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议反腐倡廉、跳出“周期律”与长盛不衰
【本篇主述】:人的自发“自利”性,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人类社会以往创造了辉煌文明,也在历史上多有造就辉煌文明的时代;而在创造辉煌之后,能“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实为更珍贵、也很难得。虽然反腐倡廉,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难度很大,但人类文明现今的发展水平,已在理念精神、制度、科技等方面大不同于以往世代,有诸多因素有利于今天人们高度关注和投入最大的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者“来自于民、受督于民、代表人民”,落实“人民参与、民主监督”,并切实“服务于民”,从而使社会管理、发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
【部分观点简录】:*人的“自利”,来自人的个体的客观物质存在。这其实与“物质决定精神、思想”的唯物主义原理是一致的。*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顾及他人、社会,遵守社会公德规范。*不过,人的“正面”的社会性,从内因看,至少受到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已经社会化的人,由于其仍然是个体物质存在,这种“物质存在”仍会持续影响人……;二是,新生的后生、后来者,其社会性是“新生归零”的,新生者还是会“天然自利”的。*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所在社会的规范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不过,历史上自利的自发性所导致的“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累见不鲜。#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多维度发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跳出“社会兴衰历史周期律”,实现社会长久昌盛,应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追求和理想。
一、从哲学角度看,人个体的客观物质存在,会使人“自发”自利,这也是“物质第一”、“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即曾指出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或可说,这其实已经关涉社会管理、治理中的“人个体自发自利性”问题。
中国古代先贤在《礼记·曲礼上》中已经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需要“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
这实际上也是在说,人虽“能言”,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无异于“鹦鹉”等,是“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当然,其实,人类的智力、“能言”,是鹦鹉无法比拟的。不过,要就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言,是要说,人生来、“天然”的,还只是最高级的智能动物,是需要“教”才有“礼”、才能具备社会性。
“罗辑思维”作者罗振宇曾提到:“西方国家有人统计幼儿园里面的孩子最爱说的三个词是:more(我还要),mine(我的)和no(我不)。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三个要求。”罗先生在记述上述现象后接着指出:有这三个“天然自发”的要求,就能在社会上生存吗?不行。……孩子长大后接受的教育,家长、社会和老师,会用言行和事实,经常让他们认识三个高频词:wait(等待,你得有耐心),take turns(轮流,你要守秩序),share(你要学会分享)。这些其实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后天才能学会的社会性的高级智慧。
这是以幼教实例,指出了人有“天然自发”的自利性;而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是须经教化才能具备“社会性”。
无独有偶,见有中国的一位小学教师也观察到:“一些孩子在成为班干部以后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是两个样子。班干部身份带来的欺凌现象并不少见。我还曾经让学生帮我发小红花,结果每一个拥有这份权力的孩子都偷偷地留下了小红花。”
可见:人类新生后代的“社会性”不会如同相貌那样,从父母那里就能“遗传”;孩子们在父母家长的呵护下成长起来了,但是他们如果未经“教”,会自发产生的,可能主要是对个体“我”的认知和顾及。孩子们顾及他人(含父母、家人)的“社会性”,还需要后天的言、行、实践的教化。
不仅是孩子,文化学者鲍鹏山也指出,塑造合格公民与社会底线,非人文学科不可实现。理工科培养大学生做好一件事的能力,人文学科则教会大学生判断不做一件事的能力。光有能力而无良知和判断,那只会成为高学历的野蛮人。
实际上,成人们结合自身成长实践,恐怕都并不难体会和理解如下意涵:人,由于他(她)们首先是个体的物质生存体,正如“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哲理已指出的那样,个体的物质存在,使人会天生(先天)、与生俱来的自发顾及“我”,自然会“自虑”、“自利”。年轻的“后生们”,还会是民间俗称的“小野人”,需要教化,才能成为一个适应社会的人。
二、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所在社会的规范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不过,历史上自利的自发性所导致的“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累见不鲜;乃至或可说,人的自发“自利”性,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
