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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理论批判(上)
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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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反危机财政政策短期内对经济具有“镇痛针”的作用,但是在劳动附属于资本、财政过程资本化的前提下,对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变微乎其微,这种政府行为并不能消灭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本身。“总需求管理”是一个虚幻的臆设概念,以此作为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缺乏根基。经济增长概念本身存在重大缺陷,作为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的目标属于无的放矢。“刺激经济增长”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企图掩盖的是公共财政利益向资本悄然转移。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应该有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不负责任的庸医给一个患了病的人诊病不明其理,为了收费只好硬充名医开出药方,并且吹嘘药方如何灵效;结果是病人的病痛在很长时间以后依然如故,并且误用药后引起并发症。更有甚者,庸医在被人发现之后,不仅打着专业的招牌仍然不肯认错收敛,而且教会一大批所谓的江湖游医骗子蛊惑不明真相的百姓,继续招摇撞骗。很悲哀的是,这种行径在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乏其例,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大师”和“专家”们对矫正“市场失灵”、“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开出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药方”。从斯堪的纳维亚学派提出这种思想和凯恩斯学派正式开出这种药方到西方各国政府普遍反复“治疗”经济危机的上百年间,西方国家的经济的周期性震荡仍然反复发生,换言之,不仅市场“失灵”继续,而且矫正市场“失灵”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药方“失灵”同样成了不争的事实!反复开一种不对症的药方,不仅于治病无益,而且后果实在难以逆料;庸医不是在治病,而是在雪上加霜地“折腾”这个病人!颇费思量的是,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这种西方国家的人们自己都认为不靠谱的东西,我们国内的经济管理层的很多人却奉为圭臬,乐此不疲地给中国经济的机体上“药”,将以中国工业化过程为标志的经济长周期所导致经济规模持续扩张说成是“药效”,贪天功为己有。

  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基本背景

  在以市场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经济中,社会生产到消费的过程是人的行为复合的社会过程,在社会行为中包括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和大众行为,个人和经济组织(这些组织被资本化或者本身是资本的社会形态)通过资本与资本的交易形成人与人的交换与分配关系。这个过程具有喇叭形蜂筒的特征,社会中所有人(资本所有者和工资劳动者)在最终消费市场购买他们的生存资料,通过企业和市场交易关系体系所组成的产业链,引导和带动社会生产过程。生产是通过这个社会过程和市场中人与人的交易与分配关系体系与消费连接的;人们为他人生产,消费的产品来自于他人,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进入消费;劳动产品只有通过市场过程,到达消费者手中并被使用和耗费于人的生理和精神生活,才能成为社会产品。

  在我们的研究中,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以这些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的形成,新产品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而言,在消费上意义上它们显著地丰富人的生活内容,显著地改变人的生存环境与条件,比如铁路、轮船、汽车、飞机的先后出现使人的出行越来越便利,在更短的时间内和更遥远的距离上将不同的人们联系起来,塑料盆桶业、不锈钢盆桶业对木质盆桶业的替代,是因为塑料盆桶、不锈钢盆桶比木质盆桶更便宜耐用,移动通信产品的出现使得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和信息传递更加廉价和实时化;新产品的生产与新产品的消费相互依赖,因此各自存在。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也就是旧的经济周期的终点,此时大量的社会资本因为退出产业生产过程(失业)而过剩,并且达到一个轮回的极致;因为市场淘汰,资本的使用领域仅限于被垄断的生产和市场,在产业链中的各个市场环节,各种交易关系的维度都进入垄断状态。新产业的发端和新产品尚待开拓的的潜在消费人群,为过剩资本提供新的使用领域。在生产方面,新产品的单位成本与费用最高,随着技术改进、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和生产与交换的时间与空间组织的改进,新产品的单位成本与费用逐步降低,其卖方报价也不断降低。在消费方面,在新产业发端期的卖方报价常常最高,新产品的消费试用或者示范必然面向高收入阶层,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而成为奢侈品;随着单位成本与费用、卖方报价的下降,越来越低的收入阶层才有能力买得起,新产品消费才能在社会中逐渐普及。新产品从生产走向消费的过程也就是资本逐步克服时间、空间和信息障碍建立它们之间的交易关系、同时开始资本循环的过程。

