故是交通事故,会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有限的;错选执政者会引发的事故是政治事故、经济事故、外交事故、军事事故……会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参与权利反而不设置责任门槛,实在是非理性的制度安排。

    ——揭露了“选民不需要承担理解选举内容的责任”,所导致的结果:很多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复杂问题因此而被回避,或者被歪曲简单化。复杂问题被刻意简单化到低智的层面,来搞蛊惑宣传。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显现出一系列问题,其中极为严重的是“政治低智化”和“利益集团操纵”。由于选民不需要承担理解选举内容的责任,很多人都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复杂的问题,只愿相信别人提供的简明答案,政客要想获得这些人的选票,就要推出简明的口号,避免复杂的讨论,同时利益集团还可以趁虚而入,制造符合自己利益的简明蛊惑宣传。

    很多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复杂问题因此而被回避,或者被歪曲简单化。譬如在美国,金融衍生品是个很重要但很复杂的问题,政客一直避而不谈,金融利益集团趁机把金融去管制歪曲简单化为“去管制能让市场发挥更高效率”。这种“避而不谈”和“歪曲简化”的结果是“低智化”:复杂问题不在高智的层面上讨论,而被刻意简单化到低智的层面来搞蛊惑宣传。结果,事关群体利益的复杂问题被回避、被歪曲,而不是被讨论、被解决。这些问题在回避和歪曲的掩盖下繁衍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指出:西方普选的民主程序,潜伏着自我毁灭的机制,隐藏着自毁的基因!

    西方普选的民主程序,却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价值体系上的,只强调个人的选举权,不注重个人的选举责任。由于个人权利中潜伏着“个人高于群体”的因素,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选举程序中就隐含着忽视群体利益的机制。如果一个以“为群体做决策”为目的之程序中含有“忽视群体利益”的机制,这个程序岂不会引导出“忽视自身利益”的决策?这岂不是一个悖论式的程序?悖论式的程序潜伏着自我毁灭的机制,隐藏着自毁的基因。

    ——指出普选民主的“多数人的意愿作出的决策”,其智慧能力特点——在小国“趋中”,在国际“趋弱”。

    民主的根本原则是多数制,民主决策是要遵从多数人的意愿。在民主制的框架下,虽然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保障,但是根本决策还是得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这种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的决策会有什么样的智慧能力特点呢?

    假设可以对全国所有人的智慧能力进行测试,最低者定为0分,最高者定为100分,那么该智力分数的密度曲线的密度分布应呈现出正态分布特征:多数人的分数集中在50分左右,越趋近低端0分或高端100分的人数越少。

    因此,遵循多数制原则做出的决策,其智力特点应该是趋近50分左右的水平,因为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在50分左右。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决策避免了接近0分的低智愚蠢结果;但从坏的方面来看,这种决策也使接近100分的高智英明卓见无法被采用。民主制具有这种“中位数效应”的趋中化机制,虽然防止了趋弱,但也阻碍了趋强。在一国之内的小框架中,中位数效应是趋中的,并不是趋弱的;但若在多国竞争的国际大框架中,民主制的中位数效应就不仅仅是趋中,而且很可能有趋弱的倾向。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执政者的智力水平越高,这个国家成为强国的可能性越大。即使这个国家初始的总体状况比较低弱,如果它能够不断地选择智力水平处于高端的人成为执政者,它就能够比其它选择智力水平趋中者执政的国家发展得更快。用趋强取向选择执政者,可以使国家加速趋强;用趋中取向选择执政者,会在面对趋强国家竞争的时候显现出颓势。

