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中华之道 - 王岩林首页
中华自己的民主道:盘定社会,扶正集权,导向文明
2019-03-10
字号:
    民主,不应只是西方国家标榜和推销自己的专用词汇。当我们抛开西式民主的“西洋镜”,从那种过度理想化、表象化、简单化的“民主”窠臼里挣脱出来,不再狭隘地以“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票选参与”等为人类一切民主的统一范式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体国家------中国那另一种更切合“民主”根本本义的民主之道,便会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循着“天下文明”与“天下生民”的一套大道理路,渐渐清晰地还原和展现于我们面前。

    如果,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和较为中正的认知站位,重新审视与民本、民意、民之自处自治、民之生息文明密切相关的“民主”问题,便不难发现,昔日中华国那种基于“天下文明”、“天下生民”、“天下人之天下”、“民为本”、“民重君轻”、民之“休养生息”、民之“自洽自治”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套大民主系统,不仅历史相当地悠久,发育的相当成熟;而且在实际成效上,也可以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的。甚至,就民主问题上的开阔站位、高明智慧、成功实践与大道指向而言,一点儿也不逊色于西式民主,反倒有可能将更好地引领未来人类民主的方向。

    在分域分段论述之前,我想首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循着中华文明之道的基本理路,去看看中华民主的总体脉络与特征。

    我们说,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开始进入到了国家建构与文明共同体相互参合、全面一统的历史新阶段。这一长周期历史阶段到来后,主要出现的变化有三个:一个是,强大且具有现实人世核心统合力的中央集权制,在战火的磨砺中渐渐塑造成型了;另一个是,聚集起各式各样不同族群的、携带着各不相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显现着细分领域与阶级阶层多分多级特点的多元丰茂大社会,充当起了整个文明体国家的基础底盘;还有一个就是,中华贤明学士们完成了诸子百家思想体系的建设、并为“天人合”意义上的一整套“文明大道统”,找寻到了大社会的扎根与支撑。这三大变化或“三大基础要件”,相当稳定地支撑起了这个星球上、古往今来唯一一个自觉恪守文明大道而发展出文明体国度。

    这三者中,应该说首先强势崛起的,是于春秋战国乱世割据与外敌环伺的状态下,依仗着强大武装力量所建立起的中央集权。这一具有某种“反文明之道”性质的强暴势力(自从中华文明合入了这样一种自身的异质或反面后,她也就在本质上具备了令自身文明体不绝于两千年之野蛮大争世的必要禀赋),不仅把周朝的“礼乐文明”直接砸了个稀巴烂;也令中国人追求理想化“文明共同体”的努力,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时刻与“打下来”的“江山社稷”不断地发生起了各式各样的“量子纠缠”。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大变,最先是被一大批贤哲与学士们觉察、认识到的。为了应对中央集权的强势崛起与严峻挑战,抱定“天下文明”与“天下人之天下”信念的学人志士们,可以说是两路出击,一路,主要是向着中央集权体系的内部渗透,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向皇权集团灌输“内圣外王”的儒家道统思想,将现实权利的集大成者一步步地纳入到“文明大道统”的全面统摄之下,一次次地完成着由“武以立国”到“文以治天下”的转变;另一路呢,便是着眼天下治理、普育文明、文以载道、教化民众,为传统宗法制基础上的多元庞杂大社会建起了一套地方性的士绅治理体系,并联手中央集权难以深度介入渗透和顾及支配的、拥有绝对优势之权重的社会自洽自治力量,令中华大地上即便再乖戾跋扈的集权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屈服于他们联手制造出的“民本不得废”、“民意不可违”、“君轻民重”、“民心即天道”之集体共识与社会舆论。

    可以说,历史上很多令统治者们不得不从的一贯话语,比如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的“民为本”、“民重”“君轻”,所谓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谓的“民心即天道”,所谓的使民“休养生息”、令国讲天理大道与人伦秩序等等,相当程度上,都是为着“驯化”这一人类最大最集中的中央集权权力体系而服务的。其之用心与作为,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实现“民做主”意义上的“真民主”,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早前就曾有过一个疑问:在全世界权力之大、莫有大过中华中央集权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够比较好地制衡与“驯服”这头权力的“巨兽”、并使之对我文明体的“有利”大大强过“为害”;想必,站在其对面,以“驯服者”姿态出现的那个系统或势力,一定会是更加了不起的。然而,想想之前,尧舜禹的圣王之道、周王朝的礼敬体系,没有那个能够挡住它的横冲直撞、生杀予夺;后来的两千多年,要说是单凭“内圣外王”的儒家道统、或其“虚”显然大于“实”的“文明大道统”,就一下子就将这头难以管束、可为大善与大恶的“巨兽”,驯服得乖乖的、知进知退了,我总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甚至深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

