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走出书斋 - 曹锦清首页
《黄河边的中国》摘要(1)
2007-08-03
字号:

  一、 观察立场:“从内往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 “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内、外”“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前言,P1)

  二、农村现状

  1、三套语言

  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

  2、落伍者

  在这一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落伍者,似乎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3、单产提高原因

  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50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50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4、内地医院差距

  原来各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公费医疗这一大块,其次是附近农民的自费医疗。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抬着病人来治病,一听如此高昂的医疗药物费,吓得又把病人抬了回去。近几年,前来医院治病的人锐减,各医院发生“抢病人”的现象:凡介绍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医院给一定的回扣。

  5、村干部素质下降

  “村支书,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因为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如今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村里能干的人,自己外出去找各种赚钱的门路,他们根本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想干也干不成。乡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支书,当村长。在目前这个情势下,想谋求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有谋取求私利的动机,而能干者往往有大宗强族的支持。这样,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当然已经宗族化、地痞化的村委,如今毕竟是极少数,但苗头已出现。”

  6、计划生育口号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

  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

  7、小农经济四大特点

  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小,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

  8、政治的关键在于用人

  一人用好,安定一方,富裕一方;一人用坏,乱了一方,甚至坑了一方。在权力集中到党政一、二把手的政治体制内,选好、用好党政一二把手确实是个关键问题。

  9、三种病

  关于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思想痼疾,我说,……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
  10、生活水平衡量标准

  我在北方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作为衡量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

  11、三害

  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

  12、0.8亩与1.5亩两条线

  人均耕地仅0.8亩,或更少,该乡村的全部耕地只能用于粮食生产,且全部粮食只能供全家的一年食用。倘如地方政府课征过重,则秋熟必须多种红薯方能生存。这类乡村,既没有余地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农户也无法发展家庭饲养业。在缺乏发展乡村企业条件的地方只有向外输出劳动力一途。

  人均耕地1.5亩或超过1.5亩,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确保粮食自给情况下,或可发展经济作物,或发展家庭饲养业。

  13、明白卡与易知单

  为防止地方官吏滥征强派而颁行农户的“明白卡”在清朝称为“易知单”。……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研究者,对如今我们所处何时、处在何地,实在感到恍惚茫然。

  14、内地与东南沿海区别

  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1. 东南沿海地区,2. 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3. 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4. 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5.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6. 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定,7.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

  8.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9. 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10.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11. 这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12.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13. 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14. 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15.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16. 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17. 即人均耕地严重不18. 足而19.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20. 即同21. 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22.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23. 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

  24. 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25. 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

  15、最少的费用,最好的秩序

  当前中国市场上伪劣品肆行泛滥,关键在于广大消费者不愿或无力为价高的真优物品付费;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无序现象随处可见,关键或也在于尚未富足的人们不愿意且没有能力替高昂的“秩序”付费。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需要该社会成员预付高昂的成本(或费用)。在中国人对 “包青天”的企盼中,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花最少的费用,得到最好的秩序。345

  16、稳定的充要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来,内地绝大部分农户的衣食与住房条件确定得到了改善,但这决不是内地乡村社会稳定的充要条件。一方面,贫富的分化,使得“体面的生活消费线”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令人屈辱的罚款榨取了农民群众可能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再加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与农用物资价格的不断上升,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屈辱与怨愤情绪弥漫于依然以农为主的乡村社会。这股情绪,由消极忍耐到公开的议论,由下跪求情到上诉上告,从小规模的聚众闹事,发展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和警觉。

  17、村支书的心里话

  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5000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每年弄个二三万元,确实不成问题。370-371(有删节)

  18、关于机构膨胀

  一是公社时期所建立的机构没有取消,为解决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又增设不少新机构。二是县里的劳动就业部门每年要该镇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党政机关成了就业场所。上级党政机关领导私人介绍过来的人员,也不能不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各级官僚机构如此地扩张下去,依我看,河南农村与农民不出五年、十年就有可能被压垮。我们这些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八品芝麻官,对此都忧心忡忡。如今还有我们乡村两级替上面顶着,但已弄得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且动不动受上面的批评与下面的指责,一旦连我们也顶不住的话,那整个上层建筑不是有倒塌的危险吗?”