    ——提出,由智者领导的国家有更强大的生存发展能力,安排智者执政的制度自然会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中表现出优势。因此,须精英治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让智者执政其实是一条“潜规则”,虽然这条潜规则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人有意识地认识到,但它却表现在无意识的制度安排中。因为由智者领导的国家有更强大的生存发展能力,安排智者执政的制度自然会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中表现出优势,因而使得这些制度可持续、可壮大。譬如,在君主制的中世纪,执政的君主是世袭的,表面上没有“智者执政”的安排,但是,君主制中往往有制度安排王子贵族接受良好教育,中世纪教育资源极度贫乏,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受过教育的王子和贵族会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为“智慧”一些。这种让将会进入执政决策圈子的王子和贵族接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就是这条潜规则的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达,教育资源的丰富,社会结构的变迁,许多非贵族的中产阶级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中产阶级里出现了大批比王子贵族更智慧的人。让这些中产阶级的智者执政,会对国家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智者执政的潜规则再次发生作用。譬如在英国,以非贵族的有产绅士精英为主体的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光荣革命使得议会的权力超越了君主的权力。这些非贵族精英的执政表现也的确比君主更为智慧,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发展迅速,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但是光荣革命之后,在西方国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智者执政的潜规则却没有被理性地认识到,更没有被有意识地制度化。相反,在浪漫主义崛起之后,“去理性”的个人自由、“去责任”的个人权利成了大潮流。在19世纪浪漫主义大潮的裹挟之下,精英民主逐渐被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所替代。19世纪有投票权的英国公民是少数,当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投票门槛降低之后,有投票权的英国人仍然只有5%左右[6],后来逐渐增加,直到1928年,英国才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人们浪漫地相信,一人一票的普选是“人人平等”的最公平选举,将会选出“为人民”的执政者,将能建成“属于人民、为人民”的政府。但是民主制度实践的结果,却并没有带来这样的理想境界。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人人并不平等,财团的权利远大于平民,金钱的力量可以左右政治。如此的政治现实, 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金主”。在一人一票的表象之下,真正作主的不是人民,而是金钱。

    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来考虑,让智力高的贤能优者来执政是理性的。与其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让“金主”执政,不如撇弃虚伪的“民主”外壳,寻找能够选择智力高超的贤能“优主”执政的方法。

    不同的国家,由于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等等的因素,很可能发展出不同的选择优秀贤士、实行优者执政的具体方法程序。这些不同的具体方法程序,一般会遵循下面五个大原则。

    ——挑选贤能优者来执政的五大原则是:开放;择优;自我优化;组织机构趋优化;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详情可读原文

    其二:

    乔良《三百年大变局,资本主义会终结吗》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美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是,物极必反!

    西方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形态从来都是并辔而行或者说是一对双胞胎,西方民主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的一种表达。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模式不再能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时,美国接棒前行,把世界经济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也随之达到顶点。

    可以说,美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年总面积达3300平方公里的大英殖民帝国,也没能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国土多大,大英帝国版图都有可感边界,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则可谓无远弗届,遍及全球。其他国家即使拥有领土、法律、军队、政府等一切主权形式,但凡美元所及之处,都被不同程度的美式资本主义所覆盖。美国将金融资本主义的能量发挥到了极限,其标志就是全球化。

    物极必反。现在,美国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它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当全球实体经济每年GDP总规模只有70多万亿美元时,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竟高达2000万亿。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如何支撑虚拟经济“钱生钱”的游戏?所以,当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时,世界经济也就走到了它的转折点。

    ——西方民主制度开始了由盛及衰——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同样开始了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套制度在面对封建体制、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战时生机勃勃,但在随后金融资本的贪婪、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原初的动力和能量慢慢耗尽,现在已俨然是身染沉疴的老人。西方体制内越来越多的政党早已忘记这套体制的初衷,更多考虑如何上台,实现自己的政党利益,其结果就是把原本追求效率的民主制度变成令人绝望的扯皮制度。还有上文分析到的,西方民主在实际运行中,还出现的现实问题:民主并非真正多数人做了主;还会、还能导致自弱、自毁。

    西方引以为豪的两个方面都将面临崩盘,一是给西方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二是西方民主制度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观。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或将结束,新的社会形态将取而代之,就像300年前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一样。

    ——此文发人深思的分析了互联网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明显过时。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经济也是新政治工具,正在逐渐实现对新社会力量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往往是由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即生产力影响和决定的,而互联网这个“工具”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只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认为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已经够用,依然习惯性地认为西方人定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就是人类共同的目标。问题是300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已证明,民主、自由、人权这套理念过于虚幻,唯一可具体操作的,不过是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明显过时的工具和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它为人类提供了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等更为精确的工具,因而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不可修复的冲击,因而给即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形态带来破旧立新的机会。

    经济方面,互联网在世界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提供了可资新社会形态利用的思路和概念。在以往传统社会模式中,国家之间都以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零和博弈规则争夺利益。但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强调合作协调、互利共赢。为什么“众筹”模式会被发明出来?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抛弃了投资人和大资本,从而使过去300多年来“资本为王”、由资本决定社会财富最终归属这一人类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结束。言之有理有据!互联网为终结“‘资本为王’、由资本决定社会财富最终归属这一人类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提供了“工具”。正如以往人类社会发展,常常是由人类使用的“工具”(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进步,所推动的一样。

    政治层面,互联网也为人类社会带来崭新前景。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主要通过两大工具对抗封建王权:一是政党政治,二是报纸传媒。前者是其力量组织模式,后者是其民众动员方式。靠着这二者,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模式就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模式,其中,政党制和舆论监督是所谓民主制度的两大要素。

