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中国的农业战线，先后产生和树立了两面旗帜——“大寨”与“小岗”。
大寨和小岗——左脚与右脚，左一脚，右一脚，风风雨雨过山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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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前一后，一“大”一“小”的两面旗帜，代表着不同时期一些人的价值取向，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于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
由于这两面旗帜的颜色与性质对比强烈，所以，因为对于她们的拥护与反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就形成了两种激烈对立的观点与情绪。
尽管共和国的领导人，强调“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社会上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情绪，并没有消除，仍然会不时地因为某一个偶发事件的刺激而激发他们的联想，使他们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正好，著名的央视主持人，《今日头条》的明星创作者倪萍，现在正在携手《今日头条》的创作者们，探讨“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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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笔者就在这里，结合倪萍所提出的“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时代不同而产生和树立的“大寨”与“小岗”这两面旗帜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大寨的道路
大寨村，地处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县城东南部，到目前为止，经过合并，仍然是一个只有220多户人家、510多口人的小山村。
由于这里属于土石山地形区，在长期的风蚀水切作用下，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可谓是七沟八梁一面坡。
在旧社会，人们形容这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灾害年年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石头两边肥土流，肥土流走剩石头。”
所以，那时的大寨，是有四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扛长工打短工的多、外出逃荒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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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大寨村解放了。
1946年，他们就组织了互助组。
1947年，他们又建立了党支部。
1953年，他们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办起了合作社。
而大寨之所以能够被树立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农业战线的旗帜，就是因为，在建立了党支部的前提下，大寨，出了个优秀的村支部书记陈永贵。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
他们制定了十年的造地规划，就凭着一双手、一把镢头、两个肩膀、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在河沟里造良田，在山坡上造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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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他们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达千斤的高产、稳产的海绵田。
那时，他们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但是，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又使得他们十年的血汗，毁于一旦。
他们的139亩梯田，被全部冲光；41亩地里的庄稼苗，被淹没在泥水里。
当时，他们全村89户人家，78户人家的房倒窑塌，只剩下了9户人家的窑洞还算完好。
灾害发生后，上级领导前来慰问他们，并且，还带来了钱、粮和其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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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人却没有收受这些钱粮和物资。
他们说：“遭遇灾害的地方很多，如果都去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又从哪儿来呢？”
大寨村党支部，经过开会讨论，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不要国家粮、不要国家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白天修土地，晚上修房子，血一滴、汗一滴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并且，在当年，就打下了40万斤粮食。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大队的事迹，毛主席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到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就在工作报告中，公开表扬了大寨大队的精神，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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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岗的道路
小岗村隶属于安徽省凤阳县，位于滁州市凤阳县东部25公里处。
这里，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分水地带，属于丘陵地形。
虽然他们的土地高低不平，但是，最大落差，也只有3米。
由于2013年行政村合并，1979年的20户人家的小岗村，现在变成了940户。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作为“联产计酬”责任制之旗帜的小岗村，主要是指原来的2013年之前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的小岗村。
小岗村当时虽然只有20户人家，却有1100亩耕地。
2018年，经过合并，他们940户、4173人，耕土地面积变成14500亩。
而且，他们的耕地，可不是像大寨村那样的只能种玉米和小麦的梯田和水田。
他们的耕地，是可以出产以稻谷为主的多种水旱作物的水旱两作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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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从自然条件上讲，小岗村的自然条件，是比大寨村的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但是，在当年大寨人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国农业生产战线之旗帜的年代，条件比大寨好得多，简直是没法比的小岗村，却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之称号，而闻名遐迩。
他们村的大多数村民，都曾出门讨过饭。
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摁下红手印，立定生死状，决心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进行分田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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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天，他们果然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足足打下了13.3万斤粮，人均收入达到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小岗村也从此，第一次向国家交上了公粮，出售了余粮，结束了他们“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历史。
由此，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就终结了，中国农村，进入了向小岗村学习的“后三十年”时代。
“小岗”村的旗帜，虽然没有转化成像“农业学大寨”那样的响亮口号，却实实在在地，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神，指导着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开放”的新出路。
三，殊途同归的道路
在进入“联产计酬”责任制，不再“农业学大寨”的“后三十年”之初期，大寨，和大寨大队的领导者们，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沉沦。
1980年4月， 陈永贵的接班人郭凤莲，“辞去”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这一年的7月份， 上级组织决定，任命郭凤莲为晋中果树研究所的副所长。
