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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戴季陶《中国与暹罗》作序原文
20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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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嵇翥青于1924年出版《中国与暹罗》一书,引起当时出版界的轰动。除了内容丰富,具有详尽的参考资料外,诸多社会名流写序添彩,还有于右任亲自题款书名,可谓  一时洛阳纸贵。

    在众多题写序言中,戴季陶所写与他人相比文字堪有数倍,长达数十页之多,现根据留存书籍影印,抄录整理如下,字迹欠缺遗漏处均由*号代替:

    嵇翥青先生著了一部《中国与暹罗》的书,要我替他作一篇叙,我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叙述我对于海外侨胞的意见,所以很欢喜的,作这一篇文章。

    嵇先生这一部书,我没有完全读过,暹罗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纵前两次到马来半岛,当当听见在暹罗的或去过暹罗的朋友,谈起暹罗的事,也果动了去暹罗的念头,可惜总没得着个机会。这几年有时看了几种关于暹罗的书籍,也都不详尽,对于我所想要研究的暹罗问题,不能得到满足,去年在广州,其时暹罗华侨的同志萧佛成先生也在那里,我因从前当听见胡展堂先生说,萧先生是中国人中唯一的暹罗文学者,于暹罗的文学、历史、政治种种颇有研究,而且国学素养很深,便想和萧先生见面,细细领教。偏偏缘法浅得很,竟因种种事情障凝,十天当中,得不到一刻闲暇,把这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对暹罗的事,可以说是毫无知识,不过觉得暹罗问题,是我们中国民族在在南方的重大问题,随时不断的注意他,因此之故,这一篇意见,是我在主义上,在国际关系上来观察的,并不是由专门研究暹罗问题的结果,既不是对于嵇先生的著作,有所叙述批评,也不是对于暹罗内情,有甚麽特殊的创见。

    嵇先生这一部书,我以为不问内容如何,都不失为最有利益最有价值的著作,因为中国人向来对于一切实务实况,极少注意,一般著作家,只欢喜驰骛玄想,敷衍浮洞,尤其对于异民族或异国的事情,很少留意,单就暹罗说,在暹罗的华侨,差不多两百万,如果要算起混种关系来,除了纯粹华侨外的暹罗人,已都全体和中国民族有血统上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一个暹罗人,不和中国人是姻亲,这是研究民族历史的人所公认的。却是这许多年来,关于暹罗的著书,竟一本都没有,连日报上杂志上,要找关于暹罗的记载都找不出,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就古代说,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总要算密切了,在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中古以来,全在印度思想的感化之下,却是关于印度的政治、社会、物产、地理等事实的记载,几乎只有《西域记》、《佛国记》两部书,并这两部书,也就薄弱得很,这两部书出现以后一千多年间,连薄弱的著作都不看见,岂不奇怪?所以一般的中国人,在从前——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如此——说到天竺,就引起一种神秘的想像,以为天竺都是佛、神,所住的地方,不是人的世界,近来在沿海一带看见过印度巡捕的人,说起印度,也就只引起一种轻视的,厌恶的感情,以为印度都是一种木偶像的,感觉性缺乏的,而且强横霸道的人所住的地方,并没有甚麽文化,又忘记了佛祖还是印度人。又如日本这一个国家,和中国的交通,要算是很早了,历史上可靠的记载,已经是在二千多年前,便与中国交通,自唐以来,中国的文化,输入彼国以后,完全成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唯一的发展地,却是关于日本的详细研究和记载,也是浅薄得很,近几千年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前后留日本的学生,不下十万人,这十留学生当中,肯切实研究日本的,寥若晨星,至于著作,更是绝无仅有,而且有的,也是浅薄。比如黄公度的《日本国志》,要算是介绍日本事情最亲切的书了,但是因为他并不曾切实透彻体察日本的社会内容,不曾细细用客观的态度研究日本人的心理,在历史和思想的研究上,他又因为不通日本文学的原故,只能从汉学者的著作里面取材料,所以一点没有学术的价值,却是尽管没有学术的价值,所传述的尽管满纸误谬,我们对于黄公度先生那一种研究的真诚和介绍的不能不十分佩服他,承认他是近代研究日本问题的元勋。此书出版后到今天二十多年,在质和量两方面,都现没有一部能和他这部书相等的著作出现,许多留学过日本的人,依然还是叫相扑的力士做武士道,岂不是异常可叹吗?所以我对于嵇先生著这一部《中国与暹罗》的苏力,非常感谢,非常赞美,我以为这一部书无论详尽与不详尽,视察无论正确与不正确,至少可以引起中国人研究暹罗问题的兴味,可以供给中国人关于暹罗事情许多有益的知识,可以使中国人和暹罗人将来的连锁,由这一部书征聘许多机会,盼望嵇先生今后不间断的努力,专门从事于暹罗国情的研究,常常有很好的著作贡献于国人!