    直到有一天,当我关注到了具有文明体“中心场”和“整车底盘”意义的社会,发现了具有绝对优势权重的乡村士绅社会,并搞明白了这样的大社会与学士们所规划推崇的“文明大道统”两者间,堪称完美互补与天衣无缝的密切联系后;始知,如此这般上与下、虚与实、天辟人道与社会文明的垂直二元关系互动,乃是中华“大圣”得以缚住集权政治之“苍龙”、使其总能行于不偏不倚之中正道(而非专制之偏邪道)的根本所在。

    换一种表达就是:只有一代代贤明学人们努力揭示与倾身力挺的一套“文明大道统”,还很不够,还在与高度中央集权的较量中会显得过于势单力薄了些;只有丰厚坚实、自洽自治的多元大社会,也估计拢不住那无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成就不了真正意义上基于“民本”与社会民主的上善盛华文明来;唯有“文明大道统”与多元丰厚大社会的二者,各自大立,各自雄厚,相互联手,互为依托,最终,才能使中华文明体两千多年来不至于陷入人间最为强大之“权力巨兽”的“魔掌”,始终沿着不失“民之本”、“民为主”的集权中道而非专制邪路走了下来。

    我们审视与理解整个两千年来的古代中国、尤其是中华文明体国家意义上的中华国,这样一种因应中央集权之强势崛起而进行全面性调整的思路,或许是还原这段长周期历史和找到一切变化之总根源的一种最佳方式了。而中国人民主意识观念的形成,中华大道民主的一步步展开,也正是随着这样的问题导向与现实探索,呈现出了另一番不同的模样。

    具体地,咱们锁定标题所示的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先说“盘定社会”。

    我们说,民主,不仅是一种理想、信念与标榜、宣扬;民主,更是一套规划、机制、建构与实践作为。中国人的民主观、或成长于天人合大背景下的大民主理路,最宏大的展开面,主要是体现在天、地、人、万物的自然观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既然一切皆遵循自然而然的自然之道,那么,人之道,便必然要是有人的、有人世的人类自然而然;民,便也就必然地要有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要求。这种由自然观直接引申与延展到“民”身上来的自有、自立、自处、自为、自治、自洽等一系列根本权利,令中华文明的民主之根,扎得更深、更牢,也令中国人眼里的生民之民主,根本性地锁定在了民之社会的自生、自为、自治、自洽大道上。

    审视中国人的民主道路与民主观念,有一个很是特别的概念需要注意。即:“天下文明”宏观理路之下的“天下生民”概念。“生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民”、“民众”,而是“生生”之道与生息之民开度理路上的,有着生存、生息、生命自生、社会兴为要求与权利的普罗民众!可以说,此概念一出,其实什么都不用多说了,熟悉中国汉语言与中华思想文化的人,立马就应该能够明白,“民”或“生民”,在中华世界里的位置与意义,不仅是跟整个“天下文明”直接挂钩的,而且本身也是不可侵犯地享有着“天道”令民众“生生”之最大天赋权力的-----这,其实乃是中华宏大坚实之民主观,背书于天地人自然之道的最根本理据;也是民之本、民之生与民为主社会格局,于历朝历代终究未被任何暴力与强权所全面侵害和大肆毁灭的最根本保证。

    说的更直白点就是,既然,上天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生民”们以“生生”的权利,全天下的文明最终也是有赖于“生民”们的整体文明的,那么,文明体里的任何人与任何势力,但凡行毁民害民之道的,也就是在根本上毁着、害着人世之生与天下文明。这样的一顶帽子,还不足够大、不足够震慑与阻止一切肆无忌惮的现实威权吗?可以说,这乃是一代代贤明学人以一套“文明大道统”构建,直接给予多元大社会根本上的最大支持,也是中华文明体得以联手各层、各域、各界、各路“驯服”强大中央集权所依循的内在逻辑理路。

    甚至,沿着此一脉络,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人建立自身民主的基石是“生民”,西方人则是自“主的子民”演变而来的、更多基于权利维度的“民主”。“生民”,重的是什么?是:生。“民主”,重的是什么?是:主。仅从这一基础性概念的提炼锻造与分明指向上,我们此时此刻,其实已经能够发现中西方的分道扬镳了。