她于当年的12月份到任。
到了1987年4月， 她又被调任为昔阳县公路段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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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1年11月15日，离开了自己的人生起点站——大寨大队11年的郭凤莲，又被上级组织，以昔阳县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调回到她的人生起点——大寨村，重新担任大寨村的第8任党支部书记。
而在郭凤莲离开大寨的这11年里，大寨村的道路，和郭凤莲个人的道路一样，也充满了曲折。
郭凤莲被调离大寨后的第二年，大寨大队，就开始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但是，1982年，大寨村又走了回头路，重新实行“大锅饭”制度。
到1983年，大寨大队，才真正地落实“联产计酬”责任制，再也没有回头。
这比全国的其它大部分地方，整整地晚了两年时间。
与此同时，大寨村，先后上、下了4任支部书记，大寨，却始终没有重新再现，他们曾经的那种高光时刻。
郭凤莲接任大寨村的第8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就于1992年春天，带领部分村干部，去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地取经。
在华西村，她听华西村的支部书记吴仁宝说：“过去我们是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借银行的贷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首先就要去找财政要钱！就要去找银行贷款！然后，才谈得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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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郭凤莲他们一行，感到天昏地转，不可理喻。
这么一来，那什么叫“自力更生”呢？什么叫“艰苦奋斗”呢？
郭凤莲之前当了8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候，他们只知道省吃俭用，只知道卖粮挣钱，只知道为国家作贡献，哪里会想到，去找财政要钱，去找银行要钱呢？
他们怎么理解得了，这样才能发展，才能发展得更快呢？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人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你不服不行。
经过华西村书记吴仁宝给他们点拨开窍之后，他们回去，就知道找财政，找银行要钱了。
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再只是想着为国家做贡献，他们也有了他们的自我本位意识，他们也知道要与国家“讨价还价”。
我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得给我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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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西村所在的华士镇政府的友情帮助下，郭凤莲他们，首先办起了大寨羊毛衫厂。
开始的流动资金不足，他们就斗胆去向昔阳县财政局，借了20万元。
但是，初次干此番勾当，他们的心里，还是有点犯罪的感觉，还担心，到时候还不了怎么办。
结果，后来，他们好歹还是还上了。
但是，勉强还了财政，只是为了良心。
其实，他们这时并没有赚到钱，还了财政，他们就还是没有钱周转。
于是，他们又根据人家的指点，到银行去贷款，还了财政的20万，又在银行贷款20万。
这样，终于把羊毛衫厂开办成功。
后来，他们又先后建成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核桃露厂、煤炭发运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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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们的努力，到1997年，大寨村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000万元，2002年达到1亿元，2008年达到3亿元，2010年超过10亿元。
而在大寨村通过兴办集体企业，重新走上集体道路的同时，“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旗帜——小岗村，最终也是不约而同地，和他们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在当初通过摁手印，立生死状，打破“大锅饭”，实现了人均收入400元之后，小岗村人，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随后，却又长期地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
到2003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还只有2000元，远远低于当时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
所以，有人形容他们是：“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
不仅如此，到2003年时，村里还集体欠债3万元，连续两年，都选不出一个领导班子。
凡此种种，似乎是与他们的那个“后三十年”的旗帜，很不相称，是很侮辱那个旗帜的样子。
2004年2月，沈浩，作为安徽省选派到农村的任职干部，来到凤阳县小溪河镇，任小溪河镇的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的党委第一书记，和小岗村的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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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两遍，了解基本情况，再组织村里的骨干人员，去外地参观，一起为小岗村发展“把脉问诊”。
2005年6月，在沈浩的努力下，小岗村以“大包干”的这个旗帜为核心资源，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开创出了小岗村的旅游产业。
在这期间，他还曾经被人围堵暴打。
当时，他对村里的歪风邪气进行整治，得罪了一些人，损害到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有人纠集一些社会混混，在他回村的必经之路上，报复教训他，导致他的腰部扭伤、胸部淤血。
但是，沈浩的工作，还是赢得了小岗村更多村民的认可。
2006年，沈浩下乡挂职期届满，要回原单位了。
为了留住他，小岗村的村民，又一次用“按红手印”的方式，要求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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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在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后，批准他继续留任小岗村。
当时，安徽省委选派去农村挂职的干部，有几千名，沈浩，是唯一一个被村民们所挽留的。
2008年，原小岗村90%的农户，都有了葡萄园，仅此一项，村民们人均纯收入就增加了2000多元。
这一年，小岗村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6600元，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39%，是沈浩初到小岗村时的3倍。
2009年，小岗村实施了8000亩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农田治理，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这一年，来小岗村旅游的人数，达到了115万，旅游收入实现了2.6亿元，集体经济给村民们的分红，达到了每人520元。
然而，因为积劳成疾，2009年11月6日，沈浩病逝在小岗村的出租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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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虽然死了，但他为小岗村所探索的发展道路，却清晰了。
小岗村，实现了从40年前的户户分田有地，到40年后的人人持股分红的改变。
他们和大寨村一样，也走上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四，左脚与右脚
那么，从“大寨”到“小岗”，再到“大寨”和“小岗”的殊途同归，这里面的历史发展逻辑，是什么呢？
“大寨”，其实就相当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是由于当时大家实在是太穷，不得不组织起来，共同奋斗。
同时，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当时，国家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以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
而如果在农村实行自由经济，那么，国家的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合作社、人民公社，作为国家的工业发展之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经济组织形式。
这就是“大寨”这面旗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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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寨”，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