    我对于暹罗的问题,在四年前,曾对暹罗华侨派回国作《华侨保护运动》的某氏,讨论过两三天,那时候我的所见,至今没有甚麽变动,不但是没有变动,并且从近年来研究别国问题所得的知识判断起来,自信四年前所抱的意见,确实是适当的。现在我且把从前我对某华侨代表所谈的意思,分四个要点,记了出来(某华侨代表是为反对暹罗政府命华侨学校施暹罗语文教育而来,同时关于中暹立约及交换外官等问题,为一般的运动,)

    (一)三民主义的普遍运动

    海外华侨中,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不少,——从同盟会前至如今——在中华民国的创造历史上面,海外华侨的力量要占部分,可以说生活经验外华侨是中华民国的母亲。中华民国这一个小孩子,是由他的肚皮里面妊娠十个足月,满足着十个月的腹肉营养,产生出来的,在国内的人民,毫不知革命为何事的时候,海外华侨,便接受孙中山先生所创的三民主义,很热诚的,从事于革命运动,扶助革命的进行,直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出现,没有一刻懈怠,于是产出一个中华民国来,所以海外的华侨,能作中华民国的生母呢?华侨的智识——现在比从前总是进步不秒——一般是缺乏的,文化的素养,一般是薄弱的,何以比国内的人,还要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接受革命的主义呢?这很容易明白,是因为受外国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压迫最早最多的缘故。我们中国的革命,本是由一种国民的觉醒里面发生出来的,假如没有近代欧洲强国的种种压迫,加到我们中国人身上来,我们很不容易生出一种国民的觉悟,和民族的觉悟,引起我们中国近代革命的事实,所以一旦听见中山先生那种自立自强的主张,便默然赞同,这是华侨第一首先接受革命主义的缘故。但是从前在革命运动的便利上,主张革命的人,把满州民族和满州政府,作为唯一的全体的目标,把民族主义的全意义,都借着排满一个部分的意义来说明,于是革命便只是排满,排满便是革命的全意义,三民主义的真义,反被排满一个单纯目标吞了去,革命的感情越是热烈,革命的内容越是空虚,革命的成功越是迅速,革命的设备,越是薄弱,所以生出这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衰弱多病的儿子,不是一个精强力壮的儿子,好像是一个未成年的父亲,和一个未成年的母亲,在很稚年的时候种下的胎,这母亲怀妊的当中,又没有更好的滋养和很相当的注意,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忽然碰着一个意外的刺激,便小产生下一个儿子来,这个儿子,精神和体魄,当然是不充分的。现在我们要觉悟,三民主义,是一个完全的观念,是由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内容构成的建国主义,而这三个内容,是不可分的;如果忘却了一点,便是忘却了全部一样。华侨的爱国者,常常和现代文明文化接触,应该更容易了解这个道理,体验这个道理。其次就是我们这三民主义的运动,是人类全体的一个大革命,三民主义的发生,是有东方民族的觉悟而来的,所以尤其是东方一切有色民族的共同福音。凡一切在欧洲强暴国家,或模仿欧洲强暴国家的新兴国家下面压伏着的民族,应该一律结合在三民主义旗下,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以摧破自西方到东方的帝国主义魔障。三民主义是和平的福音,是大慈大悲的正觉,但是要达到这个菠萝蜜,是要用大雄大勇,摧伏群魔之后,才能够的。在东方文化下面的民主,要实现我们东方文化的精神,不可忘记了大慈大悲;但是更不可忘记了大雄大勇摧伏群魔的精神;尤其不可以只认识一个自己,抛却了济渡众生的大愿,所以在海外的华侨,从今以后,要振起精神,继续依三民主义运动,不单是要使华侨全体,受三民主义教育的熏陶,更要使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同受三民主义的熏陶。

