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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宏观:无法复活的奥地利学派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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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28日由先知书店策划,换盅盐撰写了《奥地利学派的五大贡献》一文,该文罗列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经济学有五大贡献:

    1、边际效用--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2、主观价值论--破除客观价值论的谬误

    3、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为利息与资本正名

    4、机会成本--成本,就是放弃的最大代价

    5、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真正的引擎

    这只是鼓吹奥地利学派的一个片段,2009年2月14日,张维迎发表了《危机中的选择》,作为主流经济学对次贷危机的反省,他将失败责任推给了政府错误的政策,提出经济学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复活奥地利学派。

    新宏观认为:奥地利学派无法复活,原因如下:

    首先,负利率时代否定了所谓时间价值论

    2014年6月,欧洲央行宣布将隔夜存款利率降低到-0.1%,正式开启了欧元区的负利率时代。

    2016年2月,日本央行开始施行负利率政策,日本也开始步欧元区的后尘,进入负利率时代。

    截至2019年11月,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负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荷兰、瑞士、日本等。

    2、经济危机恰恰是企业家集体失能的表现

    首先,没有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企业家的组织能力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次,经济危机时企业家才能集体消失了。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现代经济学引向歧途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进步作用为将经济学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但它的转向并不成功,因为该需求侧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货币计量,这是一条歧途。另外,它片面强调需求单方面决定价格,否认供给的影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微观个体对效用有不同偏好,但在宏观上总效用基本不变,比如,每年的粮食消费保持稳定,即宏观上效用消失了。

    消费者均衡条件表明,每一单位货币不论用购买X还是Y商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都相等,也就是说,效用为货币所取代。

    决定价格的,既包括需求,也包括供给,这是因为:

    买卖双方均依据价格=总需求/总供给。

    对于买方而言,即买方价格=货币支出/需要商品数量,这是它的买价底线;

    对于卖方而言,即卖方价格=货币成本/产出商品数量,这是它的卖价底线。

    如果需要商品数量大于产出商品数量,买方减少需要商品数量,则是卖方市场;

    如果需要商品数量小于产出商品数量,卖方产出商品数量过剩,则是买方市场;

    如果需要商品数量等于产出商品数量,则是平衡市场。

    双方就此协商,权衡利弊,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得到成家价、成交量、成交金额。

    所以,对于成交价格,买卖双方都有影响。

    主观效用价值论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它没有货币表达,由此远离了货币循环,无法形成货币的闭合,找不到经济周期的根源,只能让经济学在黑暗中无尽摸索而一无所获。

    4、个人主义极端化导致社会分裂

    现代政府是社会管理者的集合,奥地利学派将个人主义极端化,否定集体主义与公共利益,结果坑蒙拐骗、强取豪夺盛行,无政府主义蔓延,个人原子化导致社会分裂,危及人类文明进程,因此要将经济人理性自利的假设变革为理性利己与利他的兼容体,才能保证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5、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属于盲人摸象

    张维迎在《危机中的选择》中写道:只有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哈耶克根据他们的商业周期理论预测出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 (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新宏观对该论调的驳斥如下:

    首先,经济周期是人为周期?

    这是没用的废话,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活动,奥地利学派也公开宣称为行为经济学。

    需要研究的是经济周期的历史,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央行出现前并没有经济周期。1844年英格兰银行实施《比尔条例》,英镑成为世界债务性货币,结果1857年出现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913年美联储成立,1929年爆发美国大萧条。央行出现前的货币为金银等实物货币,它们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他人通过买卖所得,不需要还本付息,即没有给社会带来债务,反之,央行出现后的货币为债务货币,需要还本付息,给社会带来了债务,结果出现了经济周期,因此,货币性质的变化导致了周期。

    其次,经济危机是因为长线产品的比重高了?

    这是无稽之谈。

    迂回生产的产业链条比手工业更长,分工更为深入,附加值更高,重工业比轻工业所需要的技术更加先进,经济效率理应更高。

    再次,经济危机是过度投资?

    如此,奥地利学派找到了适度合意投资?它们找不到。

    还有,美联储低利率误导了投资?

    如果美联储能误导企业家投资,这就与其鼓吹的企业家的理性才能相矛盾。

    事实上,利率属于成本,企业家决策的依据是收益,它等于收入减成本,既然加大投资,必然是有赢利预期,而盈利预期来自哪里?