  一种新技术出现所带来的新产业的形成成为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而随着新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某个市场范围内的消费扩张和相关产业联动,经济进入扩张期,而随着产品消费的普及,经济周期的高峰到来,新产业的运行开始走向垄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关系逐步走向集中和相对稳定。随着市场各个环节交易关系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中的企业持续残酷的相互淘汰过程,越来越多的资本因为生产与交换的高成本,而在买方的市场选择中被淘汰,从而被迫退出市场渠道和产业链;资本与劳动者的失业双双发生并扩大,经济进入螺旋形收缩期。此时的新产业与关联产业的市场交易关系维度也逐步稳定和简洁,进而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产品消费初步普及过后,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新产品的消费一般而言进入更新换代期,此时因为消费行为一般而言开始转向新旧更替,比如买一个新手机来替换用旧了或者报废的手机,买新换旧的消费者到达市场的间隔期可能因为产品的耐用期,相对于产品的消费普及期更长。随着喇叭形蜂筒的社会生产的产业链体系不断下移,在生产层面,更低成本与费用的生产优先进入市场渠道,高成本的生产企业不断被排挤出市场渠道;在消费层面,更低收入的更多消费者加入产品的消费,市场的交易关系体系不仅走向集中(垄断),而且交易活动沿着既有的市场渠道反复发生,交易关系体系与结构也变得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体系在经济危机中重新走向新的全面垄断局面。相对消费者尝新赶时髦的新产品的消费热潮期,更新换代的消费活动常常更加平稳,一定时期的消费量相对下降;这就意味着在产业扩张期应对消费热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已经相对于普及期过后的更新换代消费开始过剩,而且随着经济收缩期的到来,资本和劳动者的失业扩大,生产过剩的程度更加凸显。

  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在于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本身,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市场交易关系构成的体系性过程;因为资本天然逐利行为,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的社会运动导致的固有的社会分配过程也就成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根本原因。或许人们认为这个论点并不新颖,因为卡尔 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很早就提出过这个论点;但是人们或许能够注意到,他们的论点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比如劳动价值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定,依赖于市场交易关系体系而存在,而不是某种需要揭示和阐发的神秘物;剩余价值的概念的分析并不是在一个市场及社会关系的体系中具体展开的,仅仅是一种算术计算或者推导;利润的平均化同样是一种算术过程,在你死我活的市场淘汰中企业的利润率不可能趋同;平均利润与超额利润属于对利润内涵的主观剪裁;他们因此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对策上也就流入泛泛而谈。

  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实际作用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行为和活动的意图与策略。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财政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筹集,另一方面市财政支出的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执行是围绕财政收入和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展开的政府行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的扩张期,采取加税和减少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可以延长经济的繁荣期;而在经济的收缩期,则采用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加快经济复苏或者防止经济过度萧条;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熨平”经济的周期性大幅波动。是否诚如斯言,我们有必要重新进行考察。

  我们知道,以新技术为支持的新的经济扩张期的到来,在经济收缩期被迫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处于失业状态的资本,在新产品生产和流通上重新找到它们的应用或者就业领域,新的资本循环(比如新产品的试产或者市场推广)推动着新产品及其中间产品的市场渠道和产业链逐步建立和扩大,形形色色的资本在新产品的各个社会生产环节和市场环节上持续流入社会生产过程,同时通过雇佣劳动持续吸收广大的失业劳动者就业,并且带动与新产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的资本与劳动者就业。老企业获得新生,新企业不断创立,作为社会生产过程必然结果的利润总额和工资总额同样开始持续增长。一般而言,加大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的反经济周期财政政策的执行,是以财政过程资本化为前提的。企业的税负的增加在此时要么会增加一些以较高成本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循环的难度,比如因为成本较高而处于微利或者薄利状态的企业,税负的加重会使它们无利可图,市场淘汰过程的“马太效应”,会延缓甚至阻止它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它们会因为可能的亏损停止投资活动和对劳动者雇佣;要么就迫使一些企业通过市场渠道将加重的税负向产业链的后续环节和资本(企业)转嫁,从而推高新产品的卖方报价,在经济扩张期高收入阶层人群的数量与社会分布既定的情况下,产业链上的资本活动规模会因为实际消费人群的限制而受到抑制;企业税负的加重延缓新产品在最终消费市场向低收入消费者普及的进程。对于个人或者家庭而言,所得税负的加重在比例税制的情况下,同时减少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形成,在最终消费上延缓新产品消费的普及进程。在财政过程资本化的前提下,财政支出的减少意味着首先减少的是面向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消费支出,比如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减少或者延后,相对而言对企业的补贴、担保、保险等等项目的减少比面向大多数人的公共消费支出减少要小得多。这同样会在最终消费上负面影响社会中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收入形成和消费活动的产生,进而延缓新产品消费的普及和经济扩张的规模与速度。在经济扩张期,加重税负和减少财政支出实际上抑制了社会资本活动的规模与活跃程度,从周期的起点到繁荣期的高峰的时间间隔被延长了。

