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议反腐倡廉、跳出“周期律”与长盛不衰
【本篇主述】：人的自发“自利”性，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人类社会以往创造了辉煌文明，也在历史上多有造就辉煌文明的时代；而在创造辉煌之后，能“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实为更珍贵、也很难得。虽然反腐倡廉，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难度很大，但人类文明现今的发展水平，已在理念精神、制度、科技等方面大不同于以往世代，有诸多因素有利于今天人们高度关注和投入最大的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者“来自于民、受督于民、代表人民”，落实“人民参与、民主监督”，并切实“服务于民”，从而使社会管理、发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
【部分观点简录】：*人的“自利”，来自人的个体的客观物质存在。这其实与“物质决定精神、思想”的唯物主义原理是一致的。*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顾及他人、社会，遵守社会公德规范。*不过，人的“正面”的社会性，从内因看，至少受到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已经社会化的人，由于其仍然是个体物质存在，这种“物质存在”仍会持续影响人……；二是，新生的后生、后来者，其社会性是“新生归零”的，新生者还是会“天然自利”的。*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所在社会的规范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不过，历史上自利的自发性所导致的“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累见不鲜。#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多维度发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跳出“社会兴衰历史周期律”，实现社会长久昌盛，应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追求和理想。
一、从哲学角度看，人个体的客观物质存在，会使人“自发”自利，这也是“物质第一”、“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即曾指出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或可说，这其实已经关涉社会管理、治理中的“人个体自发自利性”问题。
中国古代先贤在《礼记·曲礼上》中已经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需要“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
这实际上也是在说，人虽“能言”，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无异于“鹦鹉”等，是“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当然，其实，人类的智力、“能言”，是鹦鹉无法比拟的。不过，要就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言，是要说，人生来、“天然”的，还只是最高级的智能动物，是需要“教”才有“礼”、才能具备社会性。
“罗辑思维”作者罗振宇曾提到：“西方国家有人统计幼儿园里面的孩子最爱说的三个词是：more（我还要），mine（我的）和no（我不）。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三个要求。”罗先生在记述上述现象后接着指出：有这三个“天然自发”的要求，就能在社会上生存吗？不行。……孩子长大后接受的教育，家长、社会和老师，会用言行和事实，经常让他们认识三个高频词：wait（等待，你得有耐心），take turns（轮流，你要守秩序），share（你要学会分享）。这些其实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后天才能学会的社会性的高级智慧。
这是以幼教实例，指出了人有“天然自发”的自利性；而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是须经教化才能具备“社会性”。
无独有偶，见有中国的一位小学教师也观察到：“一些孩子在成为班干部以后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是两个样子。班干部身份带来的欺凌现象并不少见。我还曾经让学生帮我发小红花，结果每一个拥有这份权力的孩子都偷偷地留下了小红花。”
可见：人类新生后代的“社会性”不会如同相貌那样，从父母那里就能“遗传”；孩子们在父母家长的呵护下成长起来了，但是他们如果未经“教”，会自发产生的，可能主要是对个体“我”的认知和顾及。孩子们顾及他人（含父母、家人）的“社会性”，还需要后天的言、行、实践的教化。
不仅是孩子，文化学者鲍鹏山也指出，塑造合格公民与社会底线，非人文学科不可实现。理工科培养大学生做好一件事的能力，人文学科则教会大学生判断不做一件事的能力。光有能力而无良知和判断，那只会成为高学历的野蛮人。
实际上，成人们结合自身成长实践，恐怕都并不难体会和理解如下意涵：人，由于他（她）们首先是个体的物质生存体，正如“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哲理已指出的那样，个体的物质存在，使人会天生（先天）、与生俱来的自发顾及“我”，自然会“自虑”、“自利”。年轻的“后生们”，还会是民间俗称的“小野人”，需要教化，才能成为一个适应社会的人。
