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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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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先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作了《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演讲。

    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发表于《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3日07版),光明网同时作了转载。

    韩建业教授的这篇演讲,系统地梳理了以考古学为依据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发展脉络,强调了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强调了“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强调了“我们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连续不断地发展,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向往统一、向往社会稳定,这跟文化中国的存在很有关系”。

    但是,在阅读韩建业教授演讲文稿的时候,笔者隐隐感觉,其中似乎有点什么欠缺。

    笔者隐隐感觉,韩建业教授,似乎只是专注于考古发现,而很少将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上的史籍记载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比如说,在谈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汝州阎村的陶缸,上面彩绘有“鹳鱼钺”图的时候,韩建业教授,就似乎很同意严文明先生,把它解释成鹳鸟氏族战胜青鱼氏族的纪念碑性质的图画。

    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韩建业教授还解释说:“因为,庙底沟类型有很多鸟的形象,而半坡类型流行鱼的形象,这幅图,就很可能反映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半坡类型人群的史实。”

    那么,韩建业教授和严文明先生,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史籍记载,作为依据呢?

    中国历史上,是否是有一个“鹳鸟氏族”和一个“青鱼氏族”呢?

    “鹳鸟氏族”和“青鱼氏族”,是不是两个具有考古学依据的相互并存了一段时间的氏族呢?

    似乎半坡类型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都是属于仰韶文化,而她们并不是相互并存的关系,只是一个前浪和一个后浪的关系吧?

    那么,根据这个“鹳鱼钺”图的“一只大眼睛的鹳鸟叼着一条鱼,旁边还画有一把漂亮的象征军权的斧钺”的形象,在没有史籍记载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打倒孔家店”式的氏族内部的文化变革呢?

    就是说,半坡文化以鱼为图腾,体现了他们的一种温和的、福利式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在没有外敌、自身比较富足的情况下,是可以维持的。

    但是,一旦强敌环伺,这种价值观,肯定就要遭受氏族内部的、主张强身健体的少壮派们的强力反弹。

    所以,这个“一只大眼睛的鹳鸟叼着一条鱼,旁边还画有一把漂亮的象征军权的斧钺”的形象,可以说,是不是正好反映了氏族内部少壮派,对氏族内部元老派们的强烈的反抗情绪呢?

    这种解释,说不说得通呢?

    不管说不说的通,我们还是暂且放下这个“鹳鱼钺”图画,来看一看我们的史籍记载吧。

    《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泰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庖犧氏。

    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庖犧氏之“庖”,字形为“广+包”,就是草原上的蒙古包,表示他们是从游牧民族转变而来;庖犧氏之“犧”,字形是“牜+羊+禾+丂+戈”,就是表示他们半农半牧、以龙为图腾,尚武好战。

    而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出自东北辽西地区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在兴隆洼文化于距今7200年转变成了赵宝沟文化之后,龙,才在距今6400年,于河南濮阳水坡的一座“天盖墓”中出现。

    而在河南濮阳水坡这座“天盖墓”出现之前的距今7100年,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消失,距今7000年,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消失,并且,这座距今6400年的“天盖墓”中的星宿文化、虎、鹿、蜘蛛形象,都体现了赵宝沟文化的特色。

    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所以,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就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南下中原,在中原地区称王了,时间,是在距今6400年之前。

    而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这个记载,说明历史上的祝融氏,就是庖犧氏,是庖犧氏统治中原时候的称号。

    庖犧氏“都于陈,东封泰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说明他们统治中原的时间很短暂,只有111年。

    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赵宝沟文化,只有那座“天盖墓”一层,上面就是仰韶文化,并且,除了这座“天盖墓”外,这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其它的赵宝沟文化遗层。

    这说明,庖犧氏统治中原的时间确实很短暂。

    可以说,史籍上关于庖犧氏的记载,是与我们的考古发现对得上号的。

    我们继续看《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女娲氏的“娲”,字形上为“女+呙”,可以理解为母系社会创造出三足炊具的部落;其字音与“蛙”相通,而“蛙”是仰韶文化末期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

    争鸣!韩建业教授《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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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娲氏,就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给他们祖先的谥号。

    女娲氏“代宓犧立”,这个宓犧氏,就是庖犧氏,只是时代不同。

    《三皇本纪》还记载:“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宓犧氏,就是渔猎时代的庖犧氏。

    那时候,他们还生活在成纪(甘肃天水地区)。

    而真正的庖犧氏,是到了农牧业时代。

    那时候,他们就成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女娲氏“代宓犧立”,就是说,女娲氏和庖犧氏都是属于宓犧氏,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女娲氏就继承了宓犧氏的门户,而庖犧氏则另起炉灶。

    所以,女娲氏又“号曰女希氏”,这个“希”和“犧”,同音不同形,说明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他们都是某些人的祖先,但是,庖犧氏是那些人的直系祖先,女希氏是那些人的旁系祖先。

    共工氏,就是燧人氏的后裔,就是被征服了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主人们的后裔。

    “共工”的本义,就是手工性的奴隶。

    共工氏“以水乘木”,是源于庖犧氏的“木德王,注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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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五德终始说”,庖犧氏认为自己是“木德”,运气是起于“春季”,驻于“东方”。

    所以,共工氏就以此类推,依据“水生木”的原理,认为自己是“水德”,运气起于“冬季”,驻于“北方”。

    共工氏“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就是说,他们因为受到祝融氏的压迫,所以,就要反抗祝融氏,与祝融氏进行战斗——祝融氏就是庖犧氏。

    共工氏“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

    这里的“不周山”,就是指庖犧氏的不周全的江山。

    为什么说庖犧氏的江山不周全呢?