——人作为一个生物性独立生存体,作为一个个体,会因个人利益而“自发”、首先顾及自己,是会自发的虑及个体的(例如,一个新生的个体,其“社会性”是“归零”的,利己是会“自发”的)。
人的个体生存这一“物质存在”,会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使人自发的“利己”。然而,人并非个体就能独立生存,人需要在人所组成的群体社会中才能生存。而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这一“物质存在”,也会提高人的社会性、社会化程度。
人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现并体认到:一个人是不能只顾自己的,也要顾及他人乃至社会群体。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即便他人也同样“顾己”、“为己”,其也将受到同样“为己”、“顾己”的他人的反对和唾弃。——因为,即便人人为己,作为“他人”的别人,也需要有人顾及他这个“自己”。在社会群体中,人们都会反对不顾他人、只顾自己乃至损人利己的人。
同时,人们能看到,人的这一“利己”的自发倾向,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会产生“私有制”、人类社会发展常常要以“个人利益”来调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也正是由于人有“自发虑己”的自利性这一“与生俱来”的个体属性,社会是应该和需要充分顾及“个人利益”,并以实现“个人利益”作为调动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动力。
而人的个体、人所组成的社会,也需要通过教化和社会实践,使作为个体的人认知:个体也要有顾及他人、群体的“社会性”,个人不能因利己而损害他人、社会。否则,社会中个体人的“自利”、社会管理者的利己更易损害社会。此种情状的增多、积累,还会逐步侵蚀、损害社会正常运行发展。
——人的先天的“自发自利属性”与后天实践与教化导致的“社会属性”,对人与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应该使人们对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有重要启示。
纵观以往社会发展历史,看不同制度下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人们可以发见:人的“自利”,是人在不同制度下都会自发的。这种“自发自利属性”所产生的负面因素,特别是有职权的管理社会者利用职权损人利己的“腐败”的积累,会使社会中的负能量,渐渐地消减、“驱逐”正能量,乃至使社会的负能量从量变达到质变,终致曾经繁盛的社会大厦破败乃至毁塌。从而出现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反复再现的兴旺发达、腐败、衰败的循环,出现历史的“兴衰周期律”。
析察历史上社会兴衰更替,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出现“兴衰周期律”,重大乃至主要缘由,正是来自人有自发的自利、并酝酿发展成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使得社会管理、治理生态很难跳脱“酱缸”运势:初期、中期,打天下所形成的优良素质还在,使得社会、官场比较清明,可以繁盛乃至辉煌无比。但因“酱缸”中难免有“霉菌”,自发的“自利”、利己会不断积累。而身在其中者,也因“上行下效”或“同行效尤”,很难出污不染,并会“劣币”驱逐“良币”,最后整个社会终因积弊深重而使整个社会机体坏死,国家、社会衰亡乃至为外敌欺辱、宰割……
对人的自发利己造成的腐败现象,历史上不少朝代也曾巡查、督查,监督的很紧。例如明朝前期,也曾对官吏“看管”极紧,贪官、考试作弊都有严刑峻法“伺候”,乃至有“剥皮填草”示众者,以至官员人人自危,每日上朝不知能否平安返家。但即便如此严查、严办,并未能清除“自发性”的“韮根”。“利己”割去一茬,还会自发再长。“私”,引发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营私舞弊乃至贪渎枉法(同时,私,也会引发“惰政”),而使社会治理在管理者的“贪”与“惰”逐渐盛行之下,越来越差,终至由盛转衰、内忧外患……
从此可见,与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相比,一段时期的辉煌,还是比较容易做到一些的——仅就中国而言,秦汉唐宋明清都有过举世瞩目的辉煌,但都难超三五代以上,还是难脱“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兴盛后难免走下坡,终于积重难返……
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以往历史证明:人类社会能创造辉煌的文明,也在历史上多有造就辉煌文明的时代;而在创造辉煌之后,能“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实为更珍贵、也很难得。
从古今中外历史看,或许可说,人的自发“自利”性,乃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
而今天,从不断揭露查实的贪腐案例看,有一定权力的社会管理者,会自发的“自利”;社会生活中也不断有利益会诱发“自利”,“新生者”、后来人都可能自发“自利”。由自发的自利性酝酿发展成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导致令人瞠目结舌的贪腐现象,虽在严查下减少了很多,但还是时有发见。
这应该引起人们高度警觉和必须切实采取更有力、更科学的措施,来有效的防范。
三、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的多维度发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实现长久昌盛
从如上分析可见,人类社会的治理,是要充分认知“人会怎样?”,并依此来研议“怎么办”的。
——那么,“人会怎样?”