二、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所在社会的规范要求，可以让人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性；不过，历史上自利的自发性所导致的“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累见不鲜；乃至或可说，人的自发“自利”性，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
——人作为一个生物性独立生存体，作为一个个体，会因个人利益而“自发”、首先顾及自己，是会自发的虑及个体的（例如，一个新生的个体，其“社会性”是“归零”的，利己是会“自发”的）。
人的个体生存这一“物质存在”，会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使人自发的“利己”。然而，人并非个体就能独立生存，人需要在人所组成的群体社会中才能生存。而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这一“物质存在”，也会提高人的社会性、社会化程度。
人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现并体认到：一个人是不能只顾自己的，也要顾及他人乃至社会群体。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即便他人也同样“顾己”、“为己”，其也将受到同样“为己”、“顾己”的他人的反对和唾弃。——因为，即便人人为己，作为“他人”的别人，也需要有人顾及他这个“自己”。在社会群体中，人们都会反对不顾他人、只顾自己乃至损人利己的人。
同时，人们能看到，人的这一“利己”的自发倾向，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会产生“私有制”、人类社会发展常常要以“个人利益”来调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也正是由于人有“自发虑己”的自利性这一“与生俱来”的个体属性，社会是应该和需要充分顾及“个人利益”，并以实现“个人利益”作为调动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动力。
而人的个体、人所组成的社会，也需要通过教化和社会实践，使作为个体的人认知：个体也要有顾及他人、群体的“社会性”，个人不能因利己而损害他人、社会。否则，社会中个体人的“自利”、社会管理者的利己更易损害社会。此种情状的增多、积累，还会逐步侵蚀、损害社会正常运行发展。
——人的先天的“自发自利属性”与后天实践与教化导致的“社会属性”，对人与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应该使人们对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有重要启示。
纵观以往社会发展历史，看不同制度下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人们可以发见：人的“自利”，是人在不同制度下都会自发的。这种“自发自利属性”所产生的负面因素，特别是有职权的管理社会者利用职权损人利己的“腐败”的积累，会使社会中的负能量，渐渐地消减、“驱逐”正能量，乃至使社会的负能量从量变达到质变，终致曾经繁盛的社会大厦破败乃至毁塌。从而出现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反复再现的兴旺发达、腐败、衰败的循环，出现历史的“兴衰周期律”。
析察历史上社会兴衰更替，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出现“兴衰周期律”，重大乃至主要缘由，正是来自人有自发的自利、并酝酿发展成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使得社会管理、治理生态很难跳脱“酱缸”运势：初期、中期，打天下所形成的优良素质还在，使得社会、官场比较清明，可以繁盛乃至辉煌无比。但因“酱缸”中难免有“霉菌”，自发的“自利”、利己会不断积累。而身在其中者，也因“上行下效”或“同行效尤”，很难出污不染，并会“劣币”驱逐“良币”，最后整个社会终因积弊深重而使整个社会机体坏死，国家、社会衰亡乃至为外敌欺辱、宰割……
对人的自发利己造成的腐败现象，历史上不少朝代也曾巡查、督查，监督的很紧。例如明朝前期，也曾对官吏“看管”极紧，贪官、考试作弊都有严刑峻法“伺候”，乃至有“剥皮填草”示众者，以至官员人人自危，每日上朝不知能否平安返家。但即便如此严查、严办，并未能清除“自发性”的“韮根”。“利己”割去一茬，还会自发再长。“私”，引发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营私舞弊乃至贪渎枉法（同时，私，也会引发“惰政”），而使社会治理在管理者的“贪”与“惰”逐渐盛行之下，越来越差，终至由盛转衰、内忧外患……
从此可见，与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相比，一段时期的辉煌，还是比较容易做到一些的——仅就中国而言，秦汉唐宋明清都有过举世瞩目的辉煌，但都难超三五代以上，还是难脱“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兴盛后难免走下坡，终于积重难返……
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以往历史证明：人类社会能创造辉煌的文明，也在历史上多有造就辉煌文明的时代；而在创造辉煌之后，能“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实为更珍贵、也很难得。
从古今中外历史看，或许可说，人的自发“自利”性，乃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社会制度都有“腐败”现象、难跳出“兴衰周期律”的主要缘由之一。