    (二)文化的合作运动

    这也是海外华侨所应该同取的方针;但是在暹罗则尤其重要。因为暹罗这个地方,是文化合作最好的试验场,而且是中国民族最应该努力的地方。从人种,宗教,语言,种种方面观察,很容易看到暹罗这个国家,正在民族构成和文化建设的运动期中,现在的文化,是没有成熟的;各个不同文化系统的民族,杂处在一个国家里面,各自文化上的努力,也是不一其道的;所以暹罗政府,现在努力于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教育的普及,正是为创造民族文化的预备运动中。我们中国在暹罗的华侨,应该要用出十分的热心,参加在这一个大运动里面,努力于新民主文化建设的。就旧有的暹罗文化说,本来是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的混合体,近代又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形成最近种种政治的社会的改革;我们中国华侨,在暹罗地方,无论在何种产业上,都占最重要的部分;独处文化事业,却免不了幼稚的讥评。我们东方民族的前途命运,完全在文化事业的发展如何,如果不能建设最高的文化,将来决不能永久维持东方民族的存在。所以我主张下述几件事,

    (1)华侨的学龄儿童,要完全受小学教育。

    (2)华侨教育上,应该努力和暹罗人合作,抛弃从前那种II的部落思想,对于暹罗的学制,及教育内容,总取能够相应的方针。

    (3)华侨应该要完成师范教育要努力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置。

    (4)华侨务必学习暹罗的语言和文字,使华暹两民族的智识媒介,互相共同,——这一件事,在暹华人也是一样,中学以上的学校,必须具备中国语文科,两个多数民族的智识工具既相同,在思想上的交通,自然逐渐扩张的。

    凡是一个完成的文化,总是融合许多民族的文化而成,凡是一种完成的语言文字,也一定是融合许多民族的语言而成,这是文明史教我们的。我们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拿来做一个总结算,就可以看出这个确实不易的原则来。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逃不出这一个公例,比如中国最古文字的八卦,和代数的干支原名,(如摄提格,赤 若*等)在文字和语言的系统上,很看出中国的文化,是东方许多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决不是几个圣人所能创造,尤其不是一个原始民族所能发明。还有一个文明史上的公例,就是一个新的民族文化,往往是由一个文化高的民族和一个文化低的民族——或是一个衰老的文化民族和一个新兴的文化民族——共同努力造成。这这两个公例来想,我们对于暹罗这个新兴的国家,不能不抱一种很远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暹罗国内两个多民族,和其几个少数民族,同心协力,做文化事业的全作工夫。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说,暹罗政府对于教育的新努力,是在最近四五年间,才立出较为普遍积极的制度来,十年以前,简直毫无足观,新的文化事业,许多是靠欧美宜教固体的施设,所以政治上的施设,虽然焕然一新,但是就国民的文化说,实在没有多大的进步,至于华侨的教育,恐怕也不能比南洋英属地方的情形,寓出许多,所以今后文化事业的合作,可以说是暹罗人和中国人最重大的使命了。

    华侨诸君呵!文化的合作运动是甚麽?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运动,在中国古代,这一个大国的文化,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民族,用大刀阔斧,硬弩强弓,挟着一切文明的种子,向四方漉布开来,换一句话说,就是用征服的力量,来造成文化大同的机会。现在这一个世界交通经济的生活下面,这种运动,是可以不必的,而且是我们所反对的。华侨在暹罗地方,已经形成第二个多数民族,而且对于适应近代欧洲的科学文明这一点,和暹罗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位正是一样,所以应该要彻底觉悟,破除一切国制的成见和迷信,对于一切由四围境遇发生的困难,和暹罗民族,在互助的道德基础上,一致前进。