  在经济繁荣期,因为资本与就业的双双增长达到高峰,也就是所谓的充分就业状态的来临,此时因为新产品的普及在生产和社会组织上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资本循环而言,新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的组织使得单位产品成本降低暂时达到极限,在保持资本适当利润的同时,新产品的消费普及基本上将几乎所有能买得起的消费者整合到市场体系中来,新产品的消费开始转向更新换代,新产品的以新换旧成为产业链运转的基本拉动力,社会资本在产业链上的聚集规模已经达到顶峰,相对于以新换旧的消费而言,生产开始过剩,囿于市场交易关系体系的空间、时间和信息流动的特点,使得新产品报价的相对最低者才能与以新换旧的消费对接,生产速度与规模对应于以新换旧的消费形成的速度与规模,更有效率的资本生产占据市场渠道和产业链,并且产业垄断开始发展,高成本的生产开始被迅速地排挤出产业链,新产品的市场价格继续普降,市场的残酷淘汰过程不断发展。资本从产业链退出,意味着资本与其雇佣的劳动者开始失业。劳动者失业的增加,推动以新换旧的消费规模下降,消费规模的萎缩又推动相应的社会生产规模的萎缩,经济开始螺旋形地收缩过程。一般而言,在财政过程资本化的前提下,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执行,企业税负的减轻,提高轻微亏损的企业继续呆在产业链上经营的可能性,延缓社会生产的萎缩和失业;而且在新产品生产能力已经相对过剩、企业保持一定利润水平的条件下,税负减轻为新产品的卖方报价降低提供了可能,进而为扩展能够买得起新产品的消费人群提供可能性;这种情形是在社会失业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比例税制的个人及家庭所得税上,税收是以利润或者工资的实现(资本循环的完成)为前提的,降低税率会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从而延缓以新换旧的消费规模的萎缩速度。在增加财政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因为财政过程的资本化仍然会向资本倾斜和优先,给予这些企业各种订单、补贴、担保和保险,从而延缓一些企业被排挤出市场渠道和产业链的进程,并且因为新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形成,各种订单、补贴、担保、保险或者政府投资,会加速提高产业垄断程度。因为财政支出的扩大,财政的入不敷出,反危机财政政策的执行的一个重要政府行为就是国债的发行和政府债务的膨胀,从表面上看,扩大公共消费似乎为新产品产业链的扩张提供了可能,但是因为财政过程资本化,财政支出仍是优先流向企业或者资本,客观上是在扩张生产方面而不是消费方面,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利益从接受帮助的企业注入产业链条,以维持部分资本循环或者保持这部分资本活动的规模与活跃程度;借钱进行公共消费还是以未来的财政收入保持增长为假定的,而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处于萎缩之中,政府债务的累积和对资本优先的财政分配,不过是一种“饮鸠止渴”的财政政策,围绕政府债务的纠缠在经济持续收缩的情况下可能暂时延缓了经济收缩和螺旋形下降的烈度,但是却对后续社会资本融通(金融过程)产生消极影响,延长和加深了经济萧条的苦难期。

  在以市场为基本经济组织方式的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总的劳动产品的分配格局中,利润、工资和税收成为社会劳动产品分配最主要的社会形态。因为资本控制和操纵以市场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形成都被资本所操纵。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政府这种社会组织作为资本生产与分配体系的一个环节;而作为政府组织活动的一个方面的财政活动,因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控制了财政收入的筹集和财政支出的使用,财政分配过程不可避免地会维护资本的利益并支持资本循环与运动。资本操纵财政过程不是因为社会公平正义,而是因为对资本利益的维护和扩大;在财政活动的规则上,相关的法律和法案由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代理人提出和制定;在财政收入的形成上,采用比例税率而反对累进税率维持资本希望的“公平”,利用市场价格体系将税负向消费者中绝大多数的工资劳动者转嫁,对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指定”的企业减税或者税收豁免;而在财政支出的发生上,将资本的利益优先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对企业(企业)进行补贴、赞助、投资、担保,将公共利益私有化。

