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既认识他人又被他人认识，一旦当认识你的人数超过了你所认识的人数，就意味着你出名了，由于这种名人难以取得规范的量化标准，人们转而从社会中寻找到了外部的评价标准，这就是媒体。

　　这些媒体可以是经传之类的书籍，所以说歧视一个人无名的时候常常用“名不见经传”一词；也可以是一个个能说话的人，所以出现了“有口皆碑”的成语；而在出现了大众媒体之后，出名的评价标准又取得了被媒体关注和报道这种形式。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让人出名的过程中，媒体仅仅扮演着一个信息传播的角色，而在这种信息传播之前，必须有相应的事实发生并引起公众的关注，如此，才能先有实后有名，并在出名之后实现名实相符，形成品牌。

　　这就是所谓“事件营销”的深层逻辑，不同的是，事件营销大多是没事儿找事儿的自觉行为，属于自觉出名；而很多人出名则是服从自己心灵的驱使而做了某件事，没想到引起了舆论关注，让自己出了名，这便是不自觉的出名。

　　我们的公众通常对这种不自觉的出名推崇备至，而对自觉的出名则斥责为有意识的“炒作”加以反对，原因在于传统道德一直将不求名利作为价值观标尺并成为主流思维习惯，于是人们一旦看到别人取利或出名就会心生反感，而只默许将扬名取利作为只能偷着干而不能明说的潜规则。

　　这是上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对人类价值观的扭曲所造成的恶果，即只诉求个人为了群体利益而奉献牺牲，却不诉求群体用名和利的回报来激励个人。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武松打虎而出名就是英雄好汉，倘若武松为了出名而去打虎就是沽名钓誉，如果再因此而挣钱则就是发不义之财了！

　　个人为了群体利益而付出，却得不到群体的回报，甚至连一个好名声都不能自觉地去塑造，人们甚至都默许小人的自私自利却不能容忍正人君子得到名利，只有当英雄牺牲了我们才毫不吝啬地噙着热眼给他的棺材和墓碑上钉上一个“身后名”，而倘若他活着而得到名利就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很多人的头脑中就藏着这样一根无情冰冷的铁钉，这一根根铁钉更多的时候都去用来给英雄和义士们钉棺材去了。

　　再来看看因为向汶川地震捐款而出名的义丐徐超，只要公众和媒体关注他，他就能收获利而不再是乞丐，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很多人连一个乞丐光明正大地取利都不支持，难道让他继续当乞丐而在其他灾难面前再出来感动世人一把我们才能心安理得么？难道为了让义丐在某个场合继续提供给感动我们的素材和佐料，我们就听任这个老人在更多的岁月中去孤独地承受贫穷困苦？

　　我不得不对这些落后僵化腐朽冰冷的群体意识进行彻底无情的批判——正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私利的贪欲使得我们看到别人得到名利时难以做到发自内心的支持，我们的心中有一双丑恶的势利眼在斜视着他人，从而缺乏成人之美的心胸和情怀，我们不会为别人的忧而忧，不会为别人的乐而乐。

　　可悲的是，这种丑恶的群体意识早已经扩散渗透到我们的媒体上了，使得一些媒体也开始眨巴起势利的眼睛，他们只是在把采访对象的酸甜苦辣炒成精神大餐用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好赚取更多的广告费，之后就把你遗忘掉，再去睁大眼睛寻找别的新鲜菜去了。而你若是想出名，就得去求爷爷告奶奶以得到领导的支持或者必须投放广告费先对他们进行利益激励，否则，他们要么漠视你要么无法漠视的时候就斜着眼睛对你进行负面报道。

　　缺义不仅会对社会不利，而且也会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媒体除了广告盈利模式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赚钱方法了，以至于连美国的传媒大亨默多克都开始动起了新闻收费的歪脑筋，在资本的统治下，这些势利眼的媒体都得了白内障，以至于无论怎样睁大眼睛都难以发现这样的新型盈利模式，那就是自觉地帮助别人出名。

　　事实上，只要出名所从事的事业符合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价值，无论是自觉的出名抑或自觉的帮助别人出名都应该得到支持，与无意识的自发出名相比，有意识的自觉出名更是一种社会进步，就像自觉做好事比不自觉做好事是一种进步一样。

　　因此，对于当前社会中此起彼伏出现的炒作现象也要一分为二地加以看待，既不要一概盲目反对个人或企业以炒作的方式扬名取利，而是要看他们所炒作的事情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是否具有公利的属性，如果有，那就应该得到支持。只要有义，我们就应该支持他得利，这是义对利的激励，只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去追求义，义才能赢得市场。

　　如果有义的人做有义的事情总是吃亏，谁还去行义呢？义是公利，对于个人的义举，公众应该毫不吝啬地给予利益回报，这同样也是群体之义，这样个人的义举就会得到利益激励，从而增强行义的积极性，唯有如此，正义的事业才能实现职业化，否则整个社会的义气就会遭到压制和阉割，而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等不义行为就会甚嚣尘上。

　　本篇之所论一方面是阐述媒体可以让人出名这种注意力效应放大器的社会功能，为的是让每个人意识到出名的方法和手段，以实现自觉的出名；另一方面，也告诉媒体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那就是用互动认识论统驭传播学，因为媒体肩负着带领公众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使命，他们不但可以组织受众进行精神生产并帮助精神生产实现价值，而且还能帮助个人出名，并因此诞生更复杂多样的崭新的盈利模式。

　　就在这种历史演变中，那种被广大的编辑记者们所运用的传统新闻学将作为一项普通的传播技能而向社会大众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主体、都有权利召开新闻发布会、都有权利得到媒体的平等关注，而号称无冕之王实则已经沦为新闻民工的编辑记者们也随着这种技能的普及而风光不再，就像驾驶技术的普及让专职的司机风光不再一样。

　　《智本论—精神生产方式批判》之《传媒业的价值实现（媒体运营论）—点题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