    (三) 政治的合作运动

    在这一点我想说一句最单最直截的话,就是希望在暹罗的华侨,大家要抛弃向来那一种“寄留“的观念,认定自己定住在暹罗,就是暹罗这一个地方的人,就是组织暹罗这一个国家的成份。诸君多是广东人,但是诸君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广东人,或者也是由别省迁去的。便就暹罗人说,现在暹罗地方最大多数的暹罗民族,不是自古以来就产生在暹罗,本来是长江流域的先住民族,渐渐地南移,经过了数百年或数千年,才定住在暹罗的。凡是一个人,以甚麽地方作生活本据,就是甚麽地方的人,不必要牢牢记着一个古时的生活本据的地方。

    为甚麽要变换这一个观念呢?因为这一个观念不变换,对于暹罗国家,不会生出爱护的真感情,换一句话说,就是不会征聘与暹罗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致努力建设暹罗国家的决心。为甚麽我希望诸君要具一种决心呢?这是我就中国民族的必要合诸君生活的必要上打算的,不单华侨诸君必要如此,在暹罗民族,也是如此。现在我把这必要的理由,分条写在下面。

    1、中国华侨占暹罗全人口三分之一——即就暹罗政府所调查的说,也占暹罗全人口四分之一,在暹罗政府统计报告未发布以前,有几种外国人的报告,都是承认三分之一说的,——这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其中最大多数是永久定住在暹罗,以暹罗地方为生活本据,所以中国民族,为构成暹罗国家最重要的成分,

    2、暹罗的主要产业,或农或工或商我们中国人,抑为其产业的中坚。

    3、我们这二百万以上的中国人的利益,不能脱离国家生活而图存,即使中国国家,十分强盛,与暹罗互换外交官,中国人的利益,亦不能单靠公使领事及条约的效力,能获到充分的保护及发展,非由在暹罗的中国人,自己参与暹罗的政治,利害的认识,绝不能真切,一切政策上的施设,也绝不能与中国相应。

    4、在现在帝国主义的势力,以政治、军事、商业、种种形式,侵略东方弱小国家世界,暹罗国家之独立与发展,为中国国家及在暹中国华侨之唯一的利益。如暹罗国家在国民的劳力上,失却一大部分中国民族的协力,一切建设,都不易完成,而对抗强国侵略的能力,必更形薄弱。在暹罗国存在上,与中国人合作,为暹罗国之生命,而中国在暹华侨之生命,一致不可分。

    有上列几种重要理由,所以我主张暹罗华侨,在政治要与暹罗合作,对于暹罗的国家合地方,都要有爱护和和发展的热诚。我们对于暹罗地方,要认定这是我们民族发展力所表现的新国家,对于暹罗人,要认定是我们中国民族路程上的新朋友,新家族,我们所要求的,是暹罗国家的发展,是中国人在暹罗国家组织上的地位,是全暹罗国内一切人民的法上平等,是全暹罗一切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和能力的增进。我们一个人,一天有生命,便一刻离不了国民的生活,一刻刻不了政治利害,组织国家和参与政治,这是文明民族的唯一重大任务。以数百万的人民,尽居于他国境内,不能取得国民的地位和不愿取得国民的地位,甘以被治的无组织国家能力的人民自居,这都是自己暴露无政治能力无国民的觉悟的缺点。你们看,欧洲的民族,无论到甚麽地方,如果定了生活本据,他唯一的要求便是国民权和公民权,如果人家不允许他的要求,他是认为唯一重大的耻辱,绝没有自己甘愿放弃,或反拒绝人家的要求的。美国是一个的国家,但是美国国民,是由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兰、意大利等一切欧洲的国民联和组织成的,许多后来的欧洲人,到了美国,他们认为取得做美国的国民,确是唯一的权利,决没有拒绝入籍和拒绝学习美国语言的怪状。

    华侨诸群啊!政治不是被治的,不是治人的,是自治的,政治的权力不是天赋的,不是神授的,是一个生活团体全员用智慧和能力处理他们自己利害的合成意力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地方,无论聚了多少人,传了多少代,总是甘心情愿的离了政治生活,只靠一种传统的部落思想,在脑里画一个祖国唐山的影子,一切人权和民权,被欧洲人剥夺尽了,还是不觉。暹罗这一个国家,一切民族,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姻族,在国际的利害,都是共同一致,这正是我们努力作政治合作的理想地,如果在暹罗的华侨尚且不能够觉悟,不愿意从此努力,那就太可怜的。

