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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20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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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产业转移是市场规律的自然表现,无所谓对与错。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产业转移与由此导致的产业工人贫困化问题则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劳资矛盾的一种新形态,其根源依然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化解产业工人贫困化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关注的焦点,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又回来的原因。

    一般认为进步与贫困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即进步意味着贫困的消亡,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进步与贫困又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即进步往往导致贫困的产生,进步往往是贫困的根源,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马尔萨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导致的,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从两个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但几乎保持现状;在这两者中,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即以1、2、4、8、16、32、64、128、256、512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将以1、2、3、4、5、6、7、8、9、10的算术级数增加率增加。在两个世纪以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例将会是256:9,在三个世纪以内,将会是4096:13。人口繁殖力与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显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使其结果趋于平衡。当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自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增加。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是因为生活资料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导致的,正是因为生产过剩,所以导致人口过剩,正是因为人口过剩,所以导致社会贫困。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就开始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他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上,首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他阐明了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认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所以,解决方案自然在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唯有如此,才能化解进步与贫困的悖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人口论是倒过来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两者比较前者更能说明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

    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可以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对此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为马克思认为剥削必然导致反抗,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爆发,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改良,通过向工人妥协化解矛盾,延续生命。没有预见到不是社会主义者,也能够搞社会主义,那就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实行累进税制平衡社会不平等。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可以说所谓福利国家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是一条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表面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化解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进入了一个发展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左派意味着一些价值: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之所以都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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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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