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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随想录(728)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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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这位著名科技史专家,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所发出的为什么中国历来“有技术,无科学”的疑问。“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这位著名科学家晚年看到今天中国培养不出世界级科学家的痛状,在遗憾心情之上而产生的叩问。两者显然有所相同,都是以中国的(历来)科学匮乏为关注焦点的。

    由此,便必须(按照形式逻辑规范)定义科学。应该说,吕陈君《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阐述科学的一些具体的重要特征(如分类、数量化等)方面见解独到,可惜他文章中却没能做出科学定义,由此也丧失了从整体目光上把握科学问题,提纲挈领且深入究里地解答清楚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可能。

    其实,科学的定义未必那样难做。即使按照作者吕陈君的分类方法,我们就应该可以比较轻松地接近做出规范的科学定义的。首先,应该看到科学属于那个大类:知识。其次,看到科学在知识大类中自己的特殊性(分类)是能够反映事物规律性的系统知识,这样就得到了粗略的科学定义:科学是反映事物规律性的系统知识。

    需要注意既言上述科学定义粗略,起码就有忽略科学是从本质角度研究事物规律的精深方面。从这个视角我们再来检索李约瑟钱学森之命题,并且包括作者吕陈君文章观点,即可得出如此初步结论:中国过去确实没有科学,比如四大发明就只是某个单体的技术性存在的知识,知识缺乏科学知识必须的系统性(中医也缺乏本质认识的科学性)。今天的中国科学也缺乏那种系统性很强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吕陈君却在说及中国古代科学状态时,却有似曾比之人家发达的肯定语句,这未必不是一句似是而非的套话。拿上述科学定义去判定,中国古代何曾有过科学呢?比如曾被国人反复热络追捧的勾股定理,为2000多年前商氏发现,但它仅对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有用。而人家比其早近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却研究了三角、几何、政治、哲学等系统性知识,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源头。

    于是再回到李约瑟钱学森问题上来,为什么中国人搞科学不行?吕陈君的分析其原因只是局限在非常狭窄的是否能够产生混合概念的思维方式上解答。此论极缺说服力。即使中国人不会使用混合概念思维,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会混合概念思维呢?而什么情况下才最会混合概念思维呢?

    我相信,即使吕陈君似乎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的。比如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发达国家的人们会不会这种思维,日本人会不会这种思维,为什么?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这种思维与其族群观念文化是怎样关联的,他们的观念文化为什么能够产生出来这种混合概念思维的成果,其历史如何演进的?

    沿着吕陈君的这种解答思路,我看是很难解说清楚上述疑问的,所以也很难解答好李约瑟钱学森的问题。还是要放宽眼界到中西根本观念文化差异处去寻找分析研究才比较靠谱,才能得出富有演绎周延性的难题疑问的答案。这才是在科学上人有我无、人强我弱、人热我冷、人积我丢、人厚我薄的根源所在。

    中西观念文化的根本差异就集中表现在精神信仰的有无上面。精神信仰的本质说到底还是确立一种超越世俗器物利益追求的精神利益性质的目标。比如古希腊信奉多神教,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利益目标是求真,亚里士多德名言即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就促使他们代代相传以探求真理为乐,如何不积累起科学来呢。

    中国古人们肯定不是像古希腊人那样较真求真的,社会环境也是教唆着人们如何想方设法夺得尽可能多一点的个人功名利禄家族荣光富贵国家礼制久安,谁能去一代接着一代思考那些不香不甜不能吃不能喝的科学理论呢。所以,像商氏那样发现了勾股定理,定然只是一种几率极低的偶然事件,它如何撑得起科学的门面?

    到了眼下的钱学森科学问题显然也延续着上述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主线,比如90年代以来,传统儒家世俗功利学说重新统治了中国人,事实上就已经将中国人在近期内诞生世界级科学大师的梦想破碎得遥不可及了。复杂一点的问题是过去那个曾经有个崇高精神信仰的时代为什么也没有科学大师的诞生呢?

    主要原因其实都很清楚,只是大家普遍都缺乏冷静的负责的全面的反思罢了。不是过去的崇高精神信仰不好(具体可以拿其中的各个优秀部分去比照人家的现代思想意识就很明朗了),而是整个思想意识里面掺杂了不少愚昧错谬的基本理论,正是其发难发飙,才使崇高精神信仰部分深受其害深受其扰而掣肘拖累了科学发展。

    中国科学难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光是古代没有什么像样的科学理论,即使现在依然没有。为什么呢?看到网络上有几种观点,汉字约束论便是其一,还有诸如汉语的象形性质约束(不如拼音文字的创造性思维强)等,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很难周延性地演绎,所以说服力还是差了。比如讲象形文字的日本,科学就发展得比较好。而讲拼音文字的非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并没有发展好。

