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大道，大道不行，小修小补何时了？

在西方国家，有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之分，政治任命的官员由执政党任命，执政党选举失败不能连任就要跟着下台。公务员是做好本分的工作，不受执政党更替的影响，而高级公务员是不可以发表政治意见，必须管好自己下属公务员的工作。此外还有民众选举的议会议员，有权监督官员的工作。
中央如此，州（或省）如此，市也如此。
中国可以不要民主选举而管好官员的工作吗？当官员可以“为官不为”仍然步步高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解决的方法。
民众应该要能够通过手上的选票决定高级官员的升迁。中国可以不要两党制，在省、市、县的选举中，由党提出几个候选人进行民主选举，而在省、市、县的议会选举中，候选人的资格就要放宽。
至于党就不要干政，但必须监督官员，也有对官员的任命权和罢免权。
总之，中国要想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选举制度。

“为官不为”应该说是当前的现实，具体原因我觉得还是当前制度缺欠造成的。也就是说没有建立起来责任与待遇相挂钩的制度。目前官场上责任和工资收入出现了倒挂，特别是县级以下机关，承担责任最大的，工资收入在本单位不一定是最高的，甚至公务员工资已经远低于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因此，建立起与工龄和岗位工资相挂钩的工资制度和业绩相联系的奖惩制度，才是解决“为官不为”的根本。

中国当今的干部制度到了必须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不作为是各种形态中较特殊的一种，因它常引起人们的病垢，从而是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的方面。这里，姑且不讨论它的法律上的意义，也不讨论它的行为性，仅就现实中的各种不作为情况加以分析与讨论之。我们常常听到某人不作为，在领导或重要的岗位上长期没有建树，也找不出其违法的事项，且没有其它不良行为，但他或她却八面玲珑，尸位素餐，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不作为状态。这种状态尤其可怕，它让作为者寒心，让创新者窒息，让社会简单重复循环，其实远比敢作敢当者可恶。另，我们也常常听到某个行政单位不作为，以致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由于对某些事故的事先与事后的不作为，直接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此类不作为的情态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然种种不作为，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某种有所不为的思想影响下的另一种“作为”，这些人深藏不露，老谋深算，圆滑世故。但这些并非优点，而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东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举凡种种不作为者最终仍是要被作为者所唾弃，所淹没。
　　总之，作为与不作为，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这两对关系既是理论上、法律上的范畴，也是现实中的种种情形之表象，二者相互联系，相对对立而又统一，但对于不作为之状态，尤其要引起我们足够的深思与关注才好。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作为一种观念、判断、取舍，对作为与不作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与统领作用，但这种指导与统领只有在法律与正确的观点指导下，才有积极性的意义，才能发挥其正能量，否则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两对关系，对于个人生活、企业生存与发展、一个局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场战争，均有作不同的形态表现。就个人而言，我们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虽然我们的价值观与对社会、对人事的看法已经形成并时时地指导着我们的行为，但还是常常具体到某件事情时，有着独特的取舍标准，而这又与我们所生长与生活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他要学会放弃，那些不熟悉的行业，就千万不要轻意进入，别人在赚钱，不要眼红心动，否则，今天的投资，意味明天的垮台！千万不要有了点钱，就认为什么生意都可做，什么行业的钱都想赚！又譬如，很多人都梦想能拥有一份好工作，这份工作最好是能带来财富、名声、地位，为人称羡。但事实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一种工作是真正的热门行业，无论何种工作都无法提供完全的保障。再譬如，某人看到一名落水者或因某种原因老人摔倒了，他是毫不犹豫地去救或上去扶一把，还是迟疑不决，或干脆一走了之？这里就涉及到这两对关系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风气下，某人的有所为与有所为为当然是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进而对作为与不作为产生进一步地影响。世风日下，扶倒下的老人却被反认为是故意为之而索赔，这种有所为就是被扭曲了的，还不如不作为，但从法律上看却是行不通的。同样，一个地区，一个政党，倘认为在有所不为的观念指导下，对应当作为的却不作为，则一定是错失良机，轻则失去发展壮大的时机，重则危及生存。可见，这两对关系，是理念与行为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对立又统一于一个整体中，从而演义出各种形态。

作为与不作为，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这两对关系，看上去仿佛是一种行为，前者确乎是一种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取舍选择。
　　作为是指行为人在意思的支配下，积极地有所为，即表现为一定的身体运动，且对周围环境的某些现象和事件进行有意识地、积极地干预。不作为当然是与之相反，是一种消极的、故意回避的态度。倘从法律角度来说，不作为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作为与不作为之间是一种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最早出自《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后在《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八：\“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可见，这二者之间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只有放弃才可以得到，只有迂回才可以径直，只有舍小才能取大等等，但二才更多的是满足并统一于某个整体，否则只能是更多的对立。

好人当然有，雷锋也有，但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一般人包括党的一般干部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会自动地趋利避害。

制度不健全时指望道德担当，成功概率很小。

所以，在中国，当清官当好官真的比较难，属于高危行业。反而当混官抱团比较稳当。

加上一些大环境的问题，也没什么特别好为的事。做得越多，犯的错越多，如果遇上急功近利的上级，也是很难办的。

一些短平快项目早就做完了，再往深处做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