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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是私有企业,但任正非不是资本家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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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件事非常让人痛心,就是华为。改开改了四十多年,好不容易改出一个适应工业社会发现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现需要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不仅正在承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打压、迫害,还要面对国内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猜疑和指责。

    最让人痛心的,是这相当多的中国人当中,还包括很大一部分所谓左派精英、公知和群众。他们对任正非和他领导下的华为,也存有很大的误解,甚至是敌意。整个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年代,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完全脱离中国现实。这对华为坚持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创新,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打压、迫害是非常不利的。而实际上,对这些人自己,对中国,也都是非常不利的。

    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一部分买办商人和买办文人出于利益需要,配合美国对华为进行打压迫害,对华为和任正非进行污蔑和歪曲之外,左派精英、公知和群众对华为和任正非的误解和敌意,还是出在对改开的认识和对资本家的理解上。我们经常给大家提到,在改开过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现象:就是左派太右,右派太左。什么意思?首先说说什么是左派和右派?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实际上是极左派和极右派。相对于改开,左派是主张搞全面公有的,右派是主张搞全面私有的。公有和私有本身都是形式、方法、手段和工具。改开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该公有的必须公有,该私有的放开私有。

    再说什么是左派太右、右派太左。还是要相对于改开来说,谈政治问题不能没有参照系,也不能选错了参照系。没有了或选错了参照系去谈问题,就没有了意义,就变成了诡辩。希望那些喜欢在网上进行政治问题辩论的朋友们,一定要坚守这个原则。否则,不在一个参照系下,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我们接着谈什么是左派太右、右派太左。一些主张全面公有的所谓左派精英和公知,带领群众拒绝承认和参与改开,把人的思维固化在改开前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改开已经进行四十多年了,时代已经向前发展了,这些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从前,是典型的右倾保守的表现。

    而那些主张搞全面私有的所谓右派精英和公知,则利用改开,也就是利用改开向社会开放该私有的私有领域的机会,拼命地鼓吹私有化,否定和反对公有。把不能私有的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进行包装,变相学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搞全面私有,企图把中国带向全面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超越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中国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超越工业社会的本质就是公有共享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违背改开初衷的自由堕落的表现。而且这样的自由堕落表现的非常露骨、非常彻底,并没有遭到所谓左派精英和公知的有效抵抗。而是在右派精英和公知的诱惑下,左派精英和公知带领群众回忆改开前的伟大成就中完成的。这样的主张和行为,抛开其主观动机和目的不说,抛开其理由对错、依据是啥不说,就其现实影响,相对于改开,就是一种典型的左倾冒险主义,是把中国带向一个需要再次进行社会革命的危险境地的表现。

    这中间,又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很重要:一个是资本家,另一个是企业家。对于资本家,年龄大一点的朋友都很清楚,年纪轻一些的人,可能变的有些模糊。对于资本家的认识和认定,我们不应该静止地看,也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描述和下的定义上去看,更不应该从企业的所有制上去看,而是要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地看。资本家本身是一个概念,可以不做改变,也不应该进行改变,因为这个事物是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样是投入资本创办企业的人,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剥削掠夺工人榨取剩余价值,而是在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劳动者共享劳动。这样的人虽然还是一个私营企业主,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创办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但其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而不再是资本家。

    对于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淆的。那些主张搞全面私有的人,一直在混淆这两个概念。希望在改开过程中,能够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进而把现实中存在的资本家从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中屏蔽掉,使人们看不到资本家的存在,给他们的全面私改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而不是给大家清晰地解释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区分这两个客观存在的不同事物。更进一步的,就是用企业家把资本家洗白,甚至染红,为他们在中国利用改开搞全面私有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另一方面,也就是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改开前、主张搞全面公有的人,看不到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中国已经进入工业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开中,确实涌现出了一些很具代表性的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共享劳动的企业家,仍然静止地、形而上地把这些企业家看做是资本家加以否定。不仅丧失了对企业家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还对正常的改开形成了干扰和阻挠,对人民群众正确认识资本家和企业家形成了误导。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的存在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掠夺,是在农业社会后期及工业社会初期,由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错误,在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予以揭示和批判,也对资本家有着明确定义和解释。但同时,也会存在少量崇尚劳动、追求公平的一些企业家,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探索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掠夺的企业和社会。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欧文,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家。被后来的人称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和“人本管理先驱”。我们认为,应该再加上一个“企业家的先驱”。