    利润表。

    问题在于利润表存在误导。

    在微观上,个别企业不追加投资,可能也会有利润,比如依靠领先的专利技术,或者百年老字号等,它的利润来自竞争对手的亏损。

    但是,在宏观上,这一经验无法成立,因为需求与投资相互关联,需求来自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需求。

    即在宏观上,企业投资成本=居民收入=消费支出+储蓄支出,显然,消费支出小于企业投资成本,因此,企业投资必然发生货币性亏损与商品过剩,物价严重通缩。由于利润表分期计提折旧,故利润表在投资初期表现良好,企业家决策的依据是利润表而非现金流量表,因为企业家们基本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认为小企业的赢利经验一样适用于大企业,这就鼓舞了企业家们借贷投资,但大企业没有竞争对手的亏损补偿,只能直面储蓄漏出,结果是债务累积,龙头大企业倒闭,典型如次贷时的通用汽车、房利美、房地美,以及现在的海航、方正等。

    迂回生产将产业分级是一大进步,但是,它仍将资本品与消费品一起作为最终品,这样就没有现金为王的理念,从而无法建立宏观货币流理论,新宏观在迂回生产的基础之上,加入魁奈生产表分配理论,构造了产业树模型,然后确定货币流量为基础货币扣除法定准备金部分,货币流速为一月一次,消费函数为收入*(1-储蓄率),得出月度GDP=M*(1-S*D)^(N-1),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N为月度序数,它统一了投资乘数、货币乘数、费雪公式。当货币流量触及低限时发生流动性短周期,货币当局可以通过量宽、降准以及降息以降低储蓄率,达成增加货币流量予以消除,当债务存量远大于货币流量,以至于无法支付利息时,即所谓明斯基庞氏融资,形成债务性长周期,从而完成了经济周期的量化。

    农民观察日月旋转,四季轮回得出了农历二十四节气,然后春种秋收,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天体运转背后的牛顿万有引力。因此,与其说奥地利学派预测到了大萧条,不如说是重复了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必然发生论,它无从知晓基础货币、储蓄率、法定准备金率、月度序数等变量引起的周期路径变化。

    放任经济周期损害人类福利的奥地利学派极其不负责任

    奥地利学派放任经济周期肆虐,对成千上万的国民饥不果腹,露宿街头无动于衷,如此的冷漠理性经济学何用?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经济研究经费,学生穷其精力而一无所用,堪称劳民伤财。

    经国济世,救济天下苍生,增进社会福利是经济学的道义所在,奥地利学派背叛了经济学宗旨,应为天下弃。

    7、对经济周期视而不见的新古典自动均衡派刺猬般地存在

    卢卡斯、巴罗鼓吹的新古典自动均衡整日埋在高等数学的黑洞中不问天下事,萎缩为黑板经济学,盘踞在高校课堂。

    另一方面,它又张开身上的硬刺,不允许异端的批评。

    8、打破传统经济学阀对顶级期刊的垄断,呵护经济学新生

    张维迎所谓的美联储低利率误导实际是理性选择。因为1921年发了严重通缩CPI为-14.8%,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都笼罩在通缩之中,降低利率是必然选择。

    弗里德曼指责大萧条是由于美联储不当紧缩所造成的,同样不成立。事实上,以1790年物价指数为100计,1900年为105,而1920年却急剧飙升至276,即便通过紧缩,大萧条前夕的1928年物价指数也高达230。如不调控,则经济路径偏离周期轨道,跳向恶性通胀。

    综合起来看,大萧条前夕,美国是在高物价水平之上发生的通缩,同时伴随着产出下降,即滞胀与萧条交替,比如1920年的GDP增长率为-0.9%,CPI增长率为13.9%,1921年GDP增长率为-2.3%,CPI增长率为-14.8%,形如21世纪初的日本。

    对于债务长周期,如果提高利率紧缩强制去债务,则负债企业破产,生产主体受损,失业增加,陷入萧条,如果实施量宽以保债权,则企业限产保价,储蓄炒作房地产,形成滞胀,即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新平庸常态。即滞胀不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它早在1893年、1896年、1904年的美国就已经出现,它是债务长周期的必然阶段。

    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在流动性陷阱下,增加债务,扩大投资,带动就业,使储蓄大于投资恢复为储蓄等于投资,避免了萧条,但储蓄等于投资却会带来债务累积,因此,无法改变垄断投资必然亏损的规律,只是将企业债务转移至政府,导致政府债务持续上涨。

    可见,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反通胀与通缩,但它对债务长周期却失效了,新宏观找到了债务长周期的货币发行带来的基础债务与货币运行储蓄衍生债务两大根源,并尝试以储备需求加以消除。

    政府经济决策的智囊是顶尖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斯蒂格利茨、曼昆、伯南克都曾担任白宫经济或美联储主席,享有崇高的声望,并非张维迎所讲的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

    经济政策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学失灵,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这就要打破传统经济学阀对顶级期刊的垄断,新的经济学才能破土而出,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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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山东宁阳人,现居天津。1992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自动化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MBA,国际财务管理师(IFM),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当代宏观经济学者,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控制论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新宏观主义创建者,储备需求倡导者,指出储备需求为第二大最终需求,它实现了对消费需求不足的价值补偿,是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路径。著有《新宏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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