    但在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经济也是新政治工具,正在逐渐实现对新社会力量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这里既包含新组织模式又包含新动员方式。这种新工具的出现,使传统西方民主政治模式顿显陈旧。当每个互联网移动终端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表态的投票器时,四年一次的票选民主,显然已完全跟不上互联网政治的前进速度。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本身天然支持多元化而非霸权,因为它的特性就是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进而实现去权力化,最终支持的就是多元化和多极化。这种多元化多极化恰是中国的主张。因此,这场大时代的变局为中国提供了机会,我们既不应沉浸于自身传统的老思路中,也不应完全接受西方那一套。这种思维软化状态更有利于新理念的创造和形成。

    社会形态一定会继续向前演进,只是任何新的形态或潮流都要有其理论原点。在这一点上,面对未来,善于虚心学习的中国,更有希望。但仅有希望还远远不够,还需有意识地去探索和创造。这可能正是在西方民主有“危”之时,东方、中国可能会有的“机”。

    其三: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左右”之争挥之不去的主因》。

    ——提出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足堪深思。从这个角度看,甚或可说:中国的发展,是有“机”,但也有“悬”,还有“悬念”——“悬而未决之理念”。这些“悬念”,确实应该、需要解答、普及和实践。

    有哪些重大理论问题在困惑着我们的的思想?这些问题尖锐,但确需做令人信服的回答。因为信服,才会“信仰”。而信仰的力量,从古今中外、中共的发展壮大,皆可深切感受!

    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我们的政治理想、政治逻辑、价值系统,乃至伦理道德和社会评价体系,皆奠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所以,是否坚定这一信仰,不仅决定着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并且关系到社会价值系统的建构与大众的精神追求和归宿。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冷战”时期,坚持这一信仰至少在逻辑上不成问题,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问题产生出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过去的路径,而今世界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着力建设的是和谐世界,而不再“输出革命”,那么实现共产主义的新路在哪里?没有路的信仰就是抽象的符号或招牌,不会产生真正的号召力。

    不用“输出革命”,和平竞赛(因为现代核武条件,武力“输出革命”可能同归于尽,双方都得收手),逐渐取代、融合,和平演变之,是否可能?——和平演变,不该是仅能西方对东方、中国吧?不能说,只有西对东才有底气如此说和做吧?

    二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还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这个主义奠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构成革命逻辑,及其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问题是工业大生产时期的资本与劳动力关系,正在为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所取代,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现实,现有的政策制度必定错。同样,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史观,不管在革命还是建设阶段,我们都没有真正遵循,相反,“精神万能”,“革命精神高于天”,大量存在。如果不解决“两大发现”的现实存在,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异化。

    “两大发现”应还能解释现实世界。例如“剩余价值”,资本投入后的增值(中有剩余价值吧),是有资本的奠基性功能、风险投入价值、贡献,但其他方面(例如脑力、体力)的投入对增值的作用不应低估值、低付酬。应对资本和其他投入的贡献与回报,做重新认定、划分、分配到位。这样,“剝削”问题与分配不公乃至两极分化,这东、西方经济发展今天都遇到的问题,是否或能解决至少缓解?至于“物质决定精神”,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就有答案:物质决定精神,但不能否定精神对物质的、有时是十分巨大的反作用。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定律是什么?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内生性理论建构,因此国际共运席卷半个世界。后来,因为苏共理论僵化,致使苏联走向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道路,因此创造出一个个辉煌。不可否认,实践成功的同时,理论上远离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显然不能放弃成功的实践,向传统理论上靠,这就需要实现重大理论突破。这不能通过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来反证或推导自己的先进与科学,只能探寻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逻辑和科学定律,以此支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了谁和依靠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义力量所在。问题在于,革命时期讲为人民服务很容易看清,“打土豪分田地”厘清的就是阶级关系,进入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众都成了共和国公民,其间只有阶层之分,没有阶级之别,这时再讲人民,其内含和外延未必很清楚。

    五是要不要继续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邓小平提出这个思想时,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因此推动改革开放深度发展。今天有许多人开始置疑,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一直接影响左右之争的思想。当然,科学的态度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我们所以把反左突出出来,有规律与逻辑。任何政党或民族都有向自己所持主义靠拢的天性和历史惯性,左派政党、右派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皆如此,理性的政党应当防范自己走向极端,问题是面对已经向两个极端的民众,必须在理论上说服。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客观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六是强“特色”弱“共性”的理论能不能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规律表明,小国弱国更讲“特色”,既然不谋求领袖世界,也便把重点放在避免被其他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因而更突出“特色”。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指标就是创造引领人类文明前行,没有可复制的制度和文化,便无所谓引领。这个问题看似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根本在政治观或政治路线。因为走阶级斗争的道路,便不需要考虑普遍性,而走开创文明的道路,一定要由强个性转向强共性。这一点对我们的理论突破有很高的要求。

