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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和小岗——左脚与右脚,左一脚,右一脚,风风雨雨过山坳
20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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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中国的农业战线,先后产生和树立了两面旗帜——“大寨”与“小岗”。

    大寨和小岗——左脚与右脚,左一脚,右一脚,风风雨雨过山坳

    大寨和小岗——左脚与右脚,左一脚,右一脚,风风雨雨过山坳

    这一前一后,一“大”一“小”的两面旗帜,代表着不同时期一些人的价值取向,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于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

    由于这两面旗帜的颜色与性质对比强烈,所以,因为对于她们的拥护与反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就形成了两种激烈对立的观点与情绪。

    尽管共和国的领导人,强调“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社会上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情绪,并没有消除,仍然会不时地因为某一个偶发事件的刺激而激发他们的联想,使他们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正好,著名的央视主持人,《今日头条》的明星创作者倪萍,现在正在携手《今日头条》的创作者们,探讨“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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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笔者就在这里,结合倪萍所提出的“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时代不同而产生和树立的“大寨”与“小岗”这两面旗帜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大寨的道路

    大寨村,地处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县城东南部,到目前为止,经过合并,仍然是一个只有220多户人家、510多口人的小山村。

    由于这里属于土石山地形区,在长期的风蚀水切作用下,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可谓是七沟八梁一面坡。

    在旧社会,人们形容这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灾害年年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石头两边肥土流,肥土流走剩石头。”

    所以,那时的大寨,是有四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扛长工打短工的多、外出逃荒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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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大寨村解放了。

    1946年,他们就组织了互助组。

    1947年,他们又建立了党支部。

    1953年,他们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办起了合作社。

    而大寨之所以能够被树立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农业战线的旗帜,就是因为,在建立了党支部的前提下,大寨,出了个优秀的村支部书记陈永贵。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

    他们制定了十年的造地规划,就凭着一双手、一把镢头、两个肩膀、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在河沟里造良田,在山坡上造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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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他们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达千斤的高产、稳产的海绵田。

    那时,他们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但是,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又使得他们十年的血汗,毁于一旦。

    他们的139亩梯田,被全部冲光;41亩地里的庄稼苗,被淹没在泥水里。

    当时,他们全村89户人家,78户人家的房倒窑塌,只剩下了9户人家的窑洞还算完好。

    灾害发生后,上级领导前来慰问他们,并且,还带来了钱、粮和其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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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人却没有收受这些钱粮和物资。

    他们说:“遭遇灾害的地方很多,如果都去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又从哪儿来呢?”

    大寨村党支部,经过开会讨论,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不要国家粮、不要国家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白天修土地,晚上修房子,血一滴、汗一滴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并且,在当年,就打下了40万斤粮食。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大队的事迹,毛主席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到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就在工作报告中,公开表扬了大寨大队的精神,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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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岗的道路

    小岗村隶属于安徽省凤阳县,位于滁州市凤阳县东部25公里处。

    这里,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分水地带,属于丘陵地形。

    虽然他们的土地高低不平,但是,最大落差,也只有3米。

    由于2013年行政村合并,1979年的20户人家的小岗村,现在变成了940户。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作为“联产计酬”责任制之旗帜的小岗村,主要是指原来的2013年之前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的小岗村。

    小岗村当时虽然只有20户人家,却有1100亩耕地。

    2018年,经过合并,他们940户、4173人,耕土地面积变成14500亩。

    而且,他们的耕地,可不是像大寨村那样的只能种玉米和小麦的梯田和水田。

    他们的耕地,是可以出产以稻谷为主的多种水旱作物的水旱两作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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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从自然条件上讲,小岗村的自然条件,是比大寨村的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但是,在当年大寨人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国农业生产战线之旗帜的年代,条件比大寨好得多,简直是没法比的小岗村,却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之称号,而闻名遐迩。

    他们村的大多数村民,都曾出门讨过饭。

    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摁下红手印,立定生死状,决心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进行分田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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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秋天,他们果然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足足打下了13.3万斤粮,人均收入达到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小岗村也从此,第一次向国家交上了公粮,出售了余粮,结束了他们“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历史。

    由此,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就终结了,中国农村,进入了向小岗村学习的“后三十年”时代。

    “小岗”村的旗帜,虽然没有转化成像“农业学大寨”那样的响亮口号,却实实在在地,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神,指导着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开放”的新出路。

    三,殊途同归的道路

    在进入“联产计酬”责任制,不再“农业学大寨”的“后三十年”之初期,大寨,和大寨大队的领导者们,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沉沦。

    1980年4月, 陈永贵的接班人郭凤莲,“辞去”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这一年的7月份, 上级组织决定,任命郭凤莲为晋中果树研究所的副所长。

    她于当年的12月份到任。

    到了1987年4月, 她又被调任为昔阳县公路段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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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91年11月15日,离开了自己的人生起点站——大寨大队11年的郭凤莲,又被上级组织,以昔阳县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调回到她的人生起点——大寨村,重新担任大寨村的第8任党支部书记。

