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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与养老:事实与未来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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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生育与养老是人口学研究的两大热点问题;在现在,生育与养老仍然是人口学研究的两大焦点问题;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里,生育与养老依然是人口学研究的两大突出问题。生育与养老是人类发展的两端,是人类生活的重大主题,倾注资源进行研究无可厚非;生育与养老是人类可持续的关键问题,集聚攻坚也不容置疑。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如果不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里对研究方法做出调整,相关研究在大量消耗的资源还出不了高质量的成果的同时,甚至可能把研究引向歧途。

    生育的长期趋势和基本格局

    生育问题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行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种族的需要绵续”。所以,不管任何种族、民族、国家甚至家族,都非常重视生育问题。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生育行为还是自发的、不受控制和约束的话,进入到农业社会,人类的生育行为呈现出节制而不再放任的状态,尽管节制的方式、方法现在看来可能不是那么人道和文明,但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愚昧到文明,从初级文明到高级文明,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历史。

    工业社会开启了人类新的历史,机器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全能型的人转变为专业化的人。学习,成为工业社会人的发展必经的历程,虽然农业社会的人也在学习,但工业社会的人的学习-专业化、社会化的教育,和人的欲望-除了生理的,心理的、感官的需要被焕发出来。学习和消费扩张,使生育逐步脱离了传统的认知、功能或呈现。生育率下降,以不可遏止的形式迅速席卷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由一个不发达、发达和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组成。与此一致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由一个由低生育率、高生育率和高生育率走向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让人惊叹的是,不管是高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不少领导人、学者、专家以及广大的普通人,都心怀恐惧。

    对高生育率的恐惧,来自于以马尔萨斯人口指数增长为据显示的人类未来资源与环境困境,在工业化中期国家迅速成为主流。对节制生育的推动,这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流迅速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成立、世界人口大会的召开,普遍兴起的节制生育运动,对不发达地区节制生育的援助,就是这种恐惧的呈现。

    对低生育率的恐惧,也是从发达国家兴起。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恐惧不是来自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欧洲,而是来自于美国这个二战以后的全球最大的超级大国。亨廷顿可能是低生育恐惧第一人。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不同种族人口的不同的生育率所呈现的未来人口格局-西方文明人口总量减少、比例下降和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人口总量增长、比例上升,可能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危险。

    计划生育使中国获得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先进国家之林的最后机会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对高生育率的恐惧向对低生育率的恐惧转变。同样有意义的是,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虽然中国还存在大遍的农业地区,但中国名义GDP早在2010年就完成了对日本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生育率的走低,计划生育当然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或许比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影响可能更大。从1978年到2018年,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融入潮流,大部分地区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且转变的内容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成就了中国模式。

    反对计划生育的声音几乎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全过程,虽然反对计划生育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从人权出发反对计划生育则是最引人注目的。追赶型战略把发展权置于优先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计划生育的不少做法值得讨论,虽然计划生育还可能做得更好。但是,必须指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不可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机会。互联网、全球化和人工智能改变了经济、军事、社会发展方式。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根本性和革命性贡献,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成就了面向未来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竞争的底气。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很可能失去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先进国家之林的最后机会。

    养老,从家庭走向社会

    老年,是人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绝大部分人都要在这个环节停留。每年生多少人,几十年后就应有多少老年人。计划生育使出生人口减少,相应地使未来老年人口减少。之所以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减少出生人口年份的存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减少出生人口年份的存量人口少儿抚养人口减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进而使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优势。

    对人口老龄化的恐惧是与否定计划生育相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这些判断的依据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的。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的老龄化则是一个压缩版的存在人为充分干预的自然历史过程。两种版本的人口老龄化,注定不能使用同一标准,甚至使用同一套概念系统或许都是有问题的。基于“未富先老”、“边富边老”这种西方话语系统环境下的应对老龄化,本身就是消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或者说是在既定的概念、制度、规范框架里面对人口老龄化。

    养老,在人类早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养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封闭环境里,“养儿防老”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有大家庭、主干家庭。在开放条件下,多子女并不意味着子女守在身边,即使子女守在父母身边,也存在空间距离。原因就在于私人空间的强化、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区隔和单位人向社会人的演进。空巢家庭、独居家庭或丁克家庭、1人家庭、2人家庭成为重要的家庭形式。所有这些,不仅使老年生活社会化,而是使个人生活社会化。