    因为,根据“五德终始说”的“木驻于东”之说法,庖犧氏必须“东封泰山”,他们才能得到神灵的照应,他们的江山才周全,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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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庖犧氏在“东封泰山”的过程中,是受到了阻碍的。

    根据考古发现,当时,泰山周围是有一种北辛文化存在的,后来的大汶口文化,就是由北辛文化转变而成的。

    而唐朝诗人李郢,有一句诗曰“龙马精神海鹤姿”。

    这个“龙马”,就正是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那种龙,它是扬子鳄与马的形象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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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古学上,这种图腾,只在这个时间有,其它时间都没有。

    所以,可以认定,“龙马精神海鹤姿”的这个典故,是出自祝融氏与某一个以海鹤为图腾的氏族之间的战争。

    那么,北辛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一种鸟形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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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鸟形鬶,是不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图腾呢?

    它是否就是“海鹤”呢?

    如果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与祝融氏之间发生战争的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因为祝融氏“东封泰山”而起。

    而如果这场战争,是像“龙马精神海鹤姿”那样地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话,那么,祝融氏的江山,是否就是不周全呢?

    这样,共工氏是否就会铤而走险,“乃与祝融战”呢?

    更何况,后面还有女娲氏来“以济冀州”。

    司马贞的《三皇本纪》,是参考很多古籍写成的,其中就包括《淮南子》。

    而《淮南子》中的原文是“杀黑龙以济冀州”。

    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黑龙,显然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

    所以,女娲氏“以济冀州”,就是去帮助共工氏打击祝融氏。

    祝融氏因此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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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女娲氏以鱼为图腾,但是,女娲氏的这种“杀黑龙以济冀州”的作为,显然不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族做得出来的。

    所以,在庙底沟文化还没有显现出来之前,半坡文化中,就早已孕育了一股庙底沟文化之气。

    半坡文化为阴,庙底沟文化为阳,阴退阳进,这符合中国哲学。

    还有,如果我们把“鹳鱼钺”图解释成“鹳鸟氏族”战胜“青鱼氏族”的纪念碑性质的图画,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庙底沟文化会迅速扩张到河南、河北及其以西的整个陕甘宁地区;也不能解释,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会与庙底沟文化发生联动性的变化。

    因为,这样的文化普及,不可能是通过人口流动和部族迁徙来完成的,甚至,也是不可能是通过“留头不留发”的对抗性的压迫来完成的,它只有是自发性的、皈依性的接受的结果。

    只有是女娲氏部族内部的一场文化变革,导致庙底沟文化替代半坡文化,才能够解释,庙底沟文化迅速扩张到河南、河北及其以西的整个陕甘宁地区,和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发生联动性的变化这种考古现象。

    而这种解释,也更能够与我们的史籍记载相契合。

    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倡导“四方结盟、八方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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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女娲氏时代结束,神农氏时代到来,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

    正是由于神农氏的广泛传播生产技术,才使得庙底沟文化迅速扩展至河南、河北,才使得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北辛文化转变为大汶口文化。

    同时,河南河北的庙底沟文化之扩展,也不可能是部族迁移和人口流动的结果,而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结果。

    按照史籍记载,河南、河北,是共工氏部族的生活区域,山东是东夷氏部族的生活区域,炎帝神农氏“初都陈,后居曲阜”,只是作为一尊“神”,被人邀请去那里维护天下安定,而不是部族迁徙。

    另外,在谈到庙底沟类型流行鹰鸟类题材之前,韩建业教授还先谈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陶器上的花瓣纹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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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和我们革命时期的以法家批儒家,是一个类似的套路吗?

    花瓣纹,应该是华胥氏的图腾。

    而华胥氏,是女娲氏的“娘”。

    女娲氏,又是神农氏的“娘”。

    神农氏,就是庙底沟文化的主人。

    这不就是“孙子”,在用“奶奶”来否定“娘”吗?

    而这个“不肖子孙”,后来又被他自己的“不肖子孙”所否定。

    马家窑文化,就是以蛙图腾,来否定神农氏的鹰鸟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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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报还一报吗?

    而蛙图腾虽然和鱼图腾有所不同,但是,她们之间相似的地方,是不是更多呢?

    所以,历史是一条螺旋线。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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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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