    (四)经济的合作运动

    了解了文化的合作和政治的合作,经济的合作的意义,已经经明显了,我们要认定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一个经济单位里面的人,由分工协业两个条件的努力造成,一切人的经济生活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所以一切人的经济权利,不能越社会的公益而存在,私人的独占和种族的独占,都是破坏社会的公益,阴碍个人的身心发展,使文化进步,发生障碍,国家组织,发生缺陷,我们中华民国的精神,是共有、共治、共享的三民主义,这共有、共治、共享的原则,在政治上,形成民权主义的建设,在经济上,形成了民主主义的建设,详细说,就是一个国家的财产,属于全国人民的共有,全国人民分工协作,制造“经济的果实”,享受“经济的果实”的分配,不单是中华民国一国之经济的建设,应该确立在这原则上面,世界一切国家的经济组织,都非建设在这上面不可。因为一切经济的独占,是帝国主义形成的要因,没有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绝不会发生帝国主义,我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绝对不同于帝国主义者所标榜的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如过去的一切大什么主义,都是以一民族的专横宰制为究竟,我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为究竟目的,离了政治上的民权主义和经济的民生主义而外,没有民族主义的意义,在中国民族与暹罗民族的合作运动上面,如果离却了民生主义的精神,不单是经济的合作失了意义,连文化的合作政治的合作,也都失却意义了。

    海外华侨的经济生活,我虽不能十分了解,但是大体的情形,我认为总脱不了部落主义的羁绊。这种现象,本是由闽广各省的风习继承而来的,近年虽然渐渐的也许有多少的改变,但是多少年还传下来的血族及乡土的感情依然支配着一切经济生活的组织。南洋各处如此,听说美洲更甚,这是中国人在海外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凡人类之社会的结合,有三个形相:一个是支配,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合作,就政治上看,酋长制度是,封建制度的组织,唯一的结合力,是在支配和战争,由封建制度进到统一的帝国,唯一的结合力,也是在支配和战争。近代民主的国家机构,结合的势力根源,渐渐的由支配合战争的形相,移向合作,虽然无论何种时代,这三个形相,总是互相关联,然而为主的结合力的表现,的确有上述的转换。在经济上,结合力的变迁,更显然分出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徒弟制度和庄园制度下面的结合力,最主要的不用说是在支配,资本主义下的结合力,便是自由竟争,现在一切社会主义的擬制,唯一的结力,便是靠合作。例如公司制度,与合作社制度,组织的方式,差不多一个样子,然而根本绝对相反,这相反的要点,就是公司制度是以自由竞争的方式,为全社会的结合力,合作社制度,是排除自由竞争,以合作的方式,为全社会的结合力,这是生产方法进步和交通机制发达的结果,必然生出的两重转换。海外华侨的状况如何呢?在一个经济单位里面,不单是对于生产和分配,以支配及竞争为结合表现,并且还要在各生产部门外,再树立一种血族的地方的产业团体,弄到社会经济的机能,陷于四分五裂的境遇,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制,都不能够完全发展。野蛮时代特殊现象的血族斗争,还会发生在资本制度最完善地方的华侨里面,岂不是最奇怪的现象吗?所以破除一切以血族关系乡土关系为经济组织基础的恶劣感情,以职业产业之阶级的意识为经济的结合力,是华侨所应该人人彻底觉悟的,就这一个意义上着想,我对于暹罗华侨诸君,有几件最简单的建议。

    (1)无论是组织商业公司,组织农村,或是工人农人的团体,都绝对不可以乡土感情及血族感情为结合基础,要以社会的感情为结合基础。

    (2)一切经济事业组织,要努力合暹罗人合作,比如组织一个公司,应该要努力求暹罗人合作,组织一个合作社,应该要努力去求暹罗人入社,组织一个救济事业,也要努力求暹罗人同情,使两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渐渐打成一片。