    欧文出身贫寒,干过学徒,当过店长,后来成了企业主,有了自己的企业。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企业主那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剥削掠夺工人的资本家,而是顺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开始探索着做企业家。他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劳动者共享劳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福利,增加工人的工资,甚至给工人开办幼儿园和学校,培育工人阶级的后代,训练工人提高劳动技能,把他的主要资本都投入到生产上,并向劳动者开放,实现资产和劳动的公有共享,是典型的在企业内部搞社会主义公有共享的企业家做法。尽管他的探索失败了,他的社会主义被人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但这样的空想在欧文那里,对未来的社会,是有着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当二百多年后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称欧文为空想,而是应该称他为“企业家的先驱”了。

    因此,如果我们在改开之前只知道资本家,不知道企业家,在改开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可以给企业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了。企业家就是投入资金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劳动者共享劳动的那样一些人,那样一个客观存在。他们和资本家的不同,体现在资本的共享和对劳动成果的分配上。资本家是不会向劳动者开放资本的,并且通过资本的私人占有来完全占有劳动成果。并通过对劳动成果的完全占有,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进而剥削掠夺劳动者,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而企业家是承认劳动者的劳动,通过企业开放资本和劳动者公有共享,为社会创造价值和产品,和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资本家和企业家都用资本来组织劳动、领导劳动,也都参加劳动。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根本不同,是在资本和劳动的开放共享上。资本家通过占有资本占有劳动,企业家和劳动者共享资本和劳动。

    在全面私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企业家,只有资本家,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全面私有的体制结构决定的,也是由于对企业及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认识及规范决定的。尽管他们把资本家称为企业家,极力宣传资本家组织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希望能够掩盖资本家剥削掠夺的本质,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今天,由于华为模式,也就是华为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出现,特别是华为的成功表现,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企业家的存在及其在工业时代的意义。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我们不能积极地去认识,不能很好地去肯定和保护,不能很好地去宣传和推广,反而怀着敌意去进行否定和排斥。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左派精英、公知和群众,不去支持和保护华为,而是对华为抱有一种漠视、敌视和歧视,实在是不该,也实在是让人痛心。

    实际上,对于改开,并通过改开把中国从一个革命后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转型到和社会发展紧密衔接的正常社会发展模式,是有着进步性和必然性的。如果我们当初还认识不清,在改开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认识不清,就实在是有些太保守、太落后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左派和右派,都有着错误的认识。也就导致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所谓的左派和右派,有时在进行斗争,有时又会形成合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改开的认识上,一方面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对立,另一方面又同样存在着对改开的错误认识形成的相同。当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否定真正的改开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合流。比如在被限制权力、批判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中,对李文亮行为的认识上,就可能形成一致的看法。

    对于改开,我们可以在改开的准备条件、时间、选择方式、组织领导方式等多方面来反思评价改开,但我们不应该拒绝参与到改开中,甚至反对改开,更不能利用改开破坏改开,把中国引向歧路。那么,承认了改开,是不是说改开前的一些做法就是错的了?也不是。改开前是为改开做准备的。没有改开前的准备,不把改开的条件创造好,就没有后来正确的改开,就可能出现有人利用改开进行投机,甚至就没有什么改开,而是变成了直接的改变。改开前的准备做的越好,后来的改开就会越成功,被一些人利用借以进行投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反过来,由于盲目否定改开前的一些做法,把改开前的准备和改开对立起来,就会把改开导向歧途,使改开偏离方向。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改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开,而不是别的什么改开。

    在认识改开的意义上,还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公有和私有的问题。实际上,改开就是通过开放来解决公有和私有的问题,是一个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实现该公有的公有,该私有的私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和理想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现实、过程和理想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同时还是公有的量和私有的质的一个辩证统一的问题。这可以从邓小平同志给改开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证明,也可以从改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带领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事实加以说明。因为工业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是一个该公有的必须公有,并逐步实现公有共享的社会。没有公有做保证,是不可能进入工业社会的。反过来,没有逐渐提升的私有的质,给人们提供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富强,是无法真正实现公有共享的。

    当然,公有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把那些已经变成社会公共财富的资源逐渐公有的过程。而不是通过主观意志,把什么都公有后形成一个社会剧变来实现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利用全面公有的军事共产主义实现社会革命的成功,并利用全面公有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巩固政权。但这样的模式只能是用于革命和巩固政权,不适用于革命及政权巩固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政权的巩固,必须进行逐步的开放,把该私人拥有的领域开放给私人拥有,并允许私人进行经营,这不是倒退,而是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序衔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是政权的巩固,一个是开放前的准备。什么情况下算是巩固了,什么情况下算是准备好了,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以后有机会再说。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时代以后,就应该实现该公有的必须公有,该私有的开放给私人私有。什么是必须公有的?就是那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比如公民权力、土地、货币、公共信息、社会公权力,以及建立在这些相应的资源上的必须公有的社会财富。比如公检法、房子、银行、政府、学校、医院、公共媒体、公共网络、公共服务设施等。从产业上划分,第一产业的全部、第二产业的不动产、第三产业的社会公共服务部分,都应该公有国营,或公有私营。而第二产业的加工部分、第三产业的个性服务部分,都可以开放给私人,由私人投资经营。而且在该公有的公有的影响下,这些开放给私人经营的产业,在企业内部,也还是可以搞公有共享的。这时的私人企业主,就变成了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劳动者共享劳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而不是在全面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私营企业内搞封建独裁、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剥削掠夺工人的资本家。

