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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化传统吐故纳新、持久灿烂辉煌
20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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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光明网》上看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李辉评论文章:《“颠覆传统”是个伪问题》,嘲笑那些(包括笔者在内的)担忧中国传统衰落的人“给自己赋予了一种拯救传统文化的使命”,文章说:

  “在文化的继承上,不能创新,或缺乏创新的能力,即意味着不能守成。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可一代一代以基本不变的物质形态传承下去,而是必须通过学习与创新在每一代个体中重新再生产出来。如果某一代人因某种原因,其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受到了普遍性的严重伤害,就会造成文化的断裂──如文革十年就是这样,几乎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东非大裂谷。”我很同意这番话,但认为应该强调肯定固有文化成就、巩固传统根基的先决重要。李辉全文只有洋人理论而没有中国古人格言,也显得美中不足。

  二零零六年七月廿一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以《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为题发表了我批评前《改革与理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现河南省委讲师团教员兼理论研究员丁言于七月十九日在该版刊登的《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文章,丁言再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廿六日在《论文网》上以《儒家诚信文化的市场尴尬》为题发表了一篇长文,主要是对我批判的反馈,但我在海外信息不灵通,直到最近到网上查资料才偶然发现,迟了两年发出回响。

  三年前我批评丁言文章,主要是反对他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我举了西方社会也有“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的区别来劝他不要专门指责所谓“儒家社会血缘关系”道德标准狭窄而不以“诚信”广泛对待世人。

  针对我的批评,丁言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说:“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我当初应该指出,儒家理论强调“诚信”与受儒家影响的社会缺乏“诚信”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正是因为社会缺乏诚信所以儒家理论强调诚信。我当初也应该强调儒家理论主“性善”、西方文明主“性恶”(每个天主、基督教徒都“生于罪恶”、必须终生“忏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说“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我认为正是因为儒家强调“性善”,所以提倡“循循善诱”,提倡“忠”和“恕”。“忠”就是自己把“心”摆正(朱熹、王阳明等更把佛教的“菩提心”吸收而发展出“良心/良知”),“恕”就是以“诚”待人、“仁至义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诚信”不但是自觉行为,而且有许多“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榜样,是西方社会“契约”及法律制约所塑造不出来的。

  丁言在反馈中,形容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以前,对国内人民“张牙舞爪”,但“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失去宗统地位”。“五四”以后,中国人用西方“民主与科学”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以后,再次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清洗”,今天的儒学“失魂落魄,体无完肤”,“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

  无独有偶,今年六月八日《人民网》刊载了《人民日报》编辑吕绍刚发表的意见,说出“孔子学说是伟大的道德学说,但同时也是中国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愚民学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真心信奉这个。”还说:“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借着孔子的幌子,满口仁义道德,以德服人,背后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知识精英、宣传与传媒部门的骨干,丁言和吕绍刚都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当今已经“体无完肤”,这情况就太严重了。丁言文中形容孔孟之道对人民“张牙舞爪”,吕绍刚文中把孔孟之道说成“愚民学说”也太过分。中国(还有印度)文化传统持续几千年而没像古巴比伦、埃及、罗马文明变成废墟就证明孔孟之道光辉灿烂,当今的黯淡无光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光彩夺目,造成日食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先例,那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经过隋唐、一直到宋初,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金碧辉煌、光芒万丈,孔孟老庄与诸子百家都黯然失色。

  南朝宋代大思想家宗炳(375-443)批评“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认为“黄帝、虞舜、姬公、孔父”等中国圣人“神化无方”,佛陀却是“光仪符瑞之伟、分身涌出、移转世界、巨海入毛(佛的毛孔中可藏大海)”的伟人,认为领会了佛道以后再看“周孔所述”简直是“登太(泰)山而小天下”。宗炳又批评中国传统治学之道是庖丁解牛而“不见全牛”,但佛家却有一大套“变易离散之法”,包括“梦幻、影响、泡沫、水月”。另一大师慧思(515-577)解释佛教的“水月”认识论是把佛法比作“空月”(天空的月亮),它普现世界,“如月影现众水”──地面千千万万人在千千万万湖河中、池塘中、甚至水盆中可以看到千千万万个月亮。印度传来的这样活力充沛的文化比中国传统式的把孔孟那干瘪瘪的《语录》咬文嚼字地背诵的“死读书”、“读死书”方式优越得多。

