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球工业化的四部曲和民主制
全球各国进入工业社会的步调是非常不一致的，虽然生产力是必然要发展的。
最先进入工业社会的是欧洲和北美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0多年前就已经起步，他们基本都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走入工业社会的，因此基本都是完整的民主体制国家，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一部曲，资本主义造成了全球殖民化的历史过程，造成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令无数生命涂炭。
接着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是俄国、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靠列宁主义和大国这两个因素得以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这是非民主国家的方式，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二部曲。
第三批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主要是一些边缘的小国（地区），比如亚洲的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第一和第二批工业国的大搏斗的空隙里面生成工业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非民主的模式，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三部曲。
谁将是第四批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呢？
我想也许是阿拉伯国家！
现在全世界的反恐可能根本不是文明和宗教碰撞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伊斯兰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的磕磕碰碰，以过去来讲，伊斯兰社会因为宗教原因较难接受列宁主义、因为不是统一的大国而没办法形成对抗欧美的力量、因为发现石油财富较晚没有挤入第三批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现在，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仍在内部和外部的重压下喘息着，但他们的能量是在继续聚集之中，他们在跌跌撞撞的找寻正确可行的道路，这才是当今世界伊斯兰问题的根本所在。
伊斯兰的阿拉伯在全世界有几亿人口，他们拥有石油财富，他们拥有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基本条件，但他们需要找到一条新路，一条可能不同于第一、第二、第三批进入工业社会国家的道路，这条路现在看不会是民主的道路，最终也可能不会是民主的道路。
民主制国家是一个很好的事，但其实除了第一批工业国家有条件直接走之外，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条件直接走，这是所有历史都证明了的。
现在对有没有实行完全的民主制非常抱怨的人群，其实是最没创意的人群，这些人除了会跟原生资本主义学样走路之外，完全没有其它思路，这个群体的人数非常之多，可能是现行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结果，因为现行教育本身就完全是从原生民主制国家全盘照搬过来的，包括搬来了所有可能的负面元素。
最近我看见上海开办私塾的报道，我突然想到：难道天经地义学校教育只能有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一种模式吗？
民主是要代价的，要很高的代价，美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金元帝国的基础上的，那需要超级GDP支持。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我们是一个成年人，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来说，我们呀呀学步的年代早就过去，200年前甚至更早的人们早就开始为我们交学费，这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走过了非常成功的路，除非弱智才会只会抱怨和认定要回幼儿园复读，老是只会回头讲200年前仰人鼻息的老话特没意思，民主制度是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一点点锤炼出来的，大呼大隆的拿来主义是不负责任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负责任的，能为中国特色出好创意才是值得骄傲的个性。
在中国社会近代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民主概念和实践是经过考验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在民主方面从来都没有过美誉度，如果国民党是民主的，国民党执政是民主的，也不会有现在台湾阿扁惹出的这么多变故，可惜阿扁现在也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笑柄，是民主的反面教员。
亚洲四小龙全部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伊斯兰的革命和社会发展进程也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中国和苏联的道路也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不是欧美式的民主的，这么大的范围不能实行民主制，这一切恰恰都是欧美国家造成的，是欧美先行的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
每个落后国家都在做进化到工业社会的这一件事，这是谁也不能改变，但是，必须十分注意的是怎样顺从这个发展方向，而不是将注意点死铆在是否即时直接照搬欧美式的民主体制，谁要是一定要自己停下来去套上欧美设定的旧鞋，谁可能就会出问题，而落后国家出问题，则是欧美国家最希望的。
在近年“党管一切”的方式淡出社会架构之后，由于我们并没有去下够力气组织新的社会构架，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社会太松散了，政权组织太松散了，而不是太缺乏民主。起码来说，许多以前企业行使的政权职能，现在基本没有了，许多农村由于经济落后，基层政权组织许多不能正常运作，许多楼盘达到上万居民，仍没有建立基层政权组织。
举现在社会治安问题来说，治安问题的实质主要还是跟城乡基层政权组织的涣散有关，户籍管理、贫困救济、医疗保障等许多方面我们已经欠账太多，如果任其继续下去，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口脱离户籍联系，将有太多人口成为社会生活的编外人员。
当然，加强政权组织建设并不是重搞一些强制性的东西，而是要尽量搞好社会组织，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让每个人都有正常的社会责任和权力，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诸如此类等等。
我们现在过于依赖靠加强强制性警力解决社会治安的思路很值得怀疑，这些可能跟某些警察和行政机关长时间把老百姓当作对立面的思维有关，也跟完全离开了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基层政权组织的思维有关，现在有不少人只把自己当作管理者，这是极其有害的。
在现时阶段，依靠人民群众、极大的努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党极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真的不能再太松散下去了。
加强政权建设，完善社会生活构架，可能是我们近年最值得投资的方向，也是我们现实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七、农村问题的特殊性
