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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书斋 - 曹锦清首页
一个学者的毛邓转折年代
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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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一位1904年出生的伟人,对我们那些80后、90后而言,似乎有些遥远了。与官方语言和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相比,生于40、50年的亲历者鲜活的生命体验,或许更能打动人。因为这些人的故事里有我们父辈的影子。

  而且对新生代读者而言,与毛邓时代亲历者的对话,更能让我们客观地理解当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曾是那个时代里的一员。如今作为一位活跃在思想界前沿的社会学家,他坚持田野调查,深耕中国土壤,立体认识当代中国的复杂性。

  日前,曹锦清应约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谈他的毛邓转折时代,谈邓小平时代如何开创新的格局,又不背离共产党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传统;如今,在更为复杂的政经格局之下,又该如何继承邓公未完的事业。口述整理分为两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曹锦清口述 观察者网高艳平采访整理 录音整理:夏玲音

  激进的60年代

  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林彪事件前后就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现在这些人仍然活跃在思想界前沿,但不可否认,在当时我们也是文革积极分子。

  如果说把文革初期叫做极左,我们这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深浅程度不一样。文革开始时,我在念高中,也参与了激进的红卫兵运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个人很难有理性的判断,我们接受了这个思潮,要防修反修,打倒党内的走资派,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对学生来说,参加文革也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起初对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有一些不满。后来发展成斗学生、斗老师。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思考,毛泽东说我们要防修反修,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成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种危机意识如影随形。

  然后就去北京搞串联,后来知道串联的目标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批判那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接下来就是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幌子。上山下乡的初衷是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什么要到跑到农村去呢?不可否认,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我认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修反修的措施。但后来,实际经历和处境已经日渐背离运动的原意。

  崇明农场里思索文革

  1968年,我到了崇明农场。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到崇明农场是暂时的,还是要长久呆下去?如果是长久呆下去,这是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1970年,我清晰地记得听到广播在说,号召知识青年要“要扎根农村”,广播里还表扬了一个插队落户的女孩,这个女孩子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从这件事我对整个上山下乡的理论预期,全崩溃了。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所谓防修反修?我们当时有个读书会,大概有15个人,至少在我们这个连队里,有好几个人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反思文革,这在当时是犯忌的,要是散播出去,弄得不好就要出事情。那个时候我渴望去理解当下的现实,如何理解?我翻开了历史书寻找答案。

  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书主要就是范文瀾编的《中国通史》。我读到了武则天那一章,武则天上台之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一方面通过科举制度录用了很多年轻人,一方面也重用酷吏来整治老干部。整治得差不多,就有了请君入瓮的故事。当时我就突然意识到,文革是要结束了。林彪事件一出,我就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历史中寻找到和现实的一种关照。当然对与不对,还可以讨论。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了文革中的斗争。

  后来通过读书也理解了上山下乡运动。1970年左右,我觉得前途渺茫:既然要扎根农村,那么未来的生活完全可以预期了。这样的生活,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是不是值得过?我很严肃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也想进一步寻找解释说服自己来接受现实。有一次,我正好从崇明回上海的家。每次回家我都会到福州路旧书店走一走,偶尔发现了一本王亚男(《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者——-观察者网注)写的小册子,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里面主要是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这样我就知道了马尔萨斯,也知道了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控制学说。

  马尔萨斯的基本观念反而吸引了我,我一下子将上山下乡跟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得出一个判断:文革让经济陷入衰退,城市里的新增就业不足以吸收城市里成长起来的新生劳动力。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进城,为了缓解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原本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目的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开始鼓励学生扎根农村。现在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我在家里跟别人谈起我的发现,马上被朋友捂住嘴巴,说我会被当成反革命的。

  1972年我争取到一个机会回到上海,在华师大历史系培训班读书,这是为培养中学老师办的培训班。1971年开始第一批,我是第二批,培训一年半。一年半后我就分到了上海原来南市区的蓬莱中学做老师。

  听闻邓小平再被打倒

  历史车轮转到了1974年,这一年邓小平复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1974年邓小平刚复出,就收拾文革乱局,还颁布了工业发展纲要20条,这20条我都细心读了。我说邓小平好啊,之前怎么就一直在搞人,搞阶级斗争,不停地兴起斗争,每次斗争都抓一小撮,但这一小撮一小撮加起来就不再是一小撮了。

  邓小平复出以后抓经济,抓秩序,发展工业,当时我就觉得邓小平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人物,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当时我有个初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西飞,在山沟沟里工作,单位60%多都是大学生,他是中专毕业生,他中间带过去一个女孩,半年就被大学生抢掉了。所以父母亲为他的婚姻问题着急,他想上海,但是又回不来。他看到了邓小平的整顿,看到了工业发展纲要20条,感觉到了希望,就坐火车回上海。他回来后跟我说,一路上一火车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文件,大家都在讲邓小平好,中国有希望了,人们希望有个这样的领导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因为大家知道毛泽东那时年事已高。

