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有一个非常怪的怪现象。大家几乎人人都觉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一大套，且常常都在为搞不清、难道明而困惑着与烦恼着，却似乎极少有人对她投去特别认真的关注，为她进行过系统专心的思考。
近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因为两大体系基本理念与话语的截然不同，吃过许多哑巴亏，得过不少有理说不清的教训。每每在这个时候，也总有人大声疾呼地要为争夺话语权而阐发自己的话语体系，可到现如今，最该担当起系统阐释中华文明自己体系之重任、最有能力为中国话语提供一整套理论支撑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真的已经撸起袖子、动作起来了吗？他们为此都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足够呢？以我看，真是太无法恭维了。端着国家给的饭碗，挂着教授学者的名头，许多人却缺乏一个中国思想者、中国学术人为中华而思考的最起码责任心与使命感。当然，思想学术人中相当普遍的无心、失责、缺乏理想追求、没有民族壮志，也应两面看。除了一部分人从来就是没有什么责任担当和理想追求的外，我相信，大部分人，只是被自己超越不了的定势认知与长久强势盘踞中国的西化体系，压迫成了难以自救的西学奴隶。他们从心智、思想，到视界、知识，都难于脱离开西方那套熏陶百年、深入骨髓的体系而独立存在、自由生长了。
事情往往就这么怪。有时不学那么多，也不会中那么多的毒。不搞那么专，也不至于在面对一整套时丧失掉最起码的中华综合理性。百年的中国思学阶层，置于细分学科体系下，中了慢性迷魂的西毒，要想重新复原到早前的本纯中正，即使大家普遍意识到了，要改邪归正过来，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按照最朴素普遍的综合理性看法，我们是人、是中国人，就都会明白无误地知道，发掘自己的一大套，对中国、对过去的中华文明、对现在的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中国地位与国际话语，具有着什么样的非同寻常价值和意义。可就是这么一种简单到天然就有的基本共识，却不为我们的思想学术界所理解、所认同、所意识、所遵从，更谈不上积极地伸张和倾力地推动了。
现有体制与现实的表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大家想想，既然，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一套（即便不同的人，对这一套到底是弱于、比肩甚或总体上强过西方，还有不一样的基本判断）；既然，我们国家设有许多思想学术机构、养着一帮中国的思学阶层，那么，是不是这些机构、这帮人，至少应该在最最关键的自己一套体系上，花点心思、下点功夫、做点事情、出点成果才对。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现状是，许多在与中国自身相关的学科方向，要么过多地专注于著史，要么拿着西方形而上的哲学工具解剖中华思想，要么纷纷爬到儒、释、道、法、墨等诸家的山头上制造着割裂凌乱，就是难得有人直接冲着自己的一整套体系而去，用中华民族千锤百炼铸成的伟大概念来系统阐释这根本不同的另一套。我就想不通，今天大学的学科细分，已经到了肯为一种动物、一个物件，设置专门研究机构、配备专业研究团队的至精至专之登峰造极地步，却在整个全中国，就怎么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全套中华体系的机构、团体呢？我很无奈的一点是，当有朋友问自己，所研究的属于什么领域的什么学科问题时；当自己准备将一些研究成果拿出来提交有关机构探讨、交流、审定时，我竟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找不到组织，我没有对接者。
开始一段时间，我还相当地郁闷。后来，随着自己的认识深入展开，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目前阶段的自然、必然。大家不妨与我一起，跳越大的历史时期去看看。1840年或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势力强力撞开中国国门，西方的思想知识体系逐渐替代了中华体系的上层运化发声机制。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我们一直走的，是一种被动与主动模仿、嫁接、承受、接纳、追随、融入西方及西方主导下现代国际秩序取向的路子。此番大跨度的向外以求，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其实也就是割舍自己、丢弃原我、偏离本道的一个过程。在这种实不如人的客观情境下，带着怒其不行、避之不及、远远抛离的心态上路，不关注自己的一套，不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一套，没有自信自赏的秉持、期待、玩味与伸张，便也不是什么怪事了。
除了客观现实的落后、思想心态上的媚外不自信外，导致今天没有专门系统研究中华体系之机制与群体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则是西方思想学术体系主导中国后，所造成的知识人集体被麻醉的局面。被麻醉，往往是不自知的，也不仅仅是被别人麻痹，因为还有自己醉心享受的成分在。这种被麻醉，在传承了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绝大多数的思学之人，早已觉得这就是应有的真自己了。他们已在一片大森林的角角落落，安稳泰然地安下了自己窝巢，再也不去想站在高天上俯视全盘的中华那一套了。
要知道，西方的思想学术体系，从建立的那一天起，便是立足于完全不同的自身文明的，她不可能为中华文明与中国人的一大套，预留有的专门平台通道和研究机制。所以，至今我们没有为自己发掘一整套体系的机制与群体，也就实属正常了。更何况，中华之道，从根本上讲究的是全面、系统、贯通、归纳、统合，最基本的原则是将一切的细分置于最高最大体系的整合之下。而西方思想学术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细分学科体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沟壑纵横、枝叶散乱的大格局下，中国思学之人，要想克服重重险阻羁绊，重回至简至高之道，便成了绝非轻松可得的易事。
从这一点看，我们这些民间思想者们，至少在系统揭示整套中华之道体系上，反倒比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预置的偏颇要少一些，摄入的西毒要少得多，受到的羁绊要少上许多。探索中华体系一整套，这既是每个思考中国崛起问题者的最高使命，又正是我们这些较好保有中华综合思想传统、怀揣理性统合之道的民间思想者们的最大机遇。我们如若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这批人能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担当得更大、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