    上述问题与左右之争关系密切,只要这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注定会模糊“主旋律”,影响“主导力”,尤其会造成大众精神迷失、价值观紊乱,结果是左右之争永无休止。

    以上问题的提出,不论其是否个个都是重大乃至根本性的,其还是提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类问题的确存在。提醒了人们,这些问题在对进一步的发展,产生着不利的、有些还是重要的影响。有必要理清思路和问题及其重要程度,并切实做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思考与探讨、创新。

    要解决这些理论难题,有两个根本问题要解决。

    问题之一:政治上自我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当然也都有基于时代背景的错误和失误。毛泽东因为政治上的创新,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同时又因为把政治放到不恰当的地位,比如,“文革”期间搞了个“政治超越一切”,而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异常,进而形成巨大伤害。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政治思想上实现突破而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由于政治改革不到位,导致腐败等问题严重存在。两位伟人的得失,都源于政治上没有超越自我,围绕两人的政治思想展开的争端,化解的路径只能是政治超越。

    问题之二:利益上厘清关系。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否则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和道义力量会因此丧失。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其他政党莫不如此,至少口头上不敢忘记人民。比如,在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之前,孙中山、蒋介石说过,美国的林肯和当下的特朗普也说过。问题是,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不管职务有多高,都不可能超脱利益,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左右之争,根本是因人民的利益而划分出路线,但过程中一定涉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利益。所以,解决左右之争,必须抓住利益这个根本,否则左右之争一定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另有两个现实任务要完成。

    一个是,尽快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确立起来,特别是指引中国大国道路的“开创文明”的政治观(政治路线)确立起来。这个要害问题解决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治观和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政治观,将不再成为左右之争的核心问题,而是生成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或者说,有了新政治观的指引,围绕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观而来的争论便失去了意义,这时的左右两派都集中到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上来,共同点也就容易形成。

    另一个是,为理论工作者放飞思想提供适宜环境和制度保证,避免让创新理论者在创新道路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的管理者一定要清楚一个逻辑,没有理论上的强大就没有党的强大,而理论上的强大除了党的大胆实践,最高领导人的理论指引,很重要的是理论界或知识界大胆探索创新。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和品味习近平在今年初同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时所强调的:“‘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

    一句话,只有把理论工作者引到创新的道路上来,重大理论瓶颈才能突破,习近平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考也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才会真正化作现实。

    从这个角度上说,或可曰:深化改革,我们也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中国,需要继往开来的创新理论、创新思想,来解答、解决:因实践、现实已经变化、发展,而原未见、今已现的“悬念”——“悬而未决之理念”。进而实现理念向实践、现实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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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458&articleId=67935
    《我认为正确的共产主义企业设想》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还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458&articleId=88912
    《解决经济危机与杀人无关》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定律是什么?中共执政为了谁和依靠谁?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458&articleId=57235
    《一个崇毛左和一个经济右的对话》
    要不要继续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强“特色”弱“共性”的理论能不能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看了上面的文章,下面这2个基本就不需要困扰了。
    毛遂自荐,欢迎参观。
    2017/2/16 21:04:15
  • 三篇文章中所说问题、危机、悬机,一个方法道路可解决:走实践的共同所有观念理念的共同所有权制度按排的社会主义道路。
    2017/2/16 18:35:59
  • 拜读了。总起来讲,陶文庆博主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罗列了一下:1)尹伊文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内部视角,2)乔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外部视角,3)公方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全视角。这些视角同时也是交叉的,互相联系的,可互为参考。
        该文对目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下汇总,可作为研究该问题的一种参考,有一定积极意义。
    2017/2/16 17:37:51
  • 作者归纳了一些观点与观念,但均是二元论的融合与调和。创新很重要,但理论的创新仍离不开对实践的总结与提升。真正的创新却又决不是一些理论的混合或即便是“有机的融合”。
    2017/2/16 14: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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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文磬,62岁。南京财经大学教师、管理干部。早年参军,转业后历任南京物资学校副校长,南京财经大学中专部主任,学生处、总务处、校产处负责人。发有数百篇台海时评、社会管理文,为国内外网、刊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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