而今天，从不断揭露查实的贪腐案例看，有一定权力的社会管理者，会自发的“自利”；社会生活中也不断有利益会诱发“自利”，“新生者”、后来人都可能自发“自利”。由自发的自利性酝酿发展成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导致令人瞠目结舌的贪腐现象，虽在严查下减少了很多，但还是时有发见。
这应该引起人们高度警觉和必须切实采取更有力、更科学的措施，来有效的防范。
三、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的多维度发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实现长久昌盛
从如上分析可见，人类社会的治理，是要充分认知“人会怎样？”，并依此来研议“怎么办”的。
——那么，“人会怎样？”
联系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社会治理、吏治的历史和现实，可能人们需要认知：由于人存在个体自发的自利属性，因此在其社会生活中，会由“内、外因”的影响而出现：
执掌社会管理权力者，由于自身利益，加之外部的“利诱”，可能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利；
曾经“廉政”的，也可能有新因素，由利益而诱发“自利”，成为“贪官”；
“新任者”、后来人，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加之外部的“利诱”，自发的“自利”；
……
——而在“人会这样”的状况下，应该“怎么办”？
应该看到，反腐倡廉难度是相当大。不可能“一劳永逸”，是须“永远在路上”。
虽然反腐倡廉，难度很大，但人类文明现今的发展水平，已在理念精神、制度、科技等方面大不同于以往世代，有诸多因素有利于今天人们以高度关注投入最大的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者（在中国这包括在国家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自于民、受督于民、代表人民”，落实“人民参与、民主监督”，并切实“服务于民”，从而使社会管理、发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而实现长治久安乃至长盛不衰。
具体而言，这包括：
——需要制度约束。且需要结合实际，依据现实变化的实况，及时动态有效调控制度约束。
——需要有效的自上而下督查，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要通过有效的自上而下的严查、监督（含以高科技手段的有效督查）和有效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使有自利之念者，“不能、不敢”贪腐。
——同时，也须入心入脑的教育教化，使执政、执法者、有大小管理权者，认知并“自觉”克己、消减非法“自利”之欲，使得相当多的管理者“不愿”贪腐。
——须以现实的奖惩，激励服务于民的“贤能廉洁”者，持续不断地查处“贪赃枉法”者，并以历史的荣誉榜和耻辱柱，对廉、贪突出者，做举世皆知和载入史册的褒贬。
——也应使全社会认知，贤能廉洁是管理者必备，是社会管理、国家长久昌盛所必须。
看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几代领袖，都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极为重视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廉能的“接班人”。这也确是保证国家、民族长久昌盛，跳出“社会兴衰历史周期律”的极为重要的关键性环节。
应该说，在人存在个体自发的自利属性的现实下，要保证数量庞大的所有社会管理队伍人人廉洁、贤能，可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好贤能的国家中、高级主要领导集体的“接班人”、“领班人”，还是可能实现的。
毕竟，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含科技）文明已经长足进步，“接班人”、“领班人”，早已不再是封建朝代的“世袭”。应该看到，在人类文明发展现代水平的现实之下，以“实践中历练、考察、选拔”，并用与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出廉能的“接班人”、“领班人”，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精神（思想意识）、物质和科技条件。
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还十分遗憾的看到，西方的全民普选“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在权贵主持下已经被相当程度乃至完全操控或民粹化、粗俗化；而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制度，其本来可能产生的“用竞争来调动互相监督积极性”的作用，也已经为政党获取本党执政权益的失序竞争，所完全破坏。西方多党执政竞争的“党争”，已属仅为党私，且导致“为反对而反对”，如市场竞争中“同行是冤家”一样，政党政治竞争中的“朝野”政党之间，已成了“冤家”。一些“民主国家”在多党竞争执政、唯看“全民选时一票”体制下，为获选票而一味“媚俗”、不择手段，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无序、混乱、低效现象。
当然，人类社会并没有放弃探索，人类社会跳出“社会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的努力和希望仍在，并在继续的探索和实践中。
而认知人的自发自利属性，以现代教育、科学治理、制度创新，多维度下力，并及时动态反馈调整，真正落实“不愿、不能、不敢”贪腐，精选贤能，实现社会长久昌盛、持续造福于民，确应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当今和将来相当时日的追求与伟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