    所以,拙文立意还是从精神信仰——基本的思想观念文化,即最终追求着手去分析,就感到比较周延可信的。中国人的无能科学,根本不是中国人的语言文字所决定的,而是中国人传统的世俗功利性观念文化所决定的。大家最终追求跌落在个人功名利禄等器物利益层面,如何会不惜一切去追求那种精神层面的真理呢。具体则可讲形式逻辑的定义问题,这是科学理性思维的最基础的功力,但是眼下有几个中国人在使用它呢,没有啊。

    “是用自己的信念和思想改变现实,还是利用现实发展提供的全部可能重建我们更有社会根基的文化思想?”这句话似可简化:是靠精神信仰改变世界,还是在改变世界中重建思想。这样沉思应该是很有内涵的。我对此命题的态度为两选。即既要靠精神信仰改变世界,又要在改变世界中重建思想。前面的选择依据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事实确实就是围绕着某种特定的精神信仰的内涵所演化着的。非此信仰,反对这个信仰的,似乎大都是游离在现代化的主流之外。

    更为重要者在于,在运用上述分析结论,创建自己的精神信仰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这种特定精神信仰的内涵里面去寻找其基本性的思想思维特质,将其与我们自己的观念文化资源进行比较,从中找到可资萌生发展的“本”来。有了此本,才会有利于我们的精神信仰落地生根发育成长。所以,这个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什么随便哪个人可以自己去想出来的,她一定是在过去所经历的岁月里曾经为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起到过巨大积极作用的东西,事实是民族新生的精神法宝所在了。

    至于在改变世界中重建思想的含义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仅指局部的个体的单方面的实际实践必须受到高度重视,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尊重事物的客观运动规律,修正自己大脑中原有的看法,使自己能够自觉掌握运用规律性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在整体上(整体性是弹性概念,小则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大到无限——什么事物都要包揽在一个适宜的视角中去看)观察分析构建世界,并由之修正自己既定的思想。这当然与上述的信仰是矛盾的,但此矛盾是良性的。

    西方自然科学发达,西方社会科学一样也发达。除此之外,西方的人体科学(应该是钱学森80年代提出来的)同样发达,比如在人脑工作效率上,形式逻辑则是其思维科学发达的集中性成果。西方各种科学发达的终极原因还是其纯粹的精神信仰决定的。在这里,纯粹精神信仰的本质即是确立精神价值高于器物价值的不懈追求和社会共识。这一点在我们世俗文化之下却相当困难,所以我们发展科学事业才自然而然地步履维艰了。

    精神信仰是管发展方向的,思想理论则是管速度效率的。改换一下关键词则可以这样表述:信仰管方向,科学管效率。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是既迷失了信仰,又缺乏笃定的科学追求。或者说,由于迷失信仰,我们的科学“始终”得不到大面持续发展。于是乎,使得初入现代化大门的中国,新事重重而问题重重。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没有从信仰着眼的视角,自然便会纠缠在诸多细杂原因上空费功夫,自始至终虽然也煞费苦心劳作,却使问题越积越重。

    这里讲的精神信仰是什么,肯定不是我们过去所抱持的那种宗教迷信的贬义含意,而是要单独挑选出其基本的先进的超越的思想观念部分来格外看重。来对比着我们传统落后的基本思想观念认识其在促进现代化伟大事业中的根本性意义。比如契约意识与关系意识、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独立意识与依附意识、怀疑意识与崇圣意识、求真意识与名利意识、创新意识与守旧意识、博爱意识与仇恨意识,等等,能不能试想一下,无此分辨和努力,我们可不可能真有实质性进步?

    至于你反复讲到的市场经济及其诸多变化下的思想应变问题,它根本不与“信仰管方向,科学管效率”的总体思想存在丝毫的矛盾。你说到的搞市场经济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学派都仅仅只是某种具体的经济治理应对理论罢了,它的运用“适当”只是属于“科学管效率”的范畴,并不能与“信仰管方向”的整体哲学相提并论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是要具体研究清楚凯恩斯与哈耶克学说在“整体”问题上的适用边界,获得其科学性的边际效益,而不是其反。

    大师要怎样的标准?我想,至少要有某种国内外认可的现代性较大作为(如诺贝尔奖获得)才算得上。因为现代的大师总是要与人类的现代福祉增长紧密挂钩的,诺贝尔奖的对象则是增长现代人福祉的杰出贡献者。如果只是那种民族性文化的学术大师,就未必与这种现代化的贡献直接紧密挂钩,那对人类的现代化福祉益害究竟如何呀,这是需要思考的方面。另外,即使诺贝尔奖,也未必对人类的现代化贡献都是一样的,那些基础性理论突破者,比如爱因斯坦,其大师的称号可能更让人信服敬服。可是为什么我们华人——包括非大陆部分的港澳台以至几代一直居住在西方国家社区的华人中间为什么就产生不了这样的大师贡献者呢,这是我们又要思考的一点。