农村经济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农产品的产获经常要服从一个自然的宏观公式，似乎在马克思的年代已经有类似的说法：
总产获量/年 = 需求量/年 （大意）
农产品的这个等式跟工业产品很不相同，农业很久远以前就是按这个等式运作的，如果某年产获总量太少，可能会饿死很多人（工业产品不会），年产获总量太多了又没用，通常只会造成跌价，农产品年初就下种，年尾收获时产获总量出现问题已经很难补救，而工业产品则是全球化大生产时才开始用到年需求总量这个概念的。
如果单纯按以上公式来看，有可能不论丰收歉收，农业的社会总收入都是差不多的，丰年时跌价，歉年时涨价，总是趋平的。
有一个菜市场老板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那天我去买的酸菜又差又贵（与往年相比），我问档主：为什么呢？档主说：年成坏的时候，做酸菜的菜少了，酸菜虽差却会较贵，年成好的时候，酸菜就会又便宜又好，农业就是这样！——这老板绝对是农村出来的。
中国几十年发展，农村土地、水利、技术、文化、种子、化肥、信息、机械、电力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农民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提高的部分除了以相当高的裕度保障了社会农产品的供应外，相当大的部分化作了农产品低价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实。
中国农民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的总量提高了，但社会总人口是不会过于增加的，这样就必然会较多出现：产获量/年 > 需求量/年，在需求的总量空间总是有限的情况下，农村收入的提高受到了极大制约。
我曾和甘肃榆东县一个农民交谈，他一家三口每人约2亩地，正常能打3000多斤麦子，劳作不怎么难，自己留1000多斤口粮，剩下2000斤卖1400元，每个月全家约100余元可以支配，这是一个正常的农户，但现钱显然比较少，连小孩交学费都很紧，你要让他增产很容易，因为他现在只种一季，其它时间人和地都空着，他说种什么都卖不出去，他有能力种更多的地、打更多的粮，但即使再增产2000斤麦子，他家庭的月收入也只增加了100多元，显然还是非常之紧。
即使中国的小麦品质提高到可以较好的价格出口，中国那么多农户增产的许多小麦（或其它农产品）有可能全部用来销往全世界吗？那国外恐怕要多出太多农民不用种田，这可能吗？
先人一步的养殖种植能够使农户制胜，但这也不是全国农村共同提高的机会，因为等到大家都学着做的时候，烂市还是很容易出现了。
科技能使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这是农户提高收入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恐怕到影响社会供给总量的时候也不一定很灵验。
科技使中国的水稻种植达到很高水平，但现在绝大多数水稻种植户可已经成为富户了吗？没听说过。科技使中国的苹果、西瓜等作物的质和量均有很大提高，但几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西瓜每斤几分钱的电视报道。
任何一个大宗农产品大丰收，不仅自己有可能出现烂市，甚至有可能影响其它品类农产品的总销量，牛肉多了，便宜了，人们多吃肉就会少吃饭，事实总是这样的。
因此，中国农村人口提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很大的一块可能并不全在农业，现在很多农民要选择诸如出门务工的门路，因为他们缺钱，也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空闲，出门务工是农业之外的收入，是农民整体性增加收入很有效的途径，但这方面的代价有时也太高了，而且造成了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农民工是中国真正经过市场经济锤炼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也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非常宝贵，希望全社会能给与足够的关心和关怀。
近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真正对提高农民收入非常有效的举措，如何能进一步切实的提高农民收入，今后仍是中国和中国政府最大的课题之一。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产品需求总量是一块蛋糕，你可以想象把蛋糕稍微做大一点，也可以想象把蛋糕做得更精致一点，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只要你面对的是上亿的农户，你所能做的就是将蛋糕切得很小很小，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使农民收入增长的利剑，又是可能是使农民更加困难的魔剑，科技和生产技术是使农民致富的必要元素，同时又是使农民陷入今天的困境的直接原因。
科技、信息等的快速进步，除了正面有利于致富的作用之外，往往都有加剧农村生产力过剩的现状的副作用，曾记否，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也是受过科技发展的伤害的，为此，工人们曾用过破坏先进机器的方法消极对抗过，我不太确切知道中国农民会不会也经历这个过程，但总的来讲可能还是值得关注。
我们应该正视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带出来的根本性问题，正视农民生产力总量可以轻易超越整个社会市场需求总量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任何农村致富的个别突围机会都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只有取消象农业税这样的举措才是根本性的，但这个空间现在已经用尽了，下一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有可能走补贴农业的道路吗？
只有当农村人口降低到一定水平，比如城乡人口比例达到某种程度的反比例，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真正解决致富问题。
但是，中国城市人口继续快速增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哎——，一切都是“过剩社会”、“ 全过剩社会”惹的祸！
（正文完）
附录一：恩格斯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P221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至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附录二：列宁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联共布党史P187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它已由“进步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寄生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因素日益成熟。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对帝国主义愤恨的因素日益增长，反帝革命战争的因素日益增加。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尖锐，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争夺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使得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使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
结论：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和某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战线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