    而在郭凤莲离开大寨的这11年里,大寨村的道路,和郭凤莲个人的道路一样,也充满了曲折。

    郭凤莲被调离大寨后的第二年,大寨大队,就开始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但是,1982年,大寨村又走了回头路,重新实行“大锅饭”制度。

    到1983年,大寨大队,才真正地落实“联产计酬”责任制,再也没有回头。

    这比全国的其它大部分地方,整整地晚了两年时间。

    与此同时,大寨村,先后上、下了4任支部书记,大寨,却始终没有重新再现,他们曾经的那种高光时刻。

    郭凤莲接任大寨村的第8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就于1992年春天,带领部分村干部,去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地取经。

    在华西村,她听华西村的支部书记吴仁宝说:“过去我们是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借银行的贷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首先就要去找财政要钱!就要去找银行贷款!然后,才谈得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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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郭凤莲他们一行,感到天昏地转,不可理喻。

    这么一来,那什么叫“自力更生”呢?什么叫“艰苦奋斗”呢?

    郭凤莲之前当了8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候,他们只知道省吃俭用,只知道卖粮挣钱,只知道为国家作贡献,哪里会想到,去找财政要钱,去找银行要钱呢?

    他们怎么理解得了,这样才能发展,才能发展得更快呢?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人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你不服不行。

    经过华西村书记吴仁宝给他们点拨开窍之后,他们回去,就知道找财政,找银行要钱了。

    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再只是想着为国家做贡献,他们也有了他们的自我本位意识,他们也知道要与国家“讨价还价”。

    我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得给我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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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西村所在的华士镇政府的友情帮助下,郭凤莲他们,首先办起了大寨羊毛衫厂。

    开始的流动资金不足,他们就斗胆去向昔阳县财政局,借了20万元。

    但是,初次干此番勾当,他们的心里,还是有点犯罪的感觉,还担心,到时候还不了怎么办。

    结果,后来,他们好歹还是还上了。

    但是,勉强还了财政,只是为了良心。

    其实,他们这时并没有赚到钱,还了财政,他们就还是没有钱周转。

    于是,他们又根据人家的指点,到银行去贷款,还了财政的20万,又在银行贷款20万。

    这样,终于把羊毛衫厂开办成功。

    后来,他们又先后建成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核桃露厂、煤炭发运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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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们的努力,到1997年,大寨村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000万元,2002年达到1亿元,2008年达到3亿元,2010年超过10亿元。

    而在大寨村通过兴办集体企业,重新走上集体道路的同时,“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旗帜——小岗村,最终也是不约而同地,和他们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在当初通过摁手印,立生死状,打破“大锅饭”,实现了人均收入400元之后,小岗村人,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随后,却又长期地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

    到2003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还只有2000元,远远低于当时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

    所以,有人形容他们是:“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

    不仅如此,到2003年时,村里还集体欠债3万元,连续两年,都选不出一个领导班子。

    凡此种种,似乎是与他们的那个“后三十年”的旗帜,很不相称,是很侮辱那个旗帜的样子。

    2004年2月,沈浩,作为安徽省选派到农村的任职干部,来到凤阳县小溪河镇,任小溪河镇的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的党委第一书记,和小岗村的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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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两遍,了解基本情况,再组织村里的骨干人员,去外地参观,一起为小岗村发展“把脉问诊”。

    2005年6月,在沈浩的努力下,小岗村以“大包干”的这个旗帜为核心资源,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开创出了小岗村的旅游产业。

    在这期间,他还曾经被人围堵暴打。

    当时,他对村里的歪风邪气进行整治,得罪了一些人,损害到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有人纠集一些社会混混,在他回村的必经之路上,报复教训他,导致他的腰部扭伤、胸部淤血。

    但是,沈浩的工作,还是赢得了小岗村更多村民的认可。

    2006年,沈浩下乡挂职期届满,要回原单位了。

    为了留住他,小岗村的村民,又一次用“按红手印”的方式,要求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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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在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后,批准他继续留任小岗村。

    当时,安徽省委选派去农村挂职的干部,有几千名,沈浩,是唯一一个被村民们所挽留的。

    2008年,原小岗村90%的农户,都有了葡萄园,仅此一项,村民们人均纯收入就增加了2000多元。

    这一年,小岗村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6600元,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39%,是沈浩初到小岗村时的3倍。

    2009年,小岗村实施了8000亩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农田治理,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这一年,来小岗村旅游的人数,达到了115万,旅游收入实现了2.6亿元,集体经济给村民们的分红,达到了每人520元。

    然而,因为积劳成疾,2009年11月6日,沈浩病逝在小岗村的出租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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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浩虽然死了,但他为小岗村所探索的发展道路,却清晰了。

    小岗村,实现了从40年前的户户分田有地,到40年后的人人持股分红的改变。

    他们和大寨村一样,也走上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四,左脚与右脚

    那么,从“大寨”到“小岗”,再到“大寨”和“小岗”的殊途同归,这里面的历史发展逻辑,是什么呢?