而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一定要解体的。
不然，“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就会产生郭凤莲与吴仁宝之间的差异。
郭凤莲与吴仁宝之间，人，是同样的人；思想，却不是一样的思想。
他们的个性不一样，行为方式不一样，就导致他们的生产效率、发展路径，也大不一样。
不能说，郭凤莲的思想不对。
也不能说，吴仁宝的思想绝对正确。
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存在就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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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只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才合理。
超越了相应的环境条件，则合理的存在，就会变得不合理。
郭凤莲的思想，在建国的“前三十年”，那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那时候，大家太穷了。
但是，到了建国的“后三十年”，就是吴仁宝的思想绝对正确了。
因为，通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作为大家的靠山了，大家可以利用国家这个靠山，来改换一种奋斗的方式，求得更大，更快速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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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家的层面来说，长计划，短安排，实行计划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天然优势。
这种优势，在我们的经济体量还很小，我们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相隔不是太远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层级结构只有班、排、连、营四级，那么，营长指挥班长、甚至直接指挥某一个士兵，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我们的指挥层级很多，那么，我们的统一指挥，还能够一杆子到底吗？
像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他却要去指示某一挺机枪怎么布置，某一处的战壕怎么修建，这能行吗？
像蒋介石，也是喜欢一杆子到底，越过许多层级，直接指挥到师级、团级，结果，他是越用力，他的指挥就越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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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国民经济打下初步的基础之后，由于国民经济的体量增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继续实行建国初期的那种一统到底的计划经济，就是不合时宜的。
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改换方式，实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策略。
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基础，就是要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
如果原材料的供应不放开，那么，想要搞活，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呢？
只有取消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让农民们自主经营，自由生产和供应原材料，才能够把原材料的供应放开。
所以，从“大寨”到“小岗”，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就像一个人的左脚和右脚，看起来左脚向左，右脚向右，是相互背离的，但是，它们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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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只不过是通过局部的相互否定，来实现共同目标下的交替式的前进而已。
最主要的，是时代变了，人的思想观念，也要变。
五，共产党与共产党员
通过对“大寨”与“小岗”两面旗帜的产生和树立之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群众与党，有党的基层与高层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
群众的思维是本能的，是面对现实的。
不论是大寨人和小岗人，他们的行为与思想，都是他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本能反应。
而到党和政府，她们就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靠高瞻远瞩的谋划了。
所以，大寨人的行为，是他们自发的行为，而“大寨”这面旗帜，则是党和政府树立的。
同样，小岗人的行为，是他们自发的行为，而“小岗”这面旗帜，也是党和政府树立的。
这里，就显示出了党和政府的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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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是依靠她的党员，依靠他的各级党员干部去执行与实现的。
正确路线一经制定，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
党和政府的决策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就靠她的各级党员干部，给不给力了。
而党员干部，有真正的党员干部，也有虚假的党员干部。
虚假的党员干部中，又有投机钻营的坏人，和不过是想谋个职业混饭吃的普通人。
真正的党员干部中，又有有心无力或者好心办坏事的庸人，和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而这里，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只有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才能够将党和政府的决策，创造性地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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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是因为她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陈永贵。
后来的大寨能够东山再起，又是因为她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郭凤莲。
小岗村之所以长期地“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
小岗村之所以“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也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
而一旦那里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沈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六，“成熟”与“活得通透”
最后，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倪萍所提出的“成熟”与“活得通透”这个话题了。
倪萍说：能够在众说纷纭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够理解世间的复杂，知道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单纯的善和恶，就是成熟；成熟与年龄无关，成熟是朝气和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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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首先就要知道，人和动物的区别。
动物没有思想，人是有思想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让自己的身体，服从别人的大脑指挥。
这是一个人能够成熟的基本保证。
但是，具有自己的思想，还不是成熟。
只有思想正确，才是成熟。
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呢？
就是要懂得辩证法，就是要能够理解世间的复杂，知道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单纯的善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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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脚和右脚，它们是对立的。
然而，它们谁是黑的，谁是白的？谁是善的，谁是恶的？
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同一个目标，完成同样的任务而已。
左脚和右脚，就是辩证法。
懂得了辩证法，理解了左脚与右脚之间的关系，就是成熟。
而成熟无关年龄，它就是要我们思维敏锐、善于理解，就是要我们具有朝气和一个坦荡的胸怀。
能够认识自我，拥抱世界，这就是成熟。
这样的人，就活得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