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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随感(14)制度与素质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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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与素质

    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制度与素质的问题究竟何者更根本。袁伟时、陈独秀认定后者,秦晖、蒋庆等认定前者。根据平时网友们的态度,估计赞同前者的更多一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可惜袁伟时此篇《中国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的论述并不清晰。比如据其意见,素质主要是提高公民的现代意识。问题是这样的意识如何普及提高,没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就落实不了啊。至于秦晖等的制度民主论者更是简薄,没有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呼应(响应),建立怎样的制度能行呢?

    当然我们不可能按照诸如英国历史做的那样,由一个相当漫长达千余年时间,通过那种精神信仰来培养人们的既定意识,然后一步一步的推进制度建设。但其经验教训中的逻辑性是不得不考虑的。也就是说,我们推举的观念文化必须要有现代进步的思想意识,我们的制度建设必须具有渐进性(不搞一步到位)。这样的考虑便必然会排除那些动辄要搞多党制要独立化自由化,或者要退回到传统观念文化的种种时论,进途才有了一定的理性。

    中国自秦以来实行的是宗法专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所以纠缠于那种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无异于纸上谈兵,有什么实际意义。应该认识清楚的在于,中国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制度与中国同样源远流长的观念文化是协调一致的,因为后者的世俗功利性质要求政治的这种权威性,否则更容易造成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以,在观念文化没有彻底转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言总体性的放权自治,而要多考虑适应文化特点创新制权机制才妥。

    “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不是伪命题,应该清楚回答;但必须限定语境才能回答。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而只有站到尽量高企的历史视角才能逻辑的认清。这个历史视角简单讲即是科学理论的发展演进视角,而不是一般人群的生产生活历史视角。因为整个现代化的历史,或者说整个(任何族群)人类的福祉提高的历史都是被科学理论的发展所决定的,所以只有能够推动科学理论的文化才是好的(方面),否则就不是好的(方面),这样去看中国文化就属后者。

    从科学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严重不足或者劣势,这点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方面,袁伟时提到也要看到中国文化的“许多优秀的地方”,并举例谈到文学、艺术、史学三个方面。这里还是应该有所澄清,即这种优秀在既定的落后思想文化指导下,仍然是相对性的,即相对于某种自然文化而言可以优秀,但相对于现代文化来讲,就未必优秀了。比如文学的四大名著,虽然给读者提供了中国文明的典型文学人物形象,但在引导人们的现代性上意义也很有限。文艺上如绘画的人物从来比例都不对,史学也常常是缺乏现代求真意识和全面反思的。

    黑格尔评价孔子是深刻准确的,他只是一个教育家、道德家,所司只是一般族群都需要的道德教育职能,如非洲部落的巫师一样。孔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哲学。这不是孔子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更准确讲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既然孔子哲学思维不发育,所以他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便具有初始肤浅感性等特点(这也教使着后来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思维上的这种特点!),所谓的克己复礼只是复回西周旧制的愿景,三纲五常只是固定社会秩序的等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都是那种束缚人们思想几千年的井蛙之见。这一切的一切,恰好是锻造中国人奴性(既定等级秩序下的服从性地位)的思想总策源了。

    从一般的人性来看,总存在着两两反向的追求的,有奴性等级性就有主性平等性,有暴戾性就有和气性,等等,只是由于既定思想观念的引导,人们才偏向于往一个方面表现更多,孔子学说所自始至终讲究的等级思想,是中国人奴性表现多的根子。而中国人戾气多则不能直接归咎于孔子学说,因为孔子比较代表中国的读书人,而读书人总是当地的文明代表。戾气当然是非文明的,其客观来源是丛林社会的。而中国社会并非全部被孔子学说所统治,许多没有读好孔子书的,许多孔子学说力不能逮的,往往就是丛林社会的地盘,所谓戾气就在这里产生了。仔细观察这种现象,其实这里还有差异于孔子学说的另类中国丛林文化(或称俗文化)呢。

