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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兰夫妇”生与死:两国四方全球性大较量
201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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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世纪三十年代,进步人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牛兰夫妇因在中国支持进步势力、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政府逮捕。围绕牛兰夫妇生死命运,国、共、民主人士(如宋庆龄)国产国际四方,展惊心动魄的大较量)。

    牛兰(Hilaire Noulens),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本名为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革命进步运动所需要的经费筹措。

    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革命活动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进步的革命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

    鉴于牛兰对世界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巨大的情报价值,共产国际动员各种进步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牛兰夫妇的全球性运动。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孙夫人)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孙夫人(也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二姐)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孙夫人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孙夫人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

    共产国际还巧妙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该组织是一个标榜非政党性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指挥的外围革命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后来,罗曼。罗兰、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动用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

    两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

    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竟然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鉴于强大的国际压力,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为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的生命得以保全,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领导的全球大营救行动告一段落。1937年8月27日,借中日之间战争的混乱、国民党当局无暇顾及此案,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并前往上海。1939年,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经新疆返回苏联。

    孙夫人曾提出以当时被斯大林扣押在苏联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对此,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5、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

    “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

    “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又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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