  邓小平的复出,其实国内舆论已经做好准备了,原来那套抓阶级斗争的革命思维已经不行了,中国必须要改变。

  没想到,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了。

  邓小平被打倒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是1975年,那个时候我已经谈恋爱了。当时正好和我现在的爱人在外滩散步。大概是傍晚时分,外滩的公园里,喇叭传出一个信息说,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我呆住了,在公园椅子上呆坐了十几分钟。

  邓小平下台了,我觉得中国的前途又陷入一片昏暗,邓小平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希望。后来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我们,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我们这一代人有思考能力的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以后,就恢复高考,这就突然为大量的年轻人敞开了一条通途,不仅是回城的通途,还有一扇希望的大门敞开了。文革从关闭高教开始,从开放高教而终。那一代经历十年忧患的一批人,对邓小平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情,你可以设想,他在我们的记忆力是刻骨铭心的。

  邓小平是具备健全理性常识的人

  邓小平执政之后,就发现我们原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行,这样下去经济不发展。老要人民学习“老三篇”: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说起来没错的,做起来不可能。要现实一点。

  我认为邓小平是具有极强现实主义感觉的领导人。因为他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这么做,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中国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不争论,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因为要争论,“左”的是一套马列主义理论,“右”的是一套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延续一二百年,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照搬这两套东西治理国家,都不行。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当时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现实地承认老百姓对物质的追求。他当时还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集体而努力工作,这种叫大公无私、集体主义;把为公共、为集体服务作为一个激励机制,这对一小部分人可以,对大部分人不可以,短时期内可以,长时期内不可以。第二个判断比第一个更深刻。

  这就牵涉到人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理想化、浪漫主义的。他认为“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六亿中国人经过改造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人性善恶的看法。

  而邓小平的判断是:个人谋求自身的利益、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积极行为起来,是无可厚非值得肯定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是一个具备健全理性常识的人做出的判断。因为他经历了几起几落,估计自己也深有体会,看到了大众普遍困惑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很支持邓小平的。

  但我也不反对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讲的人性善,人人都可以做到善的一面,作为一个理想也没错,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或者政策要求人人做到,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我赞同邓小平,因为至少他的判断与我对自身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我做一时的圣人可以,但是要我做一辈子圣人我是做不到的。

  庄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这也是对人性的现实主义的判断。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做善事的一面,人也有谋求个人利益的一面,这不能完全叫自私自利,只有违背了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才叫自私自利。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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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违背了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才叫自私自利。”引自主贴。

    评:这个世界不存在不违背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
    2014/8/23 7:09:44
  • “如果我做一时的圣人可以,但是要我做一辈子圣人我是做不到的。”引自主贴。
    评:这涉及何为圣人,如不食烟火,则一时也做不到;如一个人一生中,总做有益的事,所献大于所得,那么一辈子圣人就多得很。
    2014/8/23 6:53:34
  • “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集体而努力工作,这种叫大公无私、集体主义;把为公共、为集体服务作为一个激励机制,这对一小部分人可以,对大部分人不可以,短时期内可以,长时期内不可以。第二个判断比第一个更深刻。”引自主贴。
    有一个“就是要”,我的理解是大公无私要倡导、宣传,而这个在后面实践中已被忽略,需要补上。“小部分人可以,大部分人不可以,短时期内可以,长时期内不可以”一一一综合一下就是一句话:长时期谁都不可以。这有违事实,抗战長不長,解放战争長不長?
    2014/8/23 6:34:37
  • 回20楼东方仁凯:人的境界不同。不要说三年,只要觉得有意义,三十年,那怕一生,也有人干的。东方有许多仁心的和尚就是这样做的。
    2014/8/23 6:09:35
  • 跳出“我”,跳出个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才能不陷入西式话语的形而上学陷阱;才有可能把握到那活的、真实的(而非表象的)脉络。
      可“我”与生俱来,如何跳出?
      所以,佛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2014/8/22 21:17:54
  • 断章取义也能达到篡改实质的目的。毛时代“断送了不少精英学者的前程”,邓承救了这帮人,这帮人也成了改开的主力军,这帮人在改开中施展的都是什么?他们引领的社会前程都代表了谁的愿望和利益?权力的大肆腐败和谁有关?
    2014/8/20 19:42:50
  • 我读曹先生的书与文章不少,曹先生是关怀农民的,其学术也是有中国主体性的,观点是不走极端的。希望看到下文。
    2014/8/20 17:55:43
  • 你家世世代代做农民,到了你这辈,就要“很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年头啥人都敢称学者,,,,
    2014/8/20 17:32:12
  • 下了好多年象棋不知道什么是马后炮,读了这篇文章,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马后炮。
    2014/8/20 13:28:26
  • 说白了,人的欲望是一切的,最高的法则,这是人的,特别是西方人的逻辑圣经。我们,作为人,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欲望的伊甸园。可是,再进一步,就会变得冷酷,变得庸俗。关键还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2014/8/20 10:33:50
  • “六亿神州尽舜尧”,并没有排斥人民物质性的需求,认为其只体现意识性要求,恰恰展现出观者理性上的狭隘残缺。
    2014/8/20 9:45:07
  • 农民可以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剩余,青年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了招工招生入伍提干的机会,也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其中的腐败机会恐怕比现在要少得多。
    2014/8/20 9:39:37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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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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