    什么“海洋文明”,什么“地理决定”,我们这个地球十分之三都被海洋水面所占,但海洋文明诞生之地是那么少。而像古希腊那样的地理环境多的是,却为什么都没有发展出来古希腊那样的思想思维成就呢,根子还是初始的思想信仰不同啊。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或者本原,或者本体论。人类的文化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十万分广泛,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根,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逻辑,这就是怎么思想才怎么做,怎么做才造成怎样的文化。思想信仰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初始的并且是长期性的怎么想,只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慢慢养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发展演进路数。牛虻(精神)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科学理论也好,形式逻辑也好,等等,它不在同样被海洋包裹的日本、非洲、亚太等地产生,而偏偏在弹丸之地的古希腊产生,不是后者地理更特殊,而是,只是其初始的思想信仰(独特的多神教)不同罢了。

    “初始的思想信仰”是一种代称,意即族群中很早形成并得以长期流传且为主脉的思想观念。这在拥有宗教信仰的族群好讲,即是其宗教信仰所包含的基本思想观念,其族群的发展演进特点往往就是被其既定的思想所决定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文化族群则应这样来看,虽然没有精神信仰,但也会拥有长期流传为主脉的思想观念,比如中国的儒家思想。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是,宗教信仰的思想灌输比较世俗文化显然更具强迫性普及性和长期性,因此其基本性思想观念在族群里可能更固着;反之,世俗文化下的主流思想对族群灌输固着却松散局限得多,因此,其自然性丛林性(俗文化)思想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传统来看,儒家思想是中国的雅文化,丛林思想是中国的俗文化。从两者的落后性观察,雅文化具有守旧性,俗文化具有野蛮性。守旧性可以体现为奴性,野蛮性则体现为戾气。讲儒家思想守旧比较好理解,孔子一句克己复礼之“复”就表征了其基本的思想追求,即回复到西周礼制。讲丛林思想野蛮似乎还不太明显,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去收集民间俗语就看得很清楚了,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好人难做、无毒不丈夫,还有近些年来由于管理松懈造成的“按闹分配”(“会哭的孩子多奶吃”)现象等,都是助长戾气生发的思想基础。为什么丛林野蛮思想在中国还大有市场,应与儒家文本教育门槛费用高民间难普及有关。对比人家宗教信仰的思想灌输情况,就是经常化平民化长期化的,这应该与其较易较早脱开野蛮气息有关了。

    文化转型当然极其重要。问题是文化转型绝非仅是一个从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更准确地讲,民主还不是文化转型的主要标的。文化转型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是要将中国的世俗文化(包括雅俗两方面的思想文化)转向信仰文化。具体说,即是要将一系列世俗功利的思想观念转向超越性崇高性的思想观念。这个提法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究竟什么是超越性崇高性,为什么现代化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怎样才能在中国(人心中)确立这样的思想体系,等等,如此问题,或者命题,在一以贯之的世俗文化下的中国人大脑中,在几十年来,由于偏重于经济中心的日益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谁还能思考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呢。即使像袁伟时这样的出色学者起码在这篇直言针砭民族思想文化的文字里也是鲜有涉猎的,如此这般还是只能反映出大多数中国人思想思考的肤浅罢。

    当然,在文化转型中,民主政治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迫,是整个文化转型的关键环节。问题是怎样的民主在中国会带来怎样的效果。而围绕这个基本问题的许多民主政治的具体思想认识至今似乎并没有被大家重视(没有形成理性理论)。如民主的作用、民主的基础、民主的方式(模式)民主的进程,等等,都是直接影响民主政治效果的先决性思想条件(只有对此有了全新的系统的自洽的理论才有好的实行民主政治预期)。如果对此没有科学理性的认识成果,只是一般性地望着那些多党制、普选制、公决制等现代的民主样式,以为拿来就可以把中国政治改造好,或者以为中国迟早总要过这一关而在民意推动下贸然照搬照抄,很可能就会欲速则不达,拥抱得不偿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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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夜啸,男 岳阳市委史志办 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 一直喜爱学习思考论写,曾发表论文70余篇,全国性征文竞赛获奖17篇 出版《中国理性改革思考系列)专著6本,近300万字 研究特点是尽量从本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民族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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