    在中国人这里,民的生、生生(以及更进一步的在大社会的社会化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而在西方,则是以民能不能做自己的主、甚至国家政治的主,为最基本之先决条件的。我们不能说究竟谁做对了、谁做错了。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先重“民之生”、进而再去舒张“民之主”的民主理路,似乎是更加贴合民主之根本的大道。因为,在天地自然或宇宙世界里,不要说民了,就是整个人类,第一位的,都不是先要去做自己的主人、乃至主宰整个世界,而是要在合于自然或宇宙大千世界中,使自己“生”、并生生不息地得以存续和发展。无以生,怎可主?此正所谓:我之无生,安能做主?我之既生,主体自主。这是中西方民主理念与理路的一种大不同。

    单就更具基础性的社会民主而论,西方,本就没有高度发育的多元立体大社会,所以其没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建立在人的社会性与关联社会场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基于一个个个体人的个体性民主,从一开始便缺失了人为社会人的社会性民主之另一面-----这样的民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种综合的、或健全的大民主。若用一个形象比喻的话,可以说,西方在最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上,顶大是一种“草原生态”民主,其总体上是低矮、扁平、稀松、脆弱的;而中国呢,则是一种“森林生态”民主,其总体上是高大、立体、坚厚、稳固的。

    我们不是在本就欠缺坚实雄厚自处大社会的西方,非要强人所难地推销中华盘定社会的综合大民主之理路与做法。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梳理与揭示,告诉人们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方的民主,仅仅是适应其没有强大中央集权体系之既有政治生态与缺乏独立自处大社会之社会生态的、仅仅够其自用的法治民主与政治民主。它不仅谈不上比中华的民主之道更加恢弘、坚实、美好和高明,而且更不可能以自己的“小笼子”关得住中国大一统集权的这头“大象”。说句有些故意看笑话的话,若把中国式的强大中央集权放到西方世界里去,仅凭他们的见识与所形成的那些简单的、形式化的、相当缺乏厚实根基的政治民主、法治民主、个体性民主,不被碾压个惨不忍睹、稀里巴烂,那才见怪了呢!

    所以说,我们一点儿也无需对自己的民主之道妄自菲薄。我们昔日也许没有成就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完美的民主,我们却以自己独特且充满大智慧的方式,令古往今来所有人类世界里最高大威猛和难以驯服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系统,在更加高大的“文明大道统”与更加坚如磐石的多元大社会的联手合力制衡下,几乎很少乱跑出来残害整个社会与民众。这对人类的民主事业来说,本就是善莫大焉的一桩伟大贡献;更不要说,其对未来人类多元一统新文明共同体之民主进程的基础建设意义,也是西方民主方案所难以匹及的另一桩了。

    综上所述,中国式的民主,在中华最为基础性与最具独立自处生态的底盘大社会这里,相较于自己的中央集权与西方的社会民主,几乎可以说,是取得了根本性地完胜。她,不仅按着自身的理路盘定了宽阔丰厚的多元大社会;甚至还将载舟覆舟于手掌间的中国大社会,改造成了生民自处与自治群处的另一番道法自然之模样。若说西方民主的最突出成就,主要是体现在权力政治民主上的;那么,中华民主的最丰厚成就,就主要是体现在自治社会民主上。

    至于我中华民主之道上的具体成绩单,我就不多说了。搞社会研究与对社会民主感兴趣的朋友,可沿着中国社会三教九流的各自生存生息之道,沿着整个社会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立、自为、自治、自洽的运转轨迹,沿着多元大社会跟学人志士们推崇的“文明大道统”怎样建立起密切联动的运行机制等方面,去做进一步地的归纳和整理。这其中,我国久远浓厚的礼法传承、乡村社会的士绅议事制度、家庭宗族并非“一言堂”的众老统筹、社会对各种草民讨生活所持的宽厚态度、以及几乎没在大社会领域出现过剪灭多元多样的“一刀切”制度安排(比如全面“一刀切”的“法治化”)等,都可以作为关注考察的重点线索。

    第二,再来看“扶正集权”。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政治,高举着正道、正确的旗帜,其根本上干的就是操弄权力的事儿。甚至可以说,无权利,不政治。谁拥有了政治上的最高权利成果-----政权,谁也就几乎拥有了处于权威位置上的政治话语与为政施政权。就像很多理性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权力,一直都有“为恶”与“从善”的两面。西方人,习惯上先是假定权力的运用就会作恶,所以采取的是尽量去管制与限制它的策略。他们之前用宗教的教义教规、现今施以法律法制,其实都是出自这一相同的理路。中国人,从来就是以更为综合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与权力的。甚至,鉴于人道文明的推论与信心,中华之道更多地是将推动政治权力的“为善”、至少是中正运用,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所以中国人会有“政者、正也”的理想定位与总体论述)。