    (3)工人或农人的组织,无论是为斗争为共济,绝对要与同一地方同一产业部门的暹罗,一致合作。

    关于经济合作的事项虽是很多,但上列三点,为最少应该立刻努力改善的,其他都不必多说了。

    除以上四点而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希望诸君切实了解的,就是民族之血统的结合,明白些说,就是希望在暹罗的中国华侨,大家认定与暹罗人互通婚姻,为两民族合作的唯一根本方法,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大家了解,如果两个民族,在血统上,不能把一切形凝完全破除,暹罗这一个地方的永久发展,总不能无缺陷。

    在这一点,第一希望华侨诸君,大家明白“民族“的意义是甚麽?了解了这个意义,自然乡土的感情合血族的感情,都可以不至向有害的方面去应用。并且可以扩张起来,用到有益的方面。原来民族这个名称,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说“自然民族”,一个是“历史民族”又叫“文化民族”。今天世界上,一切有文化,有国民历史的民族,都不是自然民族,都不是单纯的血统,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切文明民族,都是由两个不同血统的民族,混合起来的。混合的次数越多,历史性彰著,文化也越是发达,只有非州或澳洲等处山间的蛮民,血统混合的次数最少,范围最小,所以在民族进化史上,只能占一个自然民族的地位,得不到历史民族或文化民族的地位。这一种非历史的非文化的民族,在民族竞争的过程上,今天的地位是最不利的。历史的民族,是以何种形式构成的呢?在文明史上所发现的事实,大约可简单分为下列两个阶级。

    (1)一个强的民族,征服一个弱的民族,用政治的或军事的势力,压迫被征服的民族,使宜于奴隶的地位,这种境遇里面,被征服者,只是替征服者供给种种劳役,以其所得果实,供征服者的享乐。这种社会里面,两阶级的混种作用,最先是完全不行的,其后才有以被征服者的女子为妾妇的事实发生,但是所生子女,仍旧不得享有优胜民族的特权,现在四川雷马屏一带的蛮民,倘明明白白留着很好的标本给我们看,他们“白骨头”“黑骨头”的界限,是严重得了不得,黑骨头就是蛮民,白骨头就是掳掠为奴的汉人所生子女。

    (2)这种部落的组织渐渐广大,一旦发生了对外的危险,受别一强盛民族攻击的时候,征服者要御外侮,非藉被征服才的能力不可,于是不可不给被征服者有若干的地位,承认他们的人格,两个民族,便在一致对外感情里面,生出的对等的结合来。征服者被征服者的界限,渐渐含糊,血族混合的程度,也就继长增高,修成为一个由两种民族混合而成的民族。

    上面所述的两个阶段,是历史民族成立最原始的一个方式,由这一种方式或相类似的方式,随着文化的进步扩张开来,一次二次不断的继续的演进,便组成近代各文化民族了。中国民族的成立,也是如此,我们细细研究中国的古代史,这一程原则,我们也很容易便发现出来。了解限这一个文明史上民族组成的意义,就可晓得认中国人是炎黄一族的子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迷信,而保持单纯血纯血族的事实,在历史的进展上,更是绝不可能的事实。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完全变更了,生产机关的发达和交通状况的革命,使部落经济时代的一切组织的一切组织,没有存在的余地。暹罗这个地方,是中暹两个民族的生活本据,不是任何一民族的生活本据,但是上面所述民族组成的形式,是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绝对不能实现 ,而且是绝对不应该实现的。既然如此,中暹两民族的血统,难道就不能沟通了吗?这是断然不会的,那麽两民族各自了解世界的大势,了解自己的地位,破除一切部落主义,和血族主义的感情,努力自动的从自由婚姻的道路上。民族的创造,这是暹罗的新生命所在,也是在暹中国民族新生命的所在,并且也是中国的新生命全世界的新生命所在。

    以上数端,是我对于《中国与暹罗》这一个重要问题的感想,嵇先生的主张如何?虽然不得尽知;得是我很希望在这几点,和我取同样的态度,并且希望在暹罗的华侨诸君平心静心的,审查我这几个提议。

    民国十三年,三月,戴季陶十三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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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1985年出国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富士通、久保田工作,担任高管。2001年回到中国从事投资咨询工作至今。转载、利用著者文章,需要征得本人同意,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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