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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当人·本立道生
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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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生命体验  历史验证  生命本质  临床之道  形态本质?

    中医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从“象”深入到了“应”,获得了自然、客观、真实的生命本质,把握住了天人相应的根本规律--阴阳。

    形态医学的西医,至今还停留在“象”层面,基因蛋白之象,细胞组织之象,体液分子之象;心电图之象,超声波之象,X光核磁之象,没有走出“象”的迷局,找到认识生命本质的方法和途径。

    离开医疗仪器,如今的西医,盲人瞎马,医疗活动寸步难行。医疗仪器越先进,医院级别越高。医疗仪器成为医疗技术的象征,人机对话成为临床医疗的模式。

    西医认为,生理病理的形态真实才是生命本质的真实。中医认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之应的真实才是生命本质的真实。

    人立之本不同,医疗之道不同。

    哪一种文化认为的生命本质,才是生命真理呢?我们应该依从西医还是依从中医,认同肉体客观还是认同生命客观?这就要看哪一种理论,是经历过历史的、广泛的生命实践的检验。

    生命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时一事的检验,而是历史的、反复验证的检验;不是静态、固定、标准化的检验,而是动态、变化、差异性的检验;不是局部、单一、孤立化的检验,而是整体、联系、相关性的检验。

    检验生命本质的真理性的真假,把生命现象作为客观依据,从象循气,动态联系,天文、地理、人事,综合分析,以“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为终极性目标,考察医学理论实践所产生的效用,才可靠,才真实。

    生命之应的本质认识及其实践检验,中华民族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一代又一代,去伪存真,积沙成塔,才有了《神农本草经》,有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理性认识,中医之道才得以形成,临床之术才不断完善。

    《伤寒论·原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仅仅张仲景的家族,不到十年死亡三分之二,因伤寒的占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七。正因为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吸取过去经验教训,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又经过自己“平脉辨证”,才创立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创立,搭建起了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逻辑桥梁,中医学就很成熟了。

    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客观,形成理论,实践理论,完善理论,数千年、上万年,到了东汉时期,中医学才发展成为了一个具有生命真理性、临床客观性,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临床规范的生命医学。

    文字记录,中医始于神农尝百草,若说生命体验,应该更加久远,有学者认为有数万年,乃至于数十万年。

    《四部备要·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我以为,这里的神农不一定是指神农这一个人,而是指集前人之大成,归纳出百草滋味--酸苦甘辛咸,并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相关生命体验,汇集、思考,形成规律性认识的圣人们。

    “一日遇七十毒”,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无意识的生命体验,所付出的代价;说明的是,四气五味、性能功效、七情配伍等与本草理论,是直接在活生生的人获得的认识。

    神农之前的漫长历史的生命实践,如同现今的鹦鹉、大象等动物,没有气味性能的认识,口口相传,前人吃这样,解决这样痛苦,现世之人也吃这样,解决这样痛苦;前人吃那样,解决那样痛苦,现世之人也吃那样,解决那样痛苦。

    没有四气五味、寒热虚实、五藏表里等本质化的理性指导,头痛就用治头痛的药,脚痛就用医脚痛的药,付出的生命代价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神农总结前人生命体验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五味性能、七情配伍等本草与生命联系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张仲景则以“证”为治疗目标,将大小缓急奇偶复等方药理论,与表里内外、标本主次、缓急的病机性质对应起来,彻底抛弃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始医疗。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生命教训,“平脉辨证”的临床实践,张仲景极力反对把症状作为治疗目标。症状是疾病现象,“观其脉证”所收集和确认的临床症状,不过是“知犯何逆”的客观依据,“知犯何逆”的结果--三阴三阳、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表里、虚实、寒热等的病机结论,才是治疗目标。

    “随证治之”,病机为本。形成“证”的认识,“辨症求机”为基本方法,没有“辨症求机”的临床思维,中医就和西医一样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张仲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辨症求机”的临床思维,使中医从疾病现象的医疗进步到了疾病本质的医疗。

    疾病本质--病机为中医治疗目标,《黄帝内经》就已经确立。张仲景发展《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要素理论,确立了“辨症求机”思维的临床规范,使《黄帝内经》的理论,在临床医疗的运用具有了可操作性,能够坚持“治病必求于本”的临床思维,始终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才有了后来的内伤病机、郁证病机、命门学说、温热病机等各家学说。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要素,有三个:病邪、病性、病位,《伤寒论》增加了病种、病形、病势,“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临床思维,在病性之辨、病邪之辨、病位之辨的基础上,发展了病种之辨、病形之辨、病势之辨,“治病必求于本”的求证思维至此就完善了。

    疾病现象,从整体上说,动态变化、不确定。从个别看,确定、不变,古往今来,张三李四,头痛就是头痛,脚痛就是脚痛,实质没有变化。

    疾病本质,理论上说,一定、不变,阴阳神气、五藏六腑、经络气血,东西南北、男女老幼都一样。在活生生的人,不确定、多样变化,如头痛的病机可能是肾虚,可能是肝阳上亢,可能是风寒,可能是瘀血,可能是痰湿,不同时空、不同的人,病机本质有不同。