    如何才能使政治权力、尤其是秦汉后强势崛起的强大中央集权,恪守正义、行于正道和多为善少作恶呢?除了基础的社会民主,以势力强大、稳如磐石的自治自处令其不能肆意冒犯和毁坏文明体的根基之外;更具进取性的中华学人们,则把政治民主领域的内外兼治与体制性规范安排,作为了主攻的目标。甚至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立足中华多元大社会的社会民主,主要是因道家所秉持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民以自处、休养生息一类理念,而被开辟与根本成就出的(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之安排,是在有了这扎牢了篱笆墙的中心场以后,才去做了进一步地建设与完善工作);而政治领域的政治民主,则主要是抱持着人世济民与匡扶天下之理想的一代代儒家儒生们,大举进军和全面开辟的另一个新战场。此一大功,不得不说,最应该记在儒家和抱持儒家思想理念之“入世”与“学而优则仕”人们的头上。是不是这个理?

    无需多说,不管这样一批批的儒家理念践行者们抱有怎样各不相同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式,他们在政治民主、尤其是扶正统治之道上,至少在两个方面都应该是相对统一的:一是,推崇文明、文明之道及其未必分明阐释解读过的“文明大道统”,并以此作为他们引导和匡正集权力量、政治权力的根本依据;二是,不只一味地为了做官而做官,起码在他们为了做官之外还有一份为民办事、为民做主、不伤民、不害民之诉求的------尽管有人将这视作是为官的原则底线,有人可能会把它当做“达则兼济天下”时的更高追求。无论如何,这样一批批有文明信念、有生民社会自处自治理念的大量学人,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路径进入或靠近政治权力场,他们都是政治领域或中央集权体制内那别树一帜的匡扶正道之力量,都是帮助文明体国家得以迎击各种狂风暴雨的“支撑架”。

    可以说,这种大批学人不断入仕为官的路径安排本身,便是中华中央集权体制之所以能够称作集权制、而不是滑向专制体制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之道,最大的正,莫过于如何能够在极端民主与极端专制之间,始终不变地守定多元权力终极一统的集权中道了。虽说,在中华式大一统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最高最终的统一与服从,是必然和必须始终占据上风位的;但与此同时,却并不能像爱走极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便就是另一种不讲民主、践踏民主的。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从来都是建立在分权与统权基础上的、兼而有之与综合性的相对平衡系统,或如有些学者所言是具备“民主集中制”基础形态的一套综合治理体系(仅从字面上来看,“集权”,必然是在集中前便有分权的,若无具有民主性的多分权力,怎可能用汇集、集中的方式“集权”呢?)。中国的政治,恰恰是因为有着自己的一套民主制度与做法,才确保了其总能脱离“专制之道”、而恪守居中兼合的“集权之道”的。

    具体地,咱们可以简略地去看看伴随最高权力左右的、随时尽着自己民主本分的各种制度性安排。

    一是,为皇帝本人、皇太子以及皇族们,做了一系列的学习与教育制度安排。比如宣讲先祖与历史上的治国理政之道,比如设立太子傅等。这可以说是为掌权者、未来掌权者以及有可能直接影响掌权者之族亲,提前打下的“防疫针”。