  但中国虔诚的印度文明信徒一般并不诋毁传统圣哲。四世纪的学者孙绰着《喻道论》赞扬佛教,却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从唐朝开始就提倡“三教合一”。到了宋朝,出现了佛学大师变成儒学大师的新现象,最典型的人物是朱熹。他的三位老师(胡积溪、刘白水、刘屏山)都是精通佛教理论的;他赴京赶考时行囊中装的是一本《大慧禅师语录》;他像孔子那样讲学,用印度名字“精舍”(vihara)建立学院──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朱熹等人提倡的新学说(西方学者称它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叫做“理学”,这个在孔孟老庄学说中或者不见经传、或者毫无分量的“理”,很明显是从佛经“道理”、“理论”、“理比度”、“理辨”、“理极成”、“正道理智”、“道理极成真实”等概念中提炼出来的。到了明朝,王阳明把这“新儒学”发展成“心学”,更加明显地以印度文明的“菩提心”(bodhicitta)为招牌了。

  我们现在看到像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人谈论儒学理论,主要是发挥那中印文明有机结合起来的宋明“理学”和“心学”,把它当作正宗的中华文化传统,使中华文明持久灿烂辉煌,在国际文化史中能够站稳。我们仔细分析,这一“中印合璧”的、以“理学”和“心学”为支柱的中华文化精髓并没有“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被粉碎,而是一直被正直、甚至有点“顽固”的学者坚持下来的。最近辞世的国学大师兼印度专家季羡林就是这样的学者,正因为这种坚持,季羡林在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书中说:“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许多党内的知识精英对季老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是皱眉头的,认为他犯了把中西文明对立起来的错误。我感觉他是针对当前“崇洋媚外”的时弊而故意这样强调,好让那些认真研究中华文明固有智慧的莘莘学子能够挺起腰来做人,不被“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吓倒。

  我们再回过头来咀嚼本文一开始引的“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缺乏“创新”就难“继承”文化传统,要向《人民日报》编辑李辉请教:学问是否能“温故而知新”,中华文化又是否能“吐故纳新”呢?“创新”是否一定要“洋”而不能“土”呢?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凡是“洋”就吃香,土生土长的,好东西也不值钱,人人个个想“出洋”,出不了洋的就闭门造车把“洋”加工,甚至搞“出口返内销”。例如,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的名字外销英文世界成了“Chiang Kai-shek”,又转贩到俄文世界,清华大学教授王奇的助手再把它转译输进中文世界。这一学术“创新”程序的最终结果是:王奇教授的学术论文中把“蒋介石”这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改头换面,变成“常凯申”了。作为中国最高档的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闹出这种国际笑话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老老实实地生活在本土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扎扎实实的本国学问根底,一股劲去模仿舶来品、想从洋垃圾中检出珍宝来,结果只能“出洋相”。