  19、关于农民负担

  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在乡村两级搞出几个贪官污吏,并不能证明全国大部分乡村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各级都有,毛主席身边还出个林彪、“四人帮”呢。确实,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

  20、乡党委书记的叹息

  这位有着大专学历的乡党委书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这一判断,令我深感震惊,便追问其因。他解释说:“一是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不能不能减下来。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 30余人,共计近200人。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一项不是来自上面的?二是地方各种恶势力确实在形成发展之中,反社会、反党的情绪在滋生蔓延,越演越烈。在上访上告事件的背后,确实有恶势力在挑动与组织。然而,上面总以为农民上访上告是乡村干部欺压百姓的结果,制定各种条例捆住乡村干部的手脚,不准我们干这干那。这进一步促进恶势力的发展。这样下去,乡村两级政权不是要被上下两头挤垮吗?乡村两级垮掉,天下不是大乱了吗?”

  21、不动与乱动

  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现行政治体制下,在行政管理上的两难处境。何种制度安排,才能使各级党政部门官员既有效又有序地行动起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了。

  22、乡镇条块关系

  简单点说吧,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举例来说,开封19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的农技站经营状况不错,除了自己的开支,还有赢余。县农技局就动脑筋,把这4个乡镇的农技站收归他们管。我镇的农技站便是其中之一。……各条各部门都拥塞着过多的人员,都想方设法提高本部门职工的工资、奖金水平和其他福利水平,都想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与办公设施,都喊缺钱,都变着各种法子搞钱,块上根本无法制约它们,这是各乡镇普遍存在的大问题。……去年,我镇全年的税收任务是297万元,今年竟一下子提高到407万元。在短短一年之内,税源并未增多,而税收竟提高了近30%,这不是掘地三尺,杀鸡取蛋吗?!

  23、农负率的确定办法

  有些乡镇,往往根据上年的农负率再增加几个百分点,作为下年的农负率。更坏的一种是,根据乡村的实际支出确定应征款额,然后分摊到各村,再分摊到各农户,由此往往超出农民合理负担的范围。今年夏粮开征,开封县有七八个乡镇的村民集体到市上访上告,就是由此事而引起的。514

  24、官员的观念与作风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是河南省某些官员的一个通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跃进,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结果遭受的祸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规”的口号,又不是哪个县委书记提出来的,而是省里提出来的。据说,这个口号是从张家港那里学来的。别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许有条件“大跨度,超常规”,河南是内地省份,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刚过温饱,能稳步发展也算不错了。“大跨度,超常规”只能导致大起大落。还没有学会常规走路,就想到超常规;小步走路尚且困难,谈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标,年产值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引进资金多少,办乡镇企业多少,层层下压,层层加码。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只能在数字统计上作文章,大量掺假,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从来不吸取经验教训,这才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老问题。

  25、腐败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是一种腐败;各行政执法部门利用执法权搞名目繁多的罚款,建小金库,改善本部门集体的福利待遇与办公条件,这难道不是腐败?!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光靠道德教育能收住人心吗?用法都治不住腐败,靠道德说教有什么用!执法部门都想以法搞钱,有谁来监督执法者呢?

  26、编制的增长

  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这还仅指县一级而言的,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每个乡镇就算120人,19个乡镇就是2280人。他们大致算过,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83年到1996年,才只有13年啊!

  27、农村宗族势力恢复的原因

  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农民退到宗族共同体以形成一种“组织”或“势力”,是否出于一种寻找相互保护与安全的紧迫需要呢?面对着陌生且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他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网”,面对地方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杂税,他们需要有一种自我保护。但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创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故而依习惯与传统退回到宗族“组织”,这是否农村宗族势力复生的两大基本原因呢?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契约化为中心的“市民社会”,因而也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小农的生产方式,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集居方式,使得血缘地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村民行为方式将长期发挥作用。当然,这套传统的行为方式将会改变其形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外部环境,但其内容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555

  28、提倡一胎,只允许生二胎,超生重罚

  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只准许生一胎,搞得干部们很苦,农民们很怨,难度太大了。

  29、最重大进展

  在此50年内,同一地区的人口增长1-2倍,但粮食产量增加4-6倍,甚至更多一些。这是中国内地农村近50年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据此,中原农民就“吃”而言,达到了从前地富阶层才能享受的程度。就住与穿两项而言,也可以这样说。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