    二是,长久坚持不断的朝堂议事,本就是那个时代非常具有民主性的一种民主集中制度了。专制国家或独裁统治,才不会有此制度性的安排的。

    三是,逐级上呈的陈情奏折,给表达民意与替民说话提供了一条民主性的通道。

    四是,谏言谏官制度的存在,更是直接担负起了匡正最高权利的重任。

    五是,皇家敬天、祭祖、祈雨、礼佛、法道、外交等盛典礼仪,以多种文明化的方式在规导、约束着至高无上的中央统治权力等等。

    诸如此类比较显性的民主性制度安排,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从对“匡正集权”较具根本性与成效性的意义上说,倒是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中华集权政治领域的民主,是一种作用于权力体系内与外、权力拥有者身与心的“内外兼施”型民主。对内主要是灌输“文明大道统”和生民社会的思想理念,并努力将中央集权系统内的权力拥有者,改造成心系天下文明和生民社会的文明之士;对外才是施之以各项规则、法制、礼制之类的。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具根本性和总体性的应变理路或循道安排是,各朝各代都需完成一种从“武夺江山”到“文治天下”的转变。这本是中华社会更新与新朝当政的道之使然,在被掌握文明话语权的贤哲学士们揭示为一条铁定的必然规律后,反过来对中央集权统治者们的敬重敬畏社会与推崇文明之治,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可以说,中华自己的政治民主,那是环环相扣、极其智能的。总的来看,若不是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儒学儒士们正统地位的这一积极地政治进取,若不是形成了一整套综合用力、系统构建的扶正体制,甚至若不是借着看似必然的“武夺江山”转为“文治天下”之格局、大力推升整个社会与政治的民主进程,我们想也不敢想,还有什么人或什么力量,愣是令最容易为恶的、至高无上“上帝”一般的最高统治权,几乎从没有滑入到独裁专制之道的泥潭中去?!同理,中华自己的政治民主,看起来中规中矩、本分守道、从不试图凌驾于最高权力之上、从未叫嚣着要将权力关进这样那样的“笼子里”去,但却以抗衡和扶正了人间最为强大彪悍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骄人成就,堪使西方自以为傲的代议制政治民主黯然失色、相形见绌,这难道还不够成功与算不上伟大吗?!

    第三,再看“导向文明”。

    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可多说的。既然,我中华,在社会民主与文明丰厚坚实的基础上,经由贤哲学士们阐释出了一套立于天地间的人世“文明大道统”来,那么,我们整个文明体内外的一切事业之导向跟走向,便统统都会是以文明为终极目标指引的。民主,当然也就不能例外了。

    也与西方的民主做个比较。西方人尤其喜好民主,口口声声讲民主,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其民主所服务的终极目标究竟有没有和是什么了。在我看来,民主和追求民主的过程,固然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目的之一部分,但却不应该是全部,不应该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甚至在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中,民主,更多时候与更多情况下,主要都是保证文明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形式或手段。很简单的道理:即便人民或大多数的民众、生民们真正地当家做主了,是不是还需要去干事、去朝着某个更加美好的方向去一同努力呢?我们总不能以民主的形式与生态,将一大队的人马汇聚、集合起来,然后只是心满意足地盘腿坐着广场上、或是兴高采烈地吵吵嚷嚷一番,便无所事事、不了了之地各回各家吧?!----西方,在大肆宣扬与起哄民主的同时,却始终没有对民主后的去往或终极目标达成统一的共识。如果,一时半会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与目标,至少,他们也应该做出一系列的体系规划、制度安排和理路体现吧。很遗憾,他们并没有系统的、或以体系性规划建构的方式,为实现民主之后的人们应该追求什么、去往何处,提供一套明晰的指向与导引来。

    中华文明体国家的民主,就不一样了。中华之民主,是注入了文明质性与文明理想的、是为了更美好更辉煌文明之文明导向的民主。多元大社会的社会民主,是以实现社会文明为目标的;大一统集权体制内的政治民主,是要扶正一切人世权力同为文明共同体的建设而用心出力、奔向更美好天下文明的。这样的民主,是为了文明体与更美好天下文明服务的民主。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脚踏实际、最有长远规划的民主,这才是高度统一于人类文明共同事业的最具精神实质与最为光辉的民主。是为行于文明大道上的民主,此乃人类民主的康庄大道。

    中华自己的民主之道,尽管有昔日时代的各种限制与不允许,尽管也需要以开放大姿态兼容吸纳现当代的西式民主有益成分;却并不像很多人所无视与贬损的那样发育不良、乏善可陈、没有追求、不成体系。相反,面对不同的内外部自然环境与相差若干个等量级以上的权力“巨鳌”,我中华民主,以自己不同的取向理路、不同的主体构成、不同的选场推进、不同的规划建设、不同的成果呈现,为人类世界的民主之路提供了另一套卓有成效的理论与实践。删繁就简,万法归一,从有效保证天下文明或人类文明、始终循着光明正道迈步更美好新文明的最根本意义上来看,我们这一能够“驯服”最强大权力集团和最能“护航”文明体之多元大社会与世代生民的民主道,或许更能直接地、根本性地影响和服务于人类未来的多元一统文明共同体。这便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梳理与揭示,不仅对过去和今后的中国,也对未来时代的全人类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能靠稳定的社会体制来保证,而不是用选票来维护。
    社会体制脱离不开其国家的文明、历史、习俗,生搬硬套西方那一套不管用。“
    -------所言正是。
    2019/3/10 21:51:47
  • 民主,并不是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的,而是占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否能保证。
    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能靠稳定的社会体制来保证,而不是用选票来维护。
    社会体制脱离不开其国家的文明、历史、习俗,生搬硬套西方那一套不管用。
    2019/3/10 9:07:35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