    不能否认,解放后,举国模仿采取苏联的教育体制确实对培养我们的大师产生过一些不大好的作用,但这种教育体制毕竟在苏联还是培养了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我们却没有一名呢?!所以,教育体制还不是根本决定性东西,根本决定性的东西还在思想观念上,比如阶级斗争学说的突出高举就是。谁能否认那时由此而经常性开展的运动给人们成为大师的努力所造成的巨大干扰呀。当然,那时的思想观念也有非常利于大师成长的方面,比如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还有崇高理想、默默奉献的主流观念等,从这个思想脉络去看也有不少感人的佳谈美事,但相比着那种屡屡厉行的阶级斗争却愈显力有不逮。这是那时客观情况中极其复杂的方面。

    我们这里讲的西方文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规定,即是那种基本以古希腊文明文化成果为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并且以此与我们位处在地理上东方的中国、印度等文明相对应东西方两个文明。这样两种文明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想主要在于科学理论(这个文化)继承发展的有无和强弱。而对于我们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来讲,更重要的还在于观念文化的世俗性与信仰性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区别,才肇成了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理论诞生。反之,我们世俗性的观念文化(最终追求停留于个人功名利禄的低下层次),既然不可能自己产生科学理论,也注定在后来的发展中,很难有效地促进科学理论的持续成长。

    “制度决定论”需要怀疑。究竟怎样的制度才能决定呢?比如二战后的菲律宾,是被美国人按照自己最先进的各种法律、政治、管理制度设计好运转起来,也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的。刚开始数年,菲律宾确实表现不错,经济一派兴盛,百姓安居乐业。可到了50年代末期,高层勾心斗角,政局长期不稳,国家动荡不安。为什么这种模式化的好制度决定不了菲律宾的好发展,根子是这种制度与菲律宾人长期指挥自己行为方式的观念文化不合罢了。相比之下,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于50年代末期执掌大政后,宏观上搞一党制以稳定大局,中观微观上搞民主政治来提高效率,众所公认新加坡是后发展国家中持续增长相当好的典型。为什么新加坡成功了,根子还是其制度适宜了当地遗承的观念文化特点罢。

    逻辑问题说到底,还是被思想观念所决定的。所以,不同观念文化的族群就有其不同的逻辑语言,逻辑行为,逻辑方向。这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相互难以理解发生争执的基本性原因。我们一般从抽象的角度谈论逻辑问题,都是特地选择在西方观念文化之下的形式逻辑范畴的议论,可能是由于其与我们的母语及其逻辑的不合,所以往往很难谈深谈透;常常只能在很少很小的实际事例上周延地进行演绎论证,而碰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实际问题就“逻辑”不下去了。面对如此困境怎样应对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是不是还是要自觉地分辨清楚中西思想观念语言逻辑的基本性差异,在找准其差异中再来深化对实际问题的逻辑辨析和把握,这样可能才是更理性有效的态度。当然,这样做肯定难度很大。

    诺贝尔奖为什么苏联能够获得九枚,美国获得二百多枚,中国大陆却没有一枚?表面上看是个经济社会发达与否的问题,似乎很好判断。但此判定却很经不起起码的事实来质疑。比如说苏联当时的经济社会也很发达,与美国同时都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其加加林还是第一个通过人造天体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而我们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更是今非昔比,其生产规模和效率绝对比那时的苏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为什么很难获得诺贝尔奖(近年得到一枚文学奖)呢?所以,根子不是经济等浅显的原因,只能从观念文化(主干是精神信仰)上找。

    拿苏美以及中国的基本思想来比较,苏联的观念文化遗传的是东正教信仰,这个信仰来源于基督教,都是以追求某种精神层面的目标为要旨,这在整体上是优越于我们世俗观念文化以器物利益为最终追求目标的,而诺贝尔奖的价值取向恰好是以孜孜不倦的精神理论事业为旨归的;中国人热心于器物,自然而然地便疏远了精神理论,当然就很难真正在科学研究上长期坚持不懈,取得那种厚积薄发性质的伟大成果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中国观念文化的世俗性质是总体评价,并不能包括毛泽东时代,那时确实就有了初步的很好的精神信仰,问题是阶级斗争理论将其冲淡冲垮了。

    苏联东正教虽然与基督教有着某种相同性,但也有一些基本性的思想观念差异,如平等自由博爱意识就可能差一些,这应该是造成美苏长期发展优劣差异的根本所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性原因,即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所僵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等理论和政策,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那样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阶级斗争学说的,但这些理论政策依然造成了人类特别是人类族群性原本意义上存在的惰性泛滥,致使官僚主义甚嚣尘上,这样就必然会拖累了国民经济及其社会事业的全面性协调发展,造成包括科学创新以及诺贝尔奖等指标大大落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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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夜啸,男 岳阳市委史志办 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 一直喜爱学习思考论写,曾发表论文70余篇,全国性征文竞赛获奖17篇 出版《中国理性改革思考系列)专著6本,近300万字 研究特点是尽量从本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民族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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