联系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社会治理、吏治的历史和现实,可能人们需要认知:由于人存在个体自发的自利属性,因此在其社会生活中,会由“内、外因”的影响而出现:
执掌社会管理权力者,由于自身利益,加之外部的“利诱”,可能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利;
曾经“廉政”的,也可能有新因素,由利益而诱发“自利”,成为“贪官”;
“新任者”、后来人,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加之外部的“利诱”,自发的“自利”;
……
——而在“人会这样”的状况下,应该“怎么办”?
应该看到,反腐倡廉难度是相当大。不可能“一劳永逸”,是须“永远在路上”。
虽然反腐倡廉,难度很大,但人类文明现今的发展水平,已在理念精神、制度、科技等方面大不同于以往世代,有诸多因素有利于今天人们以高度关注投入最大的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者(在中国这包括在国家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自于民、受督于民、代表人民”,落实“人民参与、民主监督”,并切实“服务于民”,从而使社会管理、发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而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
具体而言,这包括:
——需要制度约束。且需要结合实际,依据现实变化的实况,及时动态有效调控制度约束。
——需要有效的自上而下督查,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要通过有效的自上而下的严查、监督(含以高科技手段的有效督查)和有效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使有自利之念者,“不能、不敢”贪腐。
——同时,也须入心入脑的教育教化,使执政、执法者、有大小管理权者,认知并“自觉”克己、消减非法“自利”之欲,使得相当多的管理者“不愿”贪腐。
——须以现实的奖惩,激励服务于民的“贤能廉洁”者,持续不断地查处“贪赃枉法”者,并以历史的荣誉榜和耻辱柱,对廉、贪突出者,做举世皆知和载入史册的褒贬。
——也应使全社会认知,贤能廉洁是管理者必备,是社会管理、国家长久昌盛所必须。
看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几代领袖,都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极为重视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廉能的“接班人”。这也确是保证国家、民族长久昌盛,跳出“社会兴衰历史周期律”的极为重要的关键性环节。
应该说,在人存在个体自发的自利属性的现实下,要保证数量庞大的所有社会管理队伍人人廉洁、贤能,可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好贤能的国家中、高级主要领导集体的“接班人”、“领班人”,还是可能实现的。
毕竟,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含科技)文明已经长足进步,“接班人”、“领班人”,早已不再是封建朝代的“世袭”。应该看到,在人类文明发展现代水平的现实之下,以“实践中历练、考察、选拔”,并用与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出廉能的“接班人”、“领班人”,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精神(思想意识)、物质和科技条件。
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还十分遗憾的看到,西方的全民普选“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在权贵主持下已经被相当程度乃至完全操控或民粹化、粗俗化;而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制度,其本来可能产生的“用竞争来调动互相监督积极性”的作用,也已经为政党获取本党执政权益的失序竞争,所完全破坏。西方多党执政竞争的“党争”,已属仅为党私,且导致“为反对而反对”,如市场竞争中“同行是冤家”一样,政党政治竞争中的“朝野”政党之间,已成了“冤家”。一些“民主国家”在多党竞争执政、唯看“全民选时一票”体制下,为获选票而一味“媚俗”、不择手段,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无序、混乱、低效现象。
当然,人类社会并没有放弃探索,人类社会跳出“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的努力和希望仍在,并在继续的探索和实践中。
而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多维度下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实现社会长久昌盛、持续造福于民,确应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当今和将来相当时日的追求与伟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