    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继续搞全面私有,特别是允许私人占有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就必然要形成新的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形成对工人,乃至对全社会的剥削掠夺。这时的社会经济活动,必然是一个资源垄断下失衡的社会经济局面,也就必然要造成各种失衡后的危机及其贫困化、也就是两极分化的问题。而这时的企业,受大环境的影响,就必然要走向传统封闭的私人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对内对工人进行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进行剩余劳动的剥削掠夺。对外在全社会搞投机和垄断投机,掠夺社会。并且使资本逐渐向垄断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集中,最后在国家和社会内部,形成垄断投机资本,形成一个靠垄断投机资本统治国家和社会的资本家阶级,并利用垄断的资源逐级进行分封和垄断投机,使得市场竞争失去均衡,变成了垄断投机资本统治下的新的分封和投机及垄断投机社会,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在改开中也感受到的、全面私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行金融垄断投机资本的联合,就会形成国际垄断投机资本,来瓜分世界,占有世界的主要公共资源。这时的企业主,由于在现代法人治理模式的支持和规范下,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就是一个独裁的封建主,他们对内利用资本的私有搞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借助资本的私有剥削掠夺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典型的资本家,而不是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劳动者共享劳动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并没有共享劳动,而是独占劳动,包括趁机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回到主题看看任正非,到底是一个搞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剥削掠夺工人剩余劳动,投靠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和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形成联合的资本家?还是一个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和工人共享劳动、拒绝和金融垄断投机资本联合的企业家?结合任正非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创建的、公有共享按劳分配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分配模式,我们就应该非常清楚了。华为尽管是任正非创办的一个私有企业,但任正非真的不是资本家,而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如果我们的改开,能够出现更多的任正非,能够造就出更多的华为,不仅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发展水平会迅速提升,而且我们的劳动者也会跟着共享资源和劳动,相信就不会有人再痛恨企业主,把企业主当成资本家,而是心甘情愿地称他们为企业家了。

    反过来,如果华为只是一个特例,绝大多数企业还都是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下搞企业主个人独裁,在企业内部搞垄断分封和垄断投机,剥削掠夺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组织劳动、领导劳动、参加劳动、共享劳动的企业家这个美好的称谓就不可能树立起来,资本家这个可恶的罪名也就不可能从我们的企业主身上彻底洗掉。不管我们的一些精英和公知如何混淆资本家和企业家,如果不能进行该公有的公有、该私有的私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能改变现代企业法人治理模式,建立公有共享模式,也不可能把资本家从企业主身上洗掉,而只能是暂时屏蔽掉。因为在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下,剥削掠夺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一直存在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无法改变、也改变不了,这是由制度和体制决定的,不是由什么经济学家改变个名称就能改变的。

    应该说,任正非是改开中涌现出的有理想、有信仰,敢于探索、不断进行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实现公有共享、按劳分配的不多的企业家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他不仅用个人的影响力来改变企业,还在用公有共享、按劳分配这样一个企业治理结构改变着企业,并把这样的结构变成一个企业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使得在企业治理上,在实现公有共享、按劳分配上,有了一个可供大家借鉴、学习、模仿,超越传统法人治理结构的新的模式。这个创新探索的意义,这个实践探索的意义,应该像欧文影响马克思一样,会影响中国更多的学者们去思考着未来企业的结构改变和创新设计,思考着未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和创新设计,思考着我们的改开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当然,也会决定着我们对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解释。

    尽管任正非和他领导的华为,正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封锁、打压和迫害,有可能使任正非变成又一个伽利略,成为被迫妥协的受害者。也有可能使任正非变成又一个欧文,成了改开时代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空想者,使任正非的探索走向失败,再一次被人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任正非的探索,在欧文的基础上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又一次把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向前推动了一步,又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共享、按劳分配变成了可能,使人类社会距离工业社会暨社会主义社会更近了一步。

    所以,我希望人们不要从华为的私营企业上看任正非,把任正非继续看成剥削掠夺工人的资本家,他确实没有剥削掠夺工人。而是要从任正非的公有共享、按劳分配的治理模式上去看任正非,任正非是真正的企业家,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适应工业社会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探索的企业家,是为了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共享劳动、不再被资本家剥削进行着创新探索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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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强。草野思想库理事会理事成员,民间思想者,民间智库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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