  经济危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向私人占有的资本“自然”倾斜的社会性分配过程,这种分配过程导致了作为社会最广大的生产者或者劳动者因为他们在社会劳动产品分配中实际所得与他们自身的劳动付出相比过少,公共财政的建立并未使这种社会分配格局产生改变;因为资本控制公共财政运行过程,这种分配格局反而相对地持续恶化。为此佐证的一个例子是,个人所得税既来源于工资劳动者的个人所得,又来源于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所得;出于资本的愿望,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越来越被诟病,而比例税制渐成潮流,不仅如此,针对资本的种种投资减免和抵扣也越来越普遍;相应地各种企图征收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来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张被无视和屏蔽。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不过延长了经济周期的时长,特别是在经济收缩期,反危机财政政策短期内对经济具有“镇痛针”的作用,但是在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前提下,对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变微乎其微,这种政府行为并不能消灭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本身。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存在“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说法;所谓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制度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不需要的政府采取其他干预行为就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调节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被称为“财政自动稳定器”。在资本的私人占有层面上,这种财政政策的执行导致公共利益向资本或者企业持续转移,实际上在掏空公共消费基础。作为一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生存的公共财政,因为财政过程资本化,其“自动稳定器”功能因为财政基础被掏空,越来越失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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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机制的天然运行,结果就是资本集中,对这一结论论述过程连篇累牍,无需我多言。但钞就是债,作为债务货币的发行机构,银行在这种市场机制中的作用就是连接贫富两极,其中穷人对银行承担债务,富人对银行掌握债权。自由市场体系下,银行业显然独力难支,于是他们需要担保公司分担责任,银行加担保公司加起来显然还不足以支撑整个体系,于是唯有政府也加入进来,最后当政府也力有不逮的时候,就是各个国家间因利益而冲突的危机时刻。
    一切国家间的冲突都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事关国民福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被银行绑架,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解决之道。
    2014/1/2 9:36:11
  • 回3楼:
    如果有空,建议看看我最近转贴的3篇关于货币的文章,也就是纪录片《Money As Debt》系列3部曲的文字版,其中关于货币与劳动的关系,货币与市场的关系等等,我认为介绍的都十分深刻,尤其是债务货币体系演化的必然规律,金融危机的形成、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等等。

    而导致国家间进行货币战争的根源同样可以在货币发行机制中找到端倪,债务货币体系其货币规模必须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唯有靠通胀来暂时应付银行倒闭破产的危机,美国的体系高明在于靠其世界货币体系的独特地位可以将通胀转移到别国,这也是一国货币需要国际化的基本动因,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绝对不是被外力压迫而做出的选择而是自身内部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所有的国家都会需要本国货币走出去,于是各大国为了这种根源于银行却可能波及全体国民的巨大利益得失不得不进行各种博弈,这就是货币战争发生、发展的根源性动机。

    金融脱媒现象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经济发展并不是离开了银行就不行,于是在深刻理解货币本质的基础上,构造一种彻底摆脱银行体系的货币发行机制,就可以将经济战争的生死存亡之争的大害化为和谐共生的大利。
    2014/1/1 19:35:23
  • 回一、二楼:在市场作为基本的经济组织方式的前提下,货币及信用问题实质是资本问题。市场经济究竟应该作何理解,我们目前尚未脱离西方概念语义和价值环境,比如金融脱媒,不过是资本配置方式发生变化,也就是金融过程发生变化;在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问题实际上将信用问题与价格问题混为一谈;利率的市场化,矛头指向的是国有资本,跨国资本意图彻底控制中国经济,搞垮国有企业,掏空中国现政权的经济基础;虽然目前本博尚未开始论述货币问题,但是还是建议先重新理解市场经济。有关货币战争的问题,可以参看拙文《货币战之天下资本围攻中国局面的形成》,我也是在写完该文后才痛感必须重新理解和重建新的经济理论体系,透过流行观念幻象的背后,去看看实际的经济过程与机理。在舶来的西方经济思维的圈子(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里打转转,是提不出有深刻洞见的治世之策的!
    2014/1/1 11:36:15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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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底层的草根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一点星火,和众多的爱国者一起共同忧思,汇聚成民族崛起的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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