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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20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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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基础上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建17年以来,在文化研究与科学建设方面是整体推进的,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举办了50多次各类学术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以及鄂尔多斯日报每月一期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发表一千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编辑出版100多部著作。然而,我们回顾和总结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应该分得清哪些是依然按照原有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哪些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容。

    总的来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在报刊书籍发表有关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民俗等20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和基础资料,举办“‘鑫通杯’文化塑市研讨会”“‘鄂尔多斯之春’企业战略研讨会”“鄂尔多斯文化与城市规划建设研讨会”“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魅力鄂尔多斯高层论坛”“伊金霍洛成吉思汗文化论坛”(三届)“中国·阿尔寨文化高层论坛”(二届)“‘一带一路与鄂尔多斯发展’学术研讨会”“‘康巴什论坛——草原城市文化’学术研讨会”“回顾与展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等,会后编辑出版了相关文集。在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中,《鄂尔多斯大辞典》是市委政府主导的鄂尔多斯一项标志性大文化建设工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参与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质量要求高的一个重大项目。《鄂尔多斯大辞典》分设自然资源、历史、政法军事、经济、科教文卫、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卫生、民族民俗宗教、成吉思汗陵祭祀、社会、当代人物等12个分篇,共有各类词条3800条,约135万字,附图300余幅,是一部全面汇集市情,集存史、资政、育人与宣传作用于一体的工具书。

    在推动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方面,举办“鄂尔多斯学学术研讨会”“地方学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八周年庆典”“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探索·收获·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等相关文集。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之际,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10册,有历史、民族民俗、经济、文化、生态研究分册,其中有《鄂尔多斯学研究》分册,还有夏日的《我眼中的鄂尔多斯现象》、陈育宁的《地域文化的资源与开发》、奇朝鲁《心路——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十年历程》等著作中收录了有关鄂尔多斯学的研究成果。另外,陈育宁的《我与鄂尔多斯学》、潘洁的《鄂尔多斯学论丛》、包海山的《鄂尔多斯传奇故事》(包括鄂尔多斯文化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两个部分),主要是研究鄂尔多斯学的内容。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专著有2部:《鄂尔多斯学概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鄂尔多斯学概论》,由奇朝鲁、陈育宁主编,201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鄂尔多斯学概论》包括序、导论以及鄂尔多斯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祭祀传统、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鄂尔多斯经济的振兴飞跃、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六章。概论努力从多方面综合性系统性科学阐释鄂尔多斯历史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现象和规律,推动了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

    地方学研究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当鄂尔多斯还没有能够系统性解决现实问题的具有学理性的学科体系的时候,鄂尔多斯人并不是等待,而是大胆探索,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创建一门有实践、有经验、有理论、有价值的学问,把它理解和表述为“鄂尔多斯学”,这是难能可贵的。《鄂尔多斯学概论》是探索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只能在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结构及理论方法等方面给予尽可能准确、科学的阐释。鉴于鄂尔多斯学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和社会功能的实践性,鄂尔多斯学理论建设也要逐步发展、逐步深化。随着全国地方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鄂尔多斯学理论问题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范围会更加广泛,认识也会更加深入,会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

    《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包括“比较研究、探索规律”“集成创新、再论资本”“创建学科、服务社会”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融汇更多探寻规律的智慧”四章。第二部分有“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四章。第三部有分“开启旅游文化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再论资本’将是最赚钱的创意产业”“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地方学研究与城市主题文化品牌”四章。

    正是通过这种课题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地方学研究有两个抓手:一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二是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我们“再论资本”,主要是再论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由于人的改变而促进资本和劳动关系发生系统性改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夏日先生认为:“这是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科学研究”。的确,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类将构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社会总资本将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那么,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与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我们相信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将会形成地方学学科体系中更具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最大知识增量。

    地方学的研究,包括提出概念、深入探索、有效整合、全面提升的全过程。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探索和构建的地方学是鄂尔多斯学。2017年,内蒙古社科联提出探索和构建“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并完成内蒙古学专项重点委托课题《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在评审过程中,有专家认为:“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来说,论文汇编只能算是探索性的积累,根本不能算是研究成果。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

    的确,探索和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支撑,要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各种事物所具有内在紧密联系。对于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创建新的系统性地方学来说,要有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科学信仰,这非常重要。

    文化反思,是对偏离规律的思维和行为的辨别纠正;文化自觉,是对内在规律的不断探索和自觉遵循;而只有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并且升华为科学信仰。

    吉林师范大学祖国华教授在《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中认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如果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

    地方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因此需要通过文化反思、自觉、自信以及升华为科学信仰,从而探索和构建新的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文化研究有停留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的现象。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格·孟和在专著《蒙古文化概论》中谈到“蒙古文化的缺陷”时指出:蒙古人有丰富的直观经验思维,善于形象思维,而不擅长抽象思维,缺乏逻辑思维。有新颖的创造性思维,但缺乏连贯性和突破性,长期局限于经验性的习惯思维。蒙古文化的经典大部分是记录复写流传下来的,这有尊重文化传统、保持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但是忽略了创新的必要性,逐渐酿成了一种历史的惰性,使因循守旧的习惯蔓延下来,阻碍了文化内部的创新活力。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也直言: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地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反思鄂尔多斯文化,意识到很多优点与缺憾主要集中在祭祀方面。例如,成吉思汗祭奠、察干苏力德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是大蒙古国的圣主、国旗、国歌文化传承了八百年,体现着忠诚、坚守和信念,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创造了历史奇迹;同时,也显示着狭隘、陈规和守旧,形成了历史惰性甚至精神枷锁。对此,我们应该有“辩证批判的态度”。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祭祀是一种礼仪。鄂尔多斯凸显祭祀文化,也隐含着悲哀的一面。不局限于德、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能够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才能在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形成科学信仰,才能取得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研究成果,才能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创建新的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我们以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视野和格局来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是更注重的他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

    在鄂尔多斯学小网格与全球地方学大网络的连接与融合中,以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为核心来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我们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主要是通过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来实现的,而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如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之骄子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才能真正感悟老子道学与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活力。

    二是给予现代社会体系整体旋转的初次动力。

    发展货币形式,使纸币成为信用货币从而奠定资本产生基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过程。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可见,只要视野宽、格局大,就能够意识到,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

    总之,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深度,全面推进还不足,基本处在养精蓄锐、寻求重点突破的发展阶段。从未来发展来看,创建有价值并且能够体现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推动市场化运作,吸引青年一代的广泛参与是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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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蒙古族,1960年出生。现在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没有党派,认为存在区别于老百姓的各种党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党派就是最大的党派;认为无须什么人、什么党派来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群众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理论与政治和党派无关,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编、著出版《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论文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获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书籍;发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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