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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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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内循环经济这个词成为热点,这本来是很简单、通俗的经济常识。我搜索了一下百度关于内循环经济的词条:“内循环经济的理念关键在于通过降权、多元、倾向性平衡、税制,以及削减削弱极限构架等方式,目的在于优化、改良内部经济组织形式与组织主体,降低经济中单项经济比重过大的情况,其次防止极限经济出现。”

    这一定是某位专家的具有高学术含量的解释。所谓学术,一定是普通人看不懂,甚至不是这个专业的专家也看不懂,更深的是这个专业的大多数专家也看不懂。这就是学问,一定要请教专家本人来做进一步解释。

    对内循环经济含义的解释,也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有专家表示,扩大内循环经济能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是特殊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怎么理解内循环经济,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有关基本国策,尤其正在制订“十四。五”发展规划,关系发展的目标和方问。

    一

    内循环经济的提出,确实是现实背景下提出的。美国掀起全面封杀中国,加上疫情对我国以及世界的冲击,世界经济面临衰退,我国经济进一步下滑,这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方针。

    所谓“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就是国内与国际市场并举。

    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比美国、欧洲、日本人口总和还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应有之义,怎么也不可能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这本来应该是常识,怎么到今天才提出呢?事情往往是这样。很多常识是被逼认识和承认的。

    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逼出来的。十年文革的动乱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但四人帮还是宣传东风压倒西风,到处莺歌燕舞。邓小平承认现实,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二十年,有的甚至五十年。这才下决心改革计划经济,由农民决定土地种什么,企业决定产供销,以后又逐步推进要素市场。同时对外开放,从三来一补到招商引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被逼使坏事变好事,前提是对客观现实能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即使是对常识的接受也并非容易。

    有一件历史事实有必要提一下。1980年正当启动改革之时,由于引进22个大项目,称为洋跃进,带来财政严重赤字,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以求收支平衡。但这样,钢铁、机械、水泥等一系列行业生产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能裁减,成本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于1980年10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提出: “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先抓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后抓冰箱、空调,被称为五大件。这就意味着从改革启动之初,我们就开始调整轻重不合理的结构,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企业的积极性相一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提供了巨大市场,后又成为出口的主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大举措。

    我国建国以后,按照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理论,建立重工业体系,完成二弹一星,功不可没。但是以压缩人民基本消费为代价,农民吃不饱,城市凭票供应。把满足中国人口众多的消费当成包袱,而没有认识这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动力。由消费资料生产带动生产资料生产,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良性协调发展。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常识,继续为此而付出代价。

    二

    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释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问题逐渐呈现,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严重偏离:重投资与出口而轻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

    这个问题早就被重视,199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改革41年,这种状況不仅不改变,还越趋严重。投资率在30%以上为24年,投资率40%以上为17年,尤其从2004年到2019年的16年中,除2006年为39.9%以外,其余15年全超过40%以上,2010年至2011年则达到最高为47%。发达国家投资率为15-20%,发展中国家投资率为20-30%。

    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53.39%达到最高后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39.52%,此后15年中一直处于低水平,2010年为34.3%,为历史最低,2019年只回升到38.79%。低于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58%。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1979年--20亿元,最高增长到2008年2.4万亿元,后滑落到2018年7千亿元,2019年反弹到1.4万亿元。今年预计会下滑。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特色,中国14亿人口是最重要的国情。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即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经济,这应该是基本国策。可是我国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是基础建设与生产项目,而对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既投入少,又不公平。致使广大城乡居民缺乏消费能力,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9.2%开始逐年下滑,直至2019年6.1% 。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不振,成为近10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难点。然而,我们始终没有认识症结所在。

    不仅不降低投资率,反而加大建设投入,近10年投资率是41年中最高的,居民消费率则最低的。以引以为我国骄傲的高铁为例,中国高铁网络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而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也是世界第一。目前,除京沪、京广通道上的高铁运输能力得到较高利用外,其他高铁项目的运能大量闲置,严重亏损。例如,兰新高铁每天只开行4对高铁列车,其运输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电费,而兰新高铁有每天开行160对以上高铁列车的能力。

    这实在令人不解,没有消费需求,运输能力严重过剩,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如此违反常识的事居然可以通行无阻?

    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消费不足。我们是该加大产能投入呢,还是扩大消费需求呢?这不是一道经济常识题吗?

    三

    中国疫情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没有想到称为新基建的5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计划很快出台。所谓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主要包括5G基站 建设、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我丝毫不反对中国要发展高新技术,但是中国现阶段主要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还是解决基本的民生需求?或者兼顾两者,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这是制定国策的必须慎重抉择的。

    2020年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中国14亿人口,据估计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10亿人还处于低收入水平。面向高质量发展,只是中国少部分人的需要,绝大多数人依然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怎么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果“十四。五”发展规划,以“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为方针,而继续忽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的民生需要,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别扩大,由此中小企业困难、实体经济不振的局面依旧。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能有效提升,国内循环就大不起来,只能是小循环,也就成为不了主体。

    什么是经济循环?就是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相匹配。什么是国内大循环?就是增加的生产能力与国内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需求相匹配。中国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智能发展,改善供给结构,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提升大众的消费需求、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的基础上。

    非常遗憾,讨论“内循环经济”的文章虽然十分热烈,但是我至今没有看到,如何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建议,或者把此作为实现“内循环经济”的基点。

    四

    中国首席经济智囊刘鹤在《比较》2012年第5辑发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即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从逻辑上,这自然应该启动分配制度改革。但是,我不明白后来怎么演变成了供给侧改革。面对中小企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减免税费、优惠融资上下功夫,根本的问题是产品卖不出去,它们的消费对象是普通百姓,有消费需求而无支付能力。不在需求侧下功夫,不在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上采取措施,无论是过去稳定经济增长,还是今天国内大循环为主,都不能如愿。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做好分配这篇大文章。邓小平说: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通过公平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这样才能释放中国广大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应该制订提高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建立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计划。改变长期以来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儿的做法,系统化、目标化、制度化地解决民生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的手段,比喻为三驾马车的一匹马。那么,请问坐在马车上的主人是谁?

    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是资本出于逐利的本能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与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的支付能力不足而造成生产过剩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十九报告提出,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进入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十分明确,发展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坐在马车上的主人是广大民众。投资、消费、出口的分配,要符合马车主人的愿望,就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这才是关键与根本。明白了这一点,解决了知行合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存在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幸福的新时代就会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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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邮箱:xujingan@vip.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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