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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建设之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探讨
201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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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讨论的重点放在村庄和村镇建设方面,不涉及城市郊区的集体土地国有化问题,因为集体土地国有化已经实施了很多年,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高效农业不具有取代粮食生产从而占据农业主导地位的特质,但本文可能涉及因为迷信高效农业和所谓让农民获取高额利润而让农民加入合作社的问题。如果在农田里经营传统农业项目,让土地增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高效农业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大面积推广等特点,盲目推广将使广大农民蒙受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处理得当,是可以让部分农民获益的,这同样涉及土地流转和使用问题,可以一并探讨。但是农业用地用途管制绝不能松懈,无论怎样,总体的农田数量必须保障。

  我们反对农村城市化,而主张城乡一体化。我们探讨城乡一体化建设,是要消灭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差异,而不是把农村从广袤的国土上抹去。

  首先我们要说,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同时我们也反对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条件使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化。或许到以后的某个时期这种设想可以实现,但是现阶段肯定行不通。中外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土地私有化一定会导致中国农民的更加贫困,因为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单个的和弱势的农民根本无法守住他们的土地。但是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行,因为一,使用权资本化并非所有权资本化;二,所以资本化并非私有化;三,使用权资本化如与农民利益结合得当,将使农民极大受益。使用权资本化甚至可以不用考虑产权关系明晰与否这个敏感的问题,突破了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桎梏,让姓资还是姓社的纷争就此歇息。但是使用权资本化就会发生交易,而交易就意味着一方放弃使用权,而一方获得收益权,其后果和私有化没有多大不同。所以资本化虽然能够解决当前农民收入微薄的问题,但从长远看,可能会因此带来新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因而我们主张农村土地使用权有限资本化,或者叫做共有基础上的资本化。

  统计表明,2005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行政村,即几乎每天有20个村民委员会消失。但是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减少并非坏事,怕的是自然村减少却没有现代并且独具特色的村庄跟随而来。我们主张取消乡级政府,保留村庄和村镇,并在村镇保留公安派出所和税务所。

  目前有许多地方出现了让“农民住进楼房”和“让农民住进集中社区”的情况,这种做法从资源配置角度说肯定是有益的,有利于公共设施设备建设,有利于农村文化活动开展。但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它实际上是资源掌控者在借城乡一体之名,行掠夺农村和农民资源之实。乍一听上去,给每个愿意搬入新房的农户补贴每平方米400元,这是多好的事情,但是下细一想问题很大。这样做法不但要农民自己还要掏400~500元,而且农民们一旦住进新房,就立刻成为失业者,所有能够生财生息的资源都转移到投资者手中去了。

  农民纯朴善良,他们相信政府和开发商所说,你住新房当然要给钱,而且我还白给你一半的本钱让你买新房,你拣了大便宜。于是农民们欣然接受,拿出钱来让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源抢走了。不仅如此,他们的机会也被一并抢走了!

  解决办法当然是让农民既能获得新房,也能获得就业或孽息。但在当前形势下,断不能实行某些专家鼓吹的土地私化。可是土地流转或改变使用性质的过程完全由政府或集体主导,把农民排斥在财富的大门之外,也是断然不行的。让农民充分参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分享土地转让的收益,是缩小城乡差别必走的一步,但也是让政府失去收益的一步。在现行的土地财政体制下,这样做需要政府拿出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让村庄和村镇农用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在农村建设观光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这不仅能让农民们获得收益,还能为传统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不能让单纯的城市化使我们丢失村庄,也不能让它使我们丢失了农村文化、传统工艺、传统技术和农村民俗,丢失了社戏、戏曲和民俗活动。

  有政府官员可能会反驳,说政府投入了公共和基础设施,当然就该获取土地级差增值收益。但是土地增值其实并非因为政府投入,而是因为产业发展和城市扩张。

  这里的确有一个悖论,就是城市失业工人与农民比,农民有宅基地和承包地,而城市失业工人却没有。当农民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成为资源占有者,城市失业工人却在一无所有的泥淖中倍受煎熬。与此同时,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民们也同样难以获得这样的好处,因为资本不会流向无利可图的地方。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拔款给僻远乡村以更多补贴,给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更多社保方面的优惠。

