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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死的思索文化
201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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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会死的。

    记得90年代初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一年的夏天在庐山举行的一个青年编辑讲学班上,周国平为我们讲哲学,那时他不老,却一脸忧郁的谈死亡之哲学思考,他说人的结局会死,于是人生的一切丰碑的意义,人追求的一切世俗功名,人的当下一切奋斗努力,就被质疑,人生因此会悲催,同时也会产生人的不朽希望之可能性问题,周老师说,这些问题深深的困扰着他。

    人死的必然性,也就必然促使人:要在人会死的前提下,去考虑人生的意义。

    其实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不仅人生的意义更自觉了,人对死亡恐惧也大大减少了。

    记得泰戈尓的一首诗说:生和死,如同人走路,一个脚抬起,另一个脚就会放下,是自然的来回,这句话是泰戈尓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死亡在这里,是同生一样的意义,那么如同欢呼新的生命诞生一样,死亡何足忧伤和恐惧呢?

    纵观宗教,都在去认识死后的意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地狱和天堂,印度教的生命轮回,佛教的极乐世界,道教的成仙,都在谈人死后的前途。

    但是唯独中国的主流话语权的儒教文化,不谈死亡,忌讳谈死。

    中国普通百姓,对死亡意义认识大多也是非常消极,也非常的简单武断肤浅,以为死了以后恐怕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去了鬼怪世界,于是有了巫事般的鬼文化,中国人的死后厚葬文化也因此成了被官方认可的民俗。

    注意,全世界唯中国一直延续了厚葬文化,这种死亡文化对提高中国人心灵道德和精神崇高,没有正价值,比起死后的灵魂天堂文化,中国人死后的地下陪葬品相伴的鬼生活,雅俗相异,实天壤之别。

    对中国人精神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孔子怎么看待死亡?

    《论语》记载,有人请教孔子:如何看待死亡?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显然孔子对死亡的问题没有兴趣,不想说,而且他把生和死割裂开了,言下之意,生和死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大概是没有联系的两个世界,要分开来先后顺序的研究,这和基督教的生命不朽在天堂被审判的永恒、生死合一的文化,是差别巨大的。

    那么人死后还会有一种存在吗?在孔子之前,中国早就有鬼神文化,鬼文化,大概就是人死后的一种状态吧!

    《礼记·祭义》: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孔子说:因为气生万物,万物之最顶盛的部分,谓之神,万物有生有灭,灭是形灭而魂不灭,不灭的魂魄,就是鬼的世界,因此鬼也叫鬼魂。神和鬼,大致是祭祀天地宗教的全部吧!

    以上,不一定出之孔子之口,但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看法:鬼世界,是人死后的一种状态。

    那么孔子对鬼神什么认识态度,以下这些孔子的思想大家非常熟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

    就是说,孔子对经验无从证明的鬼神世界,半信半疑,虽然敬,却是远而敬之,实际就是既敬又不敬。这反映在死人的殡葬上,实行礼葬,既可以是从俭原则,也可以是厚葬形式,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价值观又再次运用。

    其实孔子对葬礼文化兴趣是不大的,因为他无从知晓鬼神,既不能确信鬼神存在,又无十足理由否定鬼神存在,这在后来的中国文化,就对鬼神抱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即既是有鬼神论,又是无鬼神论,这种含混文化信仰是导致中国人思维趋向所谓辩证逻辑(其实是诡辩)、而远离清晰的理性逻辑的思想根源。

    孔子不在乎死后的鬼神世界,对应的就是孔子十分在乎人的生的世界,孔子最担心的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人死了,却没有留下历史美名,即万世不朽之圣名。这句话和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很矛盾。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的君子,不在乎享有不朽之名,而是不计个人名利的忘己的只为弘道。但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思想,为弘道设置了消极障碍,言下之意就是说,君子你不能成名,你守君子之道的弘道就算是白费力气了。显然这是庸俗的功名思想,没有道的精神纯粹。

    孔子为什么又进入庸俗的功名价值观?恐怕和他对死亡的认识有关。

    因为在孔子心目中,生和死是两个世界,死了以后,什么都不存在了,那么人的价值当然要以留名在世俗人间为不朽的荣耀。

    比较一下苏格拉底,他坚信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神的精神世界,而且他信仰这个神的世界,并坚信自己死后,灵魂会去这个美好的神的精神世界。

    因此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信仰,便有了根本区别,孔子的功名价值,必须以被世俗权力的受宠为标准,而苏格拉底是相反,他认为世俗的信仰必须听从天国的唯一善神,因此苏格拉底是世俗的批判者,而非向往受宠于世俗权力的荣耀,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随时生命堪忧的背负着十字架作好被世俗权力迫害的精神准备。

    苏格拉底们为什么不怕背负十字架,唯一给予他们奉献生命而无悔的:就是他们相信有精神的天国永恒之正义。这一点,孔子是不具有的,如果具有,孔子就不会功利心十足,也不会长于世故的模棱两可、明哲保身了。

    天命观,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窗口。孔子说他多次梦见到了周公,《论语》记载孔子曾激情的信誓旦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中又记载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些都说明孔子把“周礼”视为自己授受“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和自己身心以至身体健康都息息相关。

    《论语》还记录如下能很代表孔子天命思想的故事:孔子最心爱的学生颜渊死了,孔子伤心死了,一连的说:“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命啊!老天要我命啊!)

