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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随想录(665)
20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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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与人治

    特别欣赏力学这句:“《法治》的定义,就是反对《人治》。”准确地讲,法治的反面,就是人治。从这里出发,我们似可为法治与人治分别作出一个“广义”的定义。法治是按法来治理。法是什么,本质无非白纸黑字所写的文本(规定),继而可推出法治实为按白纸黑字的规定来办事。与此对应,人治的广义定义则是按权者意志办事了。

    上段文字的讨论,实际上是为法治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属性判定范畴。换句话即是说,只要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具有上述属性,那么我们就是实质性的法治了。当然,法治作为一个事物,也是不断发展的,应该允许其有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我们就好进一步讨论主帖所提的主题观点了。

    “依法治国的法理基础是主权在民”,其关键词是民,民者人民也。人民是什么?以前讨论过,我希望看到的规范(形式逻辑的)定义始终未见着。最后只能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人民即绝大多数人。如果此“主权在民”的民概念也这样,那么,主题的含义则是在讲,法治必须先让绝大多数人获得相应的权力。

    那么,这种相应的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呢?我看,一般的生产生活经济社会权力并不是重点(一般中国人都拥有了),而是政治权,其突出处还是选举权罢。这样,上述主题即可如此表述: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人民的选举权。这句话实际意思无异于“依法治国的基础是普选”了。那么,普选对于依法治国真的这么极端重要吗?未必。

    我们可以先看西方的情况。西方现代政治生活里面,普选、多党制确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但这毕竟是西方政治发展到目前这种高级状态的事。在没有普选(英国30年代前、美国70年代前)时,西方事实上很早就有了法治的,如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大宪章运动,更早还有2000多年前古代雅典由投票多数处死苏格拉底的显例。

    再看看我们中国的情况。中国一直没有普选,也没有普选和多党制下的现代政治没错。但中国有没有前述那种广义上的初级阶段的法治呢。我看是有的。比如商鞅徙木立信而后所行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定许多规矩,官员们都不敢违越也是。我们大胆假设,如果当今大多数(就说中下层吧)官员以及带领相关群众都能够遵守各项规定,这就应是初步的法治了。

    是的。法治与人治,虽然在名词上具有反义的词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未必总是那么截然对立的(权者意志与法规相违时),或者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法治与人治往往就是共同存在着的(权者意志与法规相向时),还是此消彼长地发展着,还是相互促进着的。任何法治也要靠人来执行。这种人为什么一定要依法治国?还是被其思想所决定的。

    西方观念文化里讲究契约意识,所以,西方的法治自始就似乎有了人治的依傍而顺利发育。中国的观念文化里却讲究的是关系意识,因此,中国的法治发育一直就是难事。由是,我们思考构建中国的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全面考虑到中国观念文化不同的特殊基础。而不要简单地只去按照西方表面上的法治因素来思考。比如中国关系意识就是围绕其官文化来铺展的,如果我们着力抓住了治官的关键,才可能带动中国的法治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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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夜啸,男 岳阳市委史志办 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 一直喜爱学习思考论写,曾发表论文70余篇,全国性征文竞赛获奖17篇 出版《中国理性改革思考系列)专著6本,近300万字 研究特点是尽量从本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民族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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