    “大寨”,其实就相当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是由于当时大家实在是太穷,不得不组织起来,共同奋斗。

    同时,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当时,国家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以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

    而如果在农村实行自由经济,那么,国家的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合作社、人民公社,作为国家的工业发展之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经济组织形式。

    这就是“大寨”这面旗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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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寨”,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

    而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一定要解体的。

    不然,“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就会产生郭凤莲与吴仁宝之间的差异。

    郭凤莲与吴仁宝之间,人,是同样的人;思想,却不是一样的思想。

    他们的个性不一样,行为方式不一样,就导致他们的生产效率、发展路径,也大不一样。

    不能说,郭凤莲的思想不对。

    也不能说,吴仁宝的思想绝对正确。

    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存在就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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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存在,只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才合理。

    超越了相应的环境条件,则合理的存在,就会变得不合理。

    郭凤莲的思想,在建国的“前三十年”,那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那时候,大家太穷了。

    但是,到了建国的“后三十年”,就是吴仁宝的思想绝对正确了。

    因为,通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作为大家的靠山了,大家可以利用国家这个靠山,来改换一种奋斗的方式,求得更大,更快速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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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国家的层面来说,长计划,短安排,实行计划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天然优势。

    这种优势,在我们的经济体量还很小,我们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相隔不是太远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层级结构只有班、排、连、营四级,那么,营长指挥班长、甚至直接指挥某一个士兵,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我们的指挥层级很多,那么,我们的统一指挥,还能够一杆子到底吗?

    像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他却要去指示某一挺机枪怎么布置,某一处的战壕怎么修建,这能行吗?

    像蒋介石,也是喜欢一杆子到底,越过许多层级,直接指挥到师级、团级,结果,他是越用力,他的指挥就越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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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国民经济打下初步的基础之后,由于国民经济的体量增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继续实行建国初期的那种一统到底的计划经济,就是不合时宜的。

    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改换方式,实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策略。

    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基础,就是要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

    如果原材料的供应不放开,那么,想要搞活,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呢?

    只有取消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让农民们自主经营,自由生产和供应原材料,才能够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

    所以,从“大寨”到“小岗”,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就像一个人的左脚和右脚,看起来左脚向左,右脚向右,是相互背离的,但是,它们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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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只不过是通过局部的相互否定,来实现共同目标下的交替式的前进而已。

    最主要的,是时代变了,人的思想观念,也要变。

    五,共产党与共产党员

    通过对“大寨”与“小岗”两面旗帜的产生和树立之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群众与党,有党的基层与高层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

    群众的思维是本能的,是面对现实的。

    不论是大寨人和小岗人,他们的行为与思想,都是他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本能反应。

    而到党和政府,她们就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靠高瞻远瞩的谋划了。

    所以,大寨人的行为,是他们自发的行为,而“大寨”这面旗帜,则是党和政府树立的。

    同样,小岗人的行为,是他们自发的行为,而“小岗”这面旗帜,也是党和政府树立的。

    这里,就显示出了党和政府的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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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是依靠她的党员,依靠他的各级党员干部去执行与实现的。

    正确路线一经制定,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

    党和政府的决策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就靠她的各级党员干部,给不给力了。

    而党员干部,有真正的党员干部,也有虚假的党员干部。

    虚假的党员干部中,又有投机钻营的坏人,和不过是想谋个职业混饭吃的普通人。

    真正的党员干部中,又有有心无力或者好心办坏事的庸人,和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而这里,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只有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才能够将党和政府的决策,创造性地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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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是因为她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陈永贵。

    后来的大寨能够东山再起,又是因为她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郭凤莲。

    小岗村之所以长期地“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

    小岗村之所以“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也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

    而一旦那里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沈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六,“成熟”与“活得通透”

    最后,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倪萍所提出的“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了。

    倪萍说:能够在众说纷纭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够理解世间的复杂,知道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单纯的善和恶,就是成熟;成熟与年龄无关,成熟是朝气和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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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而为人,首先就要知道,人和动物的区别。

    动物没有思想,人是有思想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让自己的身体,服从别人的大脑指挥。

    这是一个人能够成熟的基本保证。

    但是,具有自己的思想,还不是成熟。

    只有思想正确,才是成熟。

    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呢?

    就是要懂得辩证法,就是要能够理解世间的复杂,知道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单纯的善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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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和右脚,它们是对立的。

    然而,它们谁是黑的,谁是白的?谁是善的,谁是恶的?

    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同一个目标,完成同样的任务而已。

    左脚和右脚,就是辩证法。

    懂得了辩证法,理解了左脚与右脚之间的关系,就是成熟。

    而成熟无关年龄,它就是要我们思维敏锐、善于理解,就是要我们具有朝气和一个坦荡的胸怀。

    能够认识自我,拥抱世界,这就是成熟。

    这样的人,就活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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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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