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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NH可以“人类发展指标”为主干
2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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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目标,有其局限性。目前学界呼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体系,即GNH体系,您认为它的意义何在?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任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助理(挂职)】:美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是1933年西蒙·库兹涅兹计算出的,英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是1944年米德和斯通两人计算出的。库兹涅兹、米德和斯通三位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提出和计算,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成果,理论上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美、英两国正规计算和定期发布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初动力,都直接来自战争动员的需要。在1940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凯恩斯正式向英国战时内阁提出建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便能准确估计英国的战争生产能力。他建议米德负责这一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1月建立了“战争生产局”,而为该局工作的西蒙·库兹涅兹把1933计算美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工作进一步发展,直接为罗斯福提供美国的战争生产能力的估计。在接到库兹涅兹估算1942年美国通过“民转军”能生产5万架飞机的第二天,罗斯福即向国会宣布他的目标是1942年生产6万架飞机。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带有战争动员的出生烙印,它的着重点在于总产值的增量,以便估算经济体的生产潜力。这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不直接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直接涉及和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健康、教育等指标。随着一国的经济增长超过温饱,向小康甚至丰裕的水平前进,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不足日益显现。国际学术界近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的增长的相关性是一个对数曲线形,即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感的增长,但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3000-5000美元),GDP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即所谓对数曲线形变成抛物线形。现在学界呼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即GNH体系,它的意义非常大。我认为国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初步形式,就是联合国在198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它并非完全排斥GDP,因为“人类发展指标”的构成中包括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三大项。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GNH体系,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

  崔之元:中国的GNH体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仍然要求发展,但这个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要统筹兼顾。

  《21世纪》:您认为应如何基于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GNH体系?由于GNH是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这个GNH到底应包括哪些指标,如何反映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复杂的幸福感?比如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幸福往往会有冲突,这一矛盾如何处理?

  崔之元:GNH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必然遇到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难题。最早提出GNH的不丹,其国民幸福指数有70多个分量。现在国际上已有《幸福研究》这一学术期刊,有多种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方法被提出。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我国可以“人类发展指标”为主,它的三个分量(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基本上是幸福感的客观基础。

  《21世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提出要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在民生领域,重庆也做了一系列努力,如打黑除恶、城乡统筹、户籍改革、两翼农民万元增收,等等。您认为重庆的做法对GNH指标体系的建立有何借鉴意义?

  崔之元:我认为重庆比较好地处理了GDP和GNH的关系。重庆提出的两翼农民万元增收计划,还属于GDP增长,但在对数曲线的初步阶段,对提高两翼农民的幸福是很必要的。

  同时,薄熙来书记又明确指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得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

  在中国社科院新近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重庆的“教育环境竞争力”居于全国第一。“教育环境”包括三个指标:“人均中小学数量”,“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普通高校人数”。重庆在西部甚至全国率先实现了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的目标。最近,重庆又率先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户籍改革,将在2011年底前,给338万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这将大大提高薄书记所说的“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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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GPD作为指标的缺陷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伦理性的,因此用任何技术性指标替换,都解决不了论理性问题。

    不解决准则问题,一切探讨文章到头不过是具文。
    2010/8/6 17:10:51
  • 呵呵,关键在于“指标”为谁服务,问题不在指标本身。
    问题在于共产党人放弃了党的信仰和国家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如果新的指标代表党的思想认识,那么人民期待是乐观的。
    但如果把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希望寄托于一个指标,无异于......
    2010/8/6 11:30:06
  • 希望这个新指标产生的目的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2010/8/6 10:56:09
  • 薄先生办事挺有路数,先摘了文大人的脑袋瓜子,又要搞民生。不过听说他是联动出身,如果是希望他对老百姓有个清楚交代,如果是谬传,也请辟谣。因为,联动不是什么好东西。
    2010/8/6 1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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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2005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文著作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英文著作有《Substanble Democracy》(与Adam 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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