    明·李宗梓《医宗必读》:“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于其时;工巧神圣,存乎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于其用。”

    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

    立病机之本质,成辨症之思维,行“随证治之”,是中医自张仲景以来的临床之道。

    本立而道生。生命之应的本质,确立临床医疗的病机本质,形成辨证论治之道。没有病机本质,便没有辨证论治。形态肉体的生理病理,在西医是疾病本质,在中医是疾病现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经过“知犯何逆”的“辨症求机”思维,才能转化为中医的治疗目标。把生理病理当成唯一的医学本质,抛弃“辨症求机”,是开中医文化的历史倒车。

    立生命本质,成人文之道,能以人为本。科学化、数据化的本质上确立的医疗之道,在形不在命,仪器具有权威性,陷入人机对话的冷冰冰的野性医疗也就很自然了。生命本质是因应联系的本质,是我命在我的本质,生命之形、生命之神、生命之气三位一体,统一于阴阳。

    疾病的生命本质,就是病机,可以反应为自我感觉的痛苦,脉色舌象的异常,局部形态的异常。中医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和确认这些异常的现象,在“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原则规范下,“各司其属”以求其本,辨证论治自然就人当人看,把人当人医。

    科学成为真理性的判官,实验仪器是认识本质的唯一途径。如今的西医,没有实验室,没有医疗仪器,可以说就不存在了。

    “医学是伴随着人的活动而起源并发展起来的。而医学的发展也是从经验医学开始的,经验医学是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只是到了科学建立之后,医学才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得到更快速更有效的发展。”[1]

    实验仪器的进步,推动物质科学的发展,促进物质认识的深入,但这样的认识,是外在化的认识,不是活生生的人的认识,用于活生生的人,要破坏人的自然完整性,割裂生命的多维联系,而且只能认识肉体的器官之象、组织之象、细胞之象。

    生理病理已经深入到了分子、原子层次,离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离生存关系越来越远,人不是“我命在我”的人,基因编辑改变人的属性,活生生的人沦为了可以加工的对象。

    中国文化、中医学对人的认识,是在自然完整性的基础上,尊重多维联系的客观事实,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现象、疾病现象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改变、不取舍、不介入,外在于活生生的人,外在于生命自然,去获得本质化的结论。

    道不同不相为谋。“阴阳应象思维”的中医,属于人道文化;显微镜逻辑的西医,是物道文化,客观基础不同,临床模式不同,医疗作用的对象不同。党和国家有了好政策,但还需要中医人自己去落实,有所作为,守住中医之道,走中医之路,无愧于党的关怀,无愧于国家的扶持!

    文化确立的人的本质,决定文化实践的路线和方法,产生实际效应。本质的实质不同,生命效益不同,或有益于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生存远景,或不利于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生存远景。

    西方文化是物质元素、物质结构和市场经济的文化,眼中的人,就是肉体物质形态,医疗就看肉体形态的生理病理,没有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意识,没有和的文化理念,所以带来了热兵器,带来了原子弹,带来了生化武器,出现了地球环境越来越不适宜人生存,相互厮杀争斗越来越残忍、阴险,用活生生的人作实验等大恶之事。

    西方文化,资本家可以利用灾难发大财,资产阶级可以发明创造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金融理论,论证自己的剥削、压榨的合理性。同样的,形态医学用仪器实验的结果,否定自然客观的生命事实,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抹杀“我命在我”的真实性,把自己美化为唯一具有真理性的医学。

    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文化是野性文化,没有活生生的人的医学是原始医学。在野性文化、原始医学,形态物质是真理,市场经济是真理,物理法则是真理,活生生的人不是真理,自然生命不是真理,我命在我的事实不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治疗新冠肺炎,中医疗效十分显著,远远超越了西医,而那些西医的大权威,还口口声声说没有特效药的文化原因。

    知生命本质,知人的生存,文化才不违背为人服务的基本宗旨。

    什么样的动力学目的发展起来的文化,才是为人服务的文化?恶之欲的物质追求、利益贪婪?善之欲的仁爱精神、与人为善?是物质生活的更多、更好、更新,争斗的野性力量日益进步的文化,还是维护自然环境的清净,营造社会环境的祥和,强健人的“阴平阳秘”的因应协调性的文化?

    在自然,不破坏天地气交气化规律;在社会,使人拥有自食其力的基本条件;在医疗,不取代和削弱人本身的抗邪力、愈病力,这样的文化才能履行为人服务的职责。

    试想,导致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剥夺人自食其力的生存条件,削弱人本身的抗邪力、愈病力的文化,是在为人服务吗?不过是彰显文化野性,证明野性力量的强悍而已。

    [1]赵明杰,宋文波。当今医学缺少的是什么。医学与哲学。2003,24(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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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3年出生,主任中医师,四川省科学城医院退休。16岁跟师学中医,通过函授获得本科学历,从事临床四十余年,获得病人广泛赞誉,每天门诊量50人次左右,发表中医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中医之和-辨证论治的生命哲学》专著一部。个人邮箱:huangkaita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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