    梦见周公时,孔子的天命内涵是带有纯粹精神属性的,而颜渊之死,孔子的天命思想带着命中注定的鬼神思想,这两种不同认识对象的天命观:一个是精神制度层面,一个是生命物质自然规律的,它们在天命中是如何的关系?如何的秩序?孔子一概不说,后来的中国文化也一直沿用孔子的这种内涵的天命观,但和孔子一样,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它们两者关系。

    对比一下苏格拉底,天命在苏那里是神的世界,是一神论,是纯粹精神,没有半点世俗的铜臭味,而人的肉体和死亡,和神没有半点关系,神只是善的取向的接纳人的灵魂,因此苏格拉底对待自己的死,不埋怨、不伤心,并欣然选择接受!

    在生死观上,中西文化如此大的区别,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基督教文化,在把灵魂和肉体彻底区别以后,便有了独立精神实体的真实信仰;于是人的肉体死亡的丧葬文化,意义就甚小,就自然的不会有陪葬品的厚葬。

    而儒家的天命理论,把道的精神和生命的自然生死混为一体,势必让中国人联想死后或许有鬼神世界,于是厚葬的文化迷信,也或多或少或无的自然的散落存在。

    现在,中国不允许厚葬了,但是精神和肉体生命的不分离思想,还牢牢的盘据在中国人心里。

    比如由赵本山的一个小品,流出来的这个思想:“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被人们广泛的津津乐道,这个论点的哲学基础,就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然后可以想象推理:死后的事我那管?这个价值观和我们听到的一句糟粕名言何其相似:“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讲这个话是一个被历史批判的不负责任的法国昏君,历史学家们,把法国王室的被推翻,很大程度归因于他。

    “我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那管自己的死后?”这句白话,是中国文化历史己久的一句本质的大白话。

    因此在中囯,任何皇帝和有钱人不会去建他一生都无法完成、因此无从享受、不能见到的神圣雄伟建筑;

    因此在中囯,去梦想实现:原罪的个人去求助自己的克制而成为一个圣人,就如同狼在梦想把自己修养为一个不吃羊的狼;

    因此在中国,每个人把自己视为最高精神,视上帝是自己,除自己以外,他不相信其他上帝,因为上帝是惟一的;

    因此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个人自爱为上帝,彼此只好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于是台上的上帝只有一个,而台下的仍然是千千万万,于是中国混战不己,大则兵荒马乱,小则人人堂而皇之的自私自利、坑蒙拐骗、以邻为壑,社会没有正义法治秩序,全凭铁掌维稳太平。

    其实,以上我就说明了今日中国文化腐败及底层动乱躁动之精神根源。

    有人能理解本文的精神理念逻辑,就是我知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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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生说得深刻见底,非常理解赞同。人类(社会)的问题,根本就在大多数人宁愿付出一生去认识外在的世界,却不愿花一刻去了解内在的生命,结果“得”了世界,却失了生命。生命(精神或谓灵魂)原本是永恒的,死去的只是肉体。不认识生命的真相,就以为“人死如灯灭”,于是对“死”后既无敬畏亦无盼望,就只能活在肉体的有限相对世界,活在善恶、美丑等等有限相对的辖制里,即活在不自由里,也就是活在苦难里。人教人,如同盲人领瞎子。
    2016/9/10 12: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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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本名刘晓东,1957年生,在农村插队劳动三年,1977年恢复高考首届考入大学。知识和思想重要部分来自于大学在图书馆的读书自学,1982年初毕业于苏州大学政教系。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十余年,1992年评聘为经济学副编审。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国内众多著名经济学者有广泛接触,并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系列书籍。在国内最早编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等著作。1992年主编出版国内首部《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收入三千余人。后辞职,自由职业,从事投资。2010年6月起,自觉于思想文化学习,以读书、写作为主。
人生价值:认识你自己。人生信条: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识方法:与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强烈共鸣。爱好读书:广泛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哲学。价值理念:敬仰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乐天知命,敬仰苏格拉底的追求绝对善的理念,敬仰歌德的渴望生活的美,敬仰亚当斯密的理性的精细的经济思想,敬仰马克思的深邃的历史目光,敬仰爱因斯坦的对自然的宗教般的信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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