  让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民银行,并和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相结合,允许其参与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过程,形成财团式公司化经营。这样也就解决了经营者贷款难的问题。财团可自建超市,或收购超市和现有集贸市场。为了引入竞争机制,可同时让民资建立同样的财团并允许其参与农业产业经营。适当垄断有利于建立品牌农产品,铲除化学农业和食品中的假冒伪劣等恶劣现象,稳定价格和防止生产过剩。但是过度垄断也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在农业生产和经营领域,尤其是我国现阶段也不可能。财团式经营可以避免公司+农户模式对农民利益的伤害。

  所以必须建立各种农林业和畜牧业专业协会。这样可以互通信息,减少损失。

  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接近尾声,城市用地越来越少,一些房地产商在城市已经没有发展空间。这样我们就有了出台政策,让这些资本进入农村的可能,也可鼓励个人闲散资金和农村的一家一户农民结成对子,复制中国农村古文化和古村落,并由此形成旅游产业,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和游览。在当前候鸟经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这样的设想是完全可以变为现实的。尤其在南方各省可能还会形成一个假日经济和农业产业相结合的产业,让那些消夏度假或逐暖而居的人们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起来,形成一种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良性的财富流动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使自然村落适度集中,并统一修建到省、县或乡村的公路边。当然,复古也并非简单照搬原有村镇样式,可以引入太阳能路灯、地下排污、自来水供应等现代化设施,发展综合性庄园式农场。综合性是一个国家对于农场的硬性要求,不可擅自改变,至少要保证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作物或牲畜的产出。因为单纯种粮无利可图,而高效农业又不可能取代粮食生产。综合经营可以平衡这个矛盾,它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保证了粮食等战略物资生产。统一将多个自然村的宅基地、林地、草地、坡地和池塘等利用起来做休闲旅游、高效农业或其他与农业有关的产业,当收益出来,入股农户分得红利就不应只是口粮那么少了。

  在沿海或城市近郊,或在北方,也许可以建设专业化的农场或农庄,尽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

  在种植和养殖方面,生猪,粮食,鸡鸭,蔬菜等应当相互区别,其中粮食生产的计划性高于生猪,而生猪的计划性又高于水果、鸡鸭、水产和蔬菜等等。有些作物或牲畜需要保持地区内的计划性,有些则需要跨地区或跨省协作,尽可能做到有计划生产。当然,一个地区生产和产品价格常常会受到其他地区产量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天灾或全球化的影响。所以我们说,民间种养协会的作用不仅是统计与指导,还应该承担对于会员的综合素质培训和能力提高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农民的种植和养殖风险,避免农产品滞销。

  为了减少和防范风险,还可以考虑通过会员制,领养、寄养牲畜或果树等农作物的做法,形成供需双方的信息直接交流,减少流通环节,甚至取消流通环节,也可以利用某些较僻静的街道作为农民直销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清洁费、市场管理费的收取。同时建议把农贸市场收归国有,这样才有利于入市费用的减少或免除,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如此不仅可以避免造成生产过剩,还可以因为少了中间商而让农户获取更多利润。

  庄园式经营不仅有利于机械化耕作,而且有利于农产品品牌化。品牌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在财团自建的超市上柜销售,也肯定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

  为了减少浪费和形成规模效应,在宅基地使用和新房建设之前,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进行公共设施建设。这和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一样,需要政府出面来做。不符合风格和规划要求的建筑不许开工。同时明确宅基地、林地、草地、坡地和耕地的用途,对为了私利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惩处。

  但是使用权资本化怎么同农民利益相结合呢?让农户以土地入股,还是一次性付款,让农户拿钱走人?农户拿了钱又做什么?我们说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政府在农村土地管理方面肯定就要花更多时间给予更多干预。一次性付款如果不会引起失业和社会动荡,就没有必要搞使用权资本化,而可以直接实行土地私有化了。所以必须是入股。

