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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秋毫 - 杨鸿玺首页
建设和谐社会几个重要环节的思考
200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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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除城乡二元制,中国要走大城市化模式和道路 打破城乡二元制,加快非城镇化的城市化进程。

  城镇化从本质上看还是一种相对高级的乡村化。世界许多经济学家和权威机构包括国内有识之士谈到,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是有缺陷的。现代经济学和西方城市化历史都证明了,大城市才可以最大限度节约成本,发挥效益和集约效应。我们需要大规模建设和发展10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而避免再遍地开花式发展大规模的中小城镇。小城镇在浪费土地资源、水资源、公共建设资源和铺大摊子方面与节约型社会提倡格格不入,收效反而非常一般,因为关键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大城市社会娱乐与消费机能,这是一个大政方针的问题,是百年大计。我们国家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才32%,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在此问题上不能不说是走上了歧路,这是多年来城市化水平滞后的主要原因。

  正确的城市化道路有利于农民身份转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大城市化模式,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酝酿采取一定策略和步骤,吸引农民进城市,使农民身份转化为公民和市民身份,建立和发展市民和公民社会。以此为契机,带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带动第三和第四产业的飞跃,中国经济必将出现1978年以来和1992年以来的第三次发展浪潮。许多省的较大城市或大城市例如广东、江苏、浙江、和河北、四川、山东等已经行动起来,在事实上打破城乡二元制,事实会证明他们的举措对发展本地经济具有先见之明。

  农民身上有他们固有的、大多是客观因素导致的种种缺点,但是农民身上还有许多优点,在这些优点基础上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也具有塑造自我和综合发展的强烈参与愿望,在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看到身份的平等并改正自身缺点后,他们会成功。不能阻挡他们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和愿望。

  二、关于三农问题与农民身份转移 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已经对三农问题进行高度重视。

  彻底废除城乡二元制度,解放农民,废除歧视性政策,使起跑线最起码是平等的。就情理上看,也应当对农业和农民进行反哺了。广大农民曾为现代社会和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无私的贡献,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的人民尤其如此,流血流汗,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计划经济的30年,他们付出了积累几千亿元剪刀差下建设资金的巨大代价,同时也承受着至不吃商品粮和一些权利缺失的歧视性政策。历史发展的今天,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进军,占人口80%的农民,却依然大多扛着原始的锄头在土地上运行,的确是不应该的画面。

  我们应该回哺农民了,他们失血太多。第一是尽可能解放农民身份,建设公民社会,不要惧怕农民进城市。关键是政策和引导,以及宣传造成良好的 接纳和社会氛围;然后,对剩下的农村部分人口进行支持,使他们逐渐转为占国家人口10-20%的合理比例,西方社会就是这个比例,大部分比这个低,其余部分转做第三产业。转移农民身份,建设和谐的中国公民社会,是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契机,只要操作得当的话。 应该看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农民身份,保留必要的农业劳动职业和产业能力即可,不要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

  重视是途径,是解决手段;建立转移农业劳动力为市民、发达的公民社会才是最终目标。 农民身上的确存在不少固有的缺陷,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见识和修养所能,其中有自身的原因,但从教育学角度看,我们应该考虑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固有缺陷?是客观的因素。因为他们缺乏成长和发育、向现代社会公民身份转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他们没有这个出路,这一点本来就够悲惨、悲哀的了,尤其悲哀的是一部分人对他们进行歧视。 这很不应该,现在是反思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人的智商是一样的,那些贬低农民素质的人是错误的,中国改革进程不就是从中国的农村开始的吗?是安徽凤阳的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开始了第一次改革试验啊.要相信中国农民的素质品质和创造精神,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

  三、另外的几个环节也要注意。

  1、提倡以制度反腐败,限制权力不当使用。从不少观点看,权力本质上未必是善的,人的本性也未必是善的,要限制他们的不良,引导和强制使其向善的方向发展。 这是建设和谐社会成功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贯彻中央民本思想、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进一步取信于民的重大环节,而且已经刻不容缓!

  2、关于经济发展速度与机制的关系。经济发展超过10%就说是过热是荒唐的,关键是结构和体制是否理顺。日本曾持续20年的12-14%,日本的人口密度、资源等等并不强于我们,他们为什么就不是过热?而我们此前几年12%就说是过热了?如果我们的机制和体制理顺,从全社会一些所谓的关系内耗中摆脱出来,我们国家连续保持20年12%的速度又有什么不可能?

  3、提高国民素质,优化国民性格和素养。修正部分国民中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和意识。无论国内外,小事情不小,关系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外在形象。一些人不是以破坏规则为耻辱,而是以为光荣,显示他的关系神通广大和与众不同,实在可笑可悲。必须加强教育,修正这些不良行为甚至是劣行。这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注:文章构思于2003年。在2005年底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公众建言献策征文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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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3/4 11:46:50
  • 改革首先要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2/1/97961.html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那么请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同样是改革的首要问题。不首先搞清这个问题,一定是要犯错误的。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我们一直是糊涂的。直到现在,还是糊涂的。

      我们至今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改革前,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是改革的首要目标,不明白改革就是要革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的命!

      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他们把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搞混了。

      改革的右派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反对,以为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和极权的化身。他们不加分析地把社会上反民主的东东全部扣在社会主义的身上。主张通过发展民主资本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

      改革的左派则误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保护。左派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改革。他们把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丑恶的东东全部扣在资本主义改革的头上,对右派大加指责。

      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和左派势不两立。对此,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风趣地说:在北大法学院形成两派。开会的时候,代表左派的巩献田教授坐在最左边,代表右派的贺卫方坐在最右边。

      其实贺卫方和巩献田本来可以坐在一起的。主张民主改革的革命的左派和右派是完全可以连起手来的。铲除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和左派的共同目标。他们的区别在于改革的路径。左派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右派选择了资本主义。

      最近,我把李成瑞、巩献田等写的《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书》帖在右派论坛的大本营“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上,就很受欢迎么。网友们纷纷评论说:“这次左派们办了一件好事”、“支持这些真左派”、“左派也有好同志,有希望国家富强的,我也顶”、“这些老同志好样的”等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可是以往左派和右派势不两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主张民主改革的左派和右派一定要坐下来,认真地反思这个问题了。一定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右派的主导下,我们错误地分化和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了资本主义。结果,让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伸出千万只手来把资本阶级拉住,形成中国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中国的国家性质也从过去单一的官僚主义社会演变成为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了。随着国家性质发生的这个根本转变,权钱勾结,腐败盛行,官场黑暗,践踏公平,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加剧,国家陷入混乱、几近失控。相比单一的官僚阶级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官僚特权资产阶级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必须回过头来好好总结。瞒天过海,自欺欺人,说什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说不过去的。要实事求是。

      我说过:“中国现时社会是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挠中国社会向发展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他们二者.在受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的,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失业游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刚刚起步,他们同样受着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改革中,民族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所以,不能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的队伍之外。要完成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革任务,必须要联合一切受他们压迫的进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向着共同的敌人____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宣战。”(摘自《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用的理论武器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遗憾的是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正确论述,过早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当尾巴割掉了,此为毛主席的遗憾之一;之二,就是他没有找到科学的管理公有财产的办法,结果滑进了官僚主义的泥坑。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继续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并努力找出科学的管理公有财产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改革国家体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详细参见我的《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以共产党领导的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实施共产党中央执政、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委监政、其他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监政的政党制度,开放党禁,并科学落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行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从体制上坚决革除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时联合一切民主的进步力量,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中国的出路。
    2008/2/27 18: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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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博士,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友联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半月谈》特约记者、中国评论通讯社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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