    老年生活社会化与社会化养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纵是居家养老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社会化,不管是老年生活,还是其他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才是老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才是应当聚焦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充分开发各种技术,充分使用各种成果,实现养老产品、服务及方式与每个老年人的有效对接、匹配,就是老年生活社会化或养老社会化的目标。

    改变,积极老龄社会的应有之意

    老年生活社会化,社会化养老,都是需要社会化的设计、社会化的安排和社会化的保障。从家庭走向社会,老年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形式,而是生活的全部,包括内容来源、形式支持等。

    劳动时间缩短,是大势;退休时间延后,同样是大势。推迟退休,或者说保持均衡的工作年限,实现就业准备、就业和退出就业的大体均衡,也是大势。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上中等发达国家,第一次就业年龄普遍推迟了4-5岁;确立现在退休年龄的1950年代,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不过50来岁,而现在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8岁,部分地区甚至超过80岁;现在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年休假至少比过去翻了一番还多。依照现有的规定,社会保障不可持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原因很简单,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抚(供)养年代远远超过了就业年限,平均抚(供养)周期为0.81(以就业年限为1的抚[供]养系数,60岁退休则为1.05)。

    改革,平衡代际权利、义务,同时也是平衡生命周期贡献与获得的权利,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示范,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已在积极尝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退休年龄都是在65岁、67岁。如果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把老年人口定义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相关制度、政策也以此为基础进行安排,老龄社会也好,高龄社会,重度老龄化也好,都能够从容面对、坦然接受、积极进入。在中国,质疑甚至否定退休年龄提高,不仅与社会财富的代际分配有关,与社会矛盾、冲突相关的可能性更大。前者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人口学范围,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同时改变的还有老年生活形式。家庭养老是靠家庭成员的照料,社会化的养老则是自我照料(个人生活之价值必需)整合社会照料和技术支持照料形成的照护体系,创造了全新的老年照护模式。多层次、多面向的高质量的体系化的照护供给,不仅能满足低龄老人、可自理高龄老人和不能自理老人的不同照护要求,还将能有效地降低人力资源要求,满足老年人精神、心理、文化等全方位的需求,真正实现有尊严的老龄生活。

    余论,人口学知识体系亟待更新

    当然,完全实现有尊严的老龄生活既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还有一个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全新的老年照护模式需要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事实上,理论上的落后或供给不足,是人口学或许也是不少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问题。

    基于农业社会的经验,马尔萨斯人口论断或许是有效的,包括指数增长模式与再平衡方式,但在工业社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断失去的不仅仅是可靠性。工业社会之后的人口发展路线有一条清晰的路线:伴随生育率下降的城镇化、老龄化,连续的教育,多元化格局,适应与调整。

    不仅如此,人口学是研究人口的科学。但是,如果人的定义被改写,人口学是否也应重新定义;如果人口的环境发生变化,人口发展的规律是否也应重新认识。毫无疑问,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已有很大不同,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毫不为过。从人与动物为伍到人从动物分离,从智人到现代人,从农业社会的人到工业社会的人再到信息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人的内涵发生的不仅仅是变化。与此同时,自然人的器官替代到功能替代,从外部替代到内部替代,从弱能替代到强功能替代,从局部替代到整体替代。这条清晰的替代线路,显示的也不仅仅是人的进化历史过程与未来方向,更新的可能不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人类自己。

    从汽车驾驶到疾病诊断,现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和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中超越人类。专家估计在20-30年内,不仅出租车司机和医生,而且发达经济体中约50%的工作可能被计算机所取代。“科学可以用智能设计取代自然选择”,随着生物科学及其他科学比如材料科学的发展,设计的人至少在技术上并不遥远。一个新的人类社会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在我们面前。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做好知识准备。更新人口学知识体系,应成为人口学界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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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5年生人,先后毕业于四川省南充农学院(中专部)农学专业(现为四川省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1982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村、公社、区公所、县、地区和省党政机关工作。中国睿库研究院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著有《人口安全与人口政策》、《论和谐人口》、《从节制生育到和谐人口:中国人口与发展政策的关系及演进》、《拉美左倾化的人口学解释》、《从大国到强国:人口学视域里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未来发展》、《从保险到保障:四川计划生育保险研究》、《转移与转型:新时期人口服务管理战略研究》等上百篇论文,不少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专著《大转型》、主编、参编《成都人口与发展报告》、《四川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等书10余部,主持《统筹城乡发展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研究》、《四川人口发展趋势研究》等多项课题。联系方式:QQ:1286393746;sunny_03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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