  但是这又引出下面几个问题,即一,如何保护承包权和经营权?回答是,可以让农户土地流转和资本运作之间形成双线并行,互不影响的格局,即当承包权因为继承或“农转非农”等因素而发生转移时,不得对经营权造成伤害或影响;当农户因为在城市失业等原因失去收入而想回乡时,如何处理承包户的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处置办法有很多,每个农户和投资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置方式,政府只需要给予方向性指导,具体事务无需插手也不能插手。不过投资方必须做到每年结算股权收益,这是底线。如果投资方做不到,至少以粮食作为收益分给农户。

  第二个问题,资本化以后农民更愿意“卖地”,怎么办?农民“卖地”需要行政审批,不符合要求不准转让。

  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些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农户,他们无法照料乡下的土地,怎么解决?这涉及到合作社和庄园的关系问题。合作社经营的是那些农户自己不能料理,却又没有引来投资的土地,包括无人承包的土地和有人承包但无法料理的土地;当使用权资本化的土地因为承包人死亡等原因造成原承包合同失效时,合作社还会成为当然的资本化股东。投资方如要经营合作社土地,同样需要行政审批。合作社也可以自行经营,但是利润属于集体所有。

  对于既在城里工作,又已将土地入股的农户,可根据农户本人意愿,选择是否将土地上交集体。

  第四个问题,继承问题和女性分田。我们对于农户的土地承包有个说法叫做长久不变。所以可能导致一些女性成为没有土地的群体,也使土地承包权是否可以继承成了问题。由于长久(三十年、五十年或七十年)不变,所以女性生下来可能就没有分到土地,而从一个地方嫁到另一个地方同样可能无法获得土地。继承问题,首先要明白,即便在西方也会征收甚至高达70%的遗产税或继承税,要建立公民具有健康向上人生价值观的公平社会,就必须消除下一代人不劳而获的寄生思想。何况土地并非私有。如果下一代人已经在其他方面有了固定收入,当然不能继承土地承包权。何况还有祖孙三代同时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情况。这里有一个村委会的作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好把握和稍不留意就会激发矛盾的问题。收益极好的资本化后的土地如果出现继承,更是一个棘手问题。但是只要法律公平公正,大家秉公执法,相信不会出乱子。不然就不要改革,啥事也不做,听任越来越穷的百姓骂声一片。

  第五个问题,城乡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问题。我们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允许土地流转的,但是如果不允许城市人合理向农村流动,对那些失业下岗的城市人来说就不合理。这是一个公平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建议把承包期限改为无固定期限,当大量处于僻远乡村的农户成为城里人,空出来的土地可以考虑转让给城市人。具体做法,可先让他们到合作社签订短期承包合同,慢慢过渡为与村委会签订长久合同。

  村社之间关系密切,应该是个共同体。

  最后是只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或承包权的投资方怎么退出,何时退出的问题。实际上在种粮这一块,即使拿到政府补贴,光是农户经营也会亏本,现在又多出一个投资方,而且投资方每到撒播和收成季节还要雇人和发工资,这种情况哪去赚钱?我们说国家除了农机补贴,还应该有其他各种补贴,以弥补城市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带来的亏损。宅基地可作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和池塘等可做高效农业。股息或红利主要产生于此,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要保证每个农户都有空房出租或做客房、酒店等,甚至可以考虑将一些需要宁静环境的康复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研究所或学校搬到这些地方。投资方的经营权也可以考虑设定为无固定期限,当庄园中的农户越来越少,投资方可以慢慢转化为承包方,而既然投资方还是只是取得土地承包权,社会主义的旗帜自然还是不会倒下的。但是这可能会是一百年或两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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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醉麻草。生于天府之国,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为教师,做过编辑。现为私企合作者。写长篇小说,关心政治,关注民生,致力于社会管理研究和世界未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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