  中国既然有过去的以国学为主导而铸造“中印合璧”文化的榜样,将来也会有同样的、牢固建立在国学基础上的“中西合璧”文化出现的,当前只是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宋明朱熹、王阳明等人治学用了印度佛学的新思想与新方法来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的经验值得提倡。当今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论语》、《庄子》等语录,受到普遍欢迎,也引起许多批评,这是新鲜事物,应该大力提倡。有一位“塞外李悦”和于丹展开争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如长江大河,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而且“有着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能”;又说,这种“转型是创造性的”。这些话都说得很好。但是,他气势汹汹地质问“《论语》可以乱讲吗?”,又不允许于丹用“与《论语》没有关联的故事”来做注解,这就不对了。我们对历史只能“入位认识”(从今天自己的位置去理解古人的生活思想),我们只有把古代圣哲的言论移植到当今的生活环境中来,才能延续其生命力,才能使它发扬光大。当年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是旧瓶装新酒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我希望于丹与其他学者不要停留在为古人“语录”作注释,而是像朱熹、王阳明那样吸收外国文明养料,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从西方文明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二十一世纪新发展出来的孔孟之道摆脱“日食”现象,永远持久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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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弟,你的引用错误,写《“颠覆传统”是个伪问题》不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李辉,而是笔名宕子的另一个李辉。
    2009/10/13 14:54:29
  • 中西文化交融,既不会存在纯粹的中方文化,也不会存在纯粹的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相互学习,也相互磨擦。不论是学习还是磨擦,都在推动文化进步。
    2009/8/4 22:55:39
  • 现在还在大捧朱熹的理学,简直是不明华厦自朱的"理学"导致中华文明几乎彻底衰败.使得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被禁锢在统治阶级的精神牢笼里.你知道吗?王阳明是反朱熹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2009/8/4 16:59:40
  • 标题像是好标题,可惜没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比如儒学吧:一以贯之的道会得么.会不得就只有在现象界中玩概念了.今时的浪还是浪,冲浪的人形形色色,那古时的浪也是浪,你以为可以到那时的水上玩,而又玩出今时的感觉.可能吗?最习以为常了就是立标准,说那时的标准今时不灵了,好可惜不能回到那时去.可今时就是今时呀,怎么看待与时具进?有用事的急切心理,而无用事的总体背景,这就只好浮起侃了.
    2009/8/4 16:45:35
  • 感谢Jasonu先生回复。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家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功用的表现。譬如现今有人才德皆孚众望,我们选为国家领导人,其余大小官员各司其职,保证国家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我等为人父之后,教育子女善恶美丑,树立其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子女善恶分明,奋进知耻。这像不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经是好经,叫和尚给念歪了,呵呵,所以这并不能代表儒学的核心本质。
    就社会功用上讲,儒学法制并行不悖,或者说是车之两轮,一阳一阴。人有好的道德修养,待物态度,取财方式,能在很广泛的层面上消除利益纷争,至少使同阶层的人们和平共处。史上很多贤吏,以礼仪文教化民,而民不争,家和乡睦。当人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利益时,法制方才显现作用。如果真等礼乐崩坏,私欲横行,天下大乱,哄抢利益的时候,恐怕儒学所倡导的,法制所维护的,都随着刀光剑影炮声硝烟消散无迹了吧!
    人性如水,儒学乃渠,法制为堤,缺一不可。
    2009/8/4 13:09:54
  • 楼下的松风先生:
    “仁义道德”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此“仁义道德”服务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该基于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之“仁义道德”乃封建统治之意识形态,极具功利的虚伪性。封建礼教道貌岸然,与民主法制精神相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逆。这既是儒家思想的缺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将之往死里批,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2009/8/4 7:50:10
  • 奇怪为什么有些人逮着儒家文化往死里批。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跟文化更跌有甚关系,一个是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个是关于修身做学问的。中国缺乏诚信,是因为分配关系没处理好,人民生存空间压缩太窄而至,这岂是儒家文化教的。国家当前为何出资修撰儒家经典,翻译成各国文字普之世界,因为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为什么中国能保持五十六个民族大一统的局面,是因为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世界观,共同的美丑善恶观念。在美国长大的“香蕉人”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吗?社会主意的古巴能算中国人吗?不能!因为他没有中国心,中国魂。真希望那些严厉抨击传统文化的人好好研究后再有根据的负责任的做出客观的评断。不是儒学“失魂落魄,体无完肤”,是我们自己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2009/8/4 0:25:25
  • 中国传统文化落得这般境地,不是本质上有问题,而是传承方法和技术上出了问题.让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误导严重!让很多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变形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传承上已经偏离了本质.就如同黄河长江的水源都是清澈的,但流到下游就成了浑浊的污水.又怎可直接饮用!
    2009/8/3 17:42:04
  •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为何总是虚伪大行其道,诚实却成奢望?为何总是内部勾心斗角,对外软弱无力?为何总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把姓点灯?此怪现象是否应从中华文化中探求答案?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否存在缺陷?
    2009/8/3 10:38:0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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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西亚,在印度大学教书将近半个世纪,现退休定居芝加哥。毕生继承父志(父亲谭云山,有“现代玄奘”之称)从事促进中印友谊与相互了解的事业,中英文著述20余本。2010年荣获印度政府颁发的二等莲花奖,是继季羡林后获奖的第二位中国学者。2013年荣获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是继周恩来、谭云山、巫白慧后得此荣誉的第四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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