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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走中华路(37)鲧·禹·启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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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这里面记载的“殛鲧于羽山以死”之说,应该是来自于《尚书·尧典》:

    “(帝尧令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同样的内容,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又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里,一句“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就显出矛盾了。

    “殛鲧”,是说明把鲧给处死了。

    可是,“以变东夷”,又是说,利用他去改变东夷。

    这就是说,鲧并没有被处死,而只是被流放了。

    如果鲧被处死,又怎么去“以变东夷”呢?

    对于这个疑问,《说文解字》是这样辨析的:

    “《尧典》殛鲧,则为极之假借,非殊杀也。《左传》曰:‘流四凶族,投诸四裔’。刘向曰:‘舜有四放之罚’。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尧长放鲧於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郑志·荅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说文解字》中举了多个前人之言,证明鲧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流放。

    那么,为什么明明是流放,却硬要说成是“殛”呢?

    “殛”,《现代汉语词典》中,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解释,就是——“杀死”(举例:雷殛)啊。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山海经·海内经》中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翻译一下:“洪水滔天,鲧偷窃了天帝的息壤,以阻挡洪水,没有经过天帝的同意。天帝于是命令雷神祝融,将鲧杀死于“羽”这个地方的郊外。鲧死后,又生出禹来。天帝于是命令禹,安葬了鲧,并且分布水土,以划分九州。”

    这,看来是个神话。

    但是,这个神话,却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鲧,确实是死了。

    但是,鲧不是被尧帝或者舜帝处死的,而是被天帝给处死的。

    他是在洪水爆发时,站在羽山上查看水情,被雷电击中而死的。

    这是神话吗?

    这在过去,当然就是神话。

    但是,放到现在,这还是神话吗?

    这就是历史啊,这就是在还原历史的真相啊。

    另外,“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鲧死后,又生出禹来。天帝于是命令禹,安葬了自己的父亲”,这句话,又怎么理解呢?

    这就是说,鲧,作为一个名号,它确实是禹的父亲的名号。

    但是,它首先是禹所在的这个部落、或者族系的名号,然后,才是作为这个部落、或族系之首领的、禹的父亲的名号。

    当禹的、作为部落或族系首领的父亲,被雷电击中而亡时,由于当时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以为,是他们的部落或者族系,得罪了天神,遭到了惩罚。

    于是,他们的部落,就不敢再用“鲧”这个名号了。

    经过几年的酝酿,他们决定,重新给自己的部落,取用“禹”这个名号。

    他们举行仪式,向上天请示。

    上天同意了他们这个部落的新生,同意他们取用“禹”这个名号。

    于是,他们又举行仪式,埋葬了他们这个部落的父亲——从前的“鲧”部落。

    羽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的交界处。

    羽山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1.5公里,海拔269.5米,是东海县的最高峰。

    鲧部落的首领,上到这个地方的最高峰察看水情,可见当时的洪水,确实是不小。

    禹的父亲死后,禹继续领导大家抗洪救灾、建设家园。

    这当然不是接受尧帝或者舜帝的命令,而是他们,作为一个受到当权者压迫的部落与族系,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待在这个被流放的地方,努力地依靠自己的挣扎与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经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禹部落,终于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家园,从而不仅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更是在名望上,得到了提升。

    许多部落来学习他们的经验,也要求他们,去帮助自己的部落治水。

    作为当时之当权者的尧帝和舜帝,这时候,也就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委任他们为国家水利大臣,专门负责各地治水。

    而水利部门,作为一个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部门,她能够给各个部落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当然就能够赢得各个部落的倾心巴结,从而无形地在工作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形象。

    当禹部落通过自己在各地成功的水利建设,得到足够的威望之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尧帝与舜帝,就不得不在权力的中心,给他们腾出一个位置了。

    由此,舜帝的帝位,就自然而然地要“禅让”与禹。

    大禹,是自帝喾“禅位”以来,真正地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凭借自己部落与族系的实力上位的一位君主。

    更由于他的部落与族系的受压迫的经历,他也就能够知道这个国家的病症在哪里,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去拯救与改造这个国家。

    大禹上位之后,“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緫,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样的一个朝贡系统,就把君主与一般贵族,从经济实力上区分开来,使一般贵族,再也不可能具有和君主不相上下的经济实力,来与君主分庭抗礼。

    君主在实力碾压各个贵族的情况下,就可以不容置疑地对各个贵族发号施令。敢不服从,信不信我能凑你。

    当然,在实力超群的情况下,权威也就落到了实处,君主也就不会轻易地自己动手去凑谁,而是通过权威,命令谁去凑谁。

    君主的实力,是用来保障自己的权威的,而不是用来直接凑谁的。

    这样,就是以实力为基础,充分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真正落实。

    黄帝取代炎帝,是解决了政治体制由共和制转向集权制的机构设置问题,却没有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君主相对于各个贵族的实力对比,以使君主可以凭借压倒性的实力优势,随时凌驾于各个贵族之上,确保自己的君主之权威,落到实处,从而确保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施。

    而大禹通过建立起这样一种朝贡体系,就从实力上,加强了君主相对于各个贵族的压倒性优势,从而保障了君主的权威,不会被无礼地亵渎,也就保障了集权制的有效实施。

    也是这样一种朝贡体系,确保了君主所在的部落与族系,不会因为本部落的收成欠佳而实力衰退,从而保障了中央集权的连续性,也就为后来的世袭制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础。

    在积极地进行内部变革与整顿的同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说大禹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大的举动。然而,夏家店下层文化,正是在大禹时代,才开始兴起的。这不能说,和大禹的对外政策无关。

    虽然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给中原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祸患。然而,中原民族的强力反击,也使他们无法在中原民族的身边立足。

    相对的,他们的日子,比中原民族更艰苦、更艰难。

    所以,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是愿意与中原民族取得和解的。条件,当然是中原民族,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身边安居下来。

    然而,辽西,虽然相对中原,不是个什么好地方,但是,那是黄帝部族的祖居地。

    丢掉祖居地,就是对祖先的背叛。

    所以,尽管仗打得很艰难,尽管最后,不得不苟且偷安,但是,黄帝部族的子孙,没有谁,有那样的气魄,没有谁,有那样的胆量,敢于轻言放弃,敢于公开地提倡,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大禹,却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与实力之对比上,实事求是地做出分析与决断。

    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除了徒增苦难,没有任何的益处。

    所以,他要与北方游牧民族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

    这才有了辽西、黄帝部族之祖居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

    历史,隐瞒了这一切。

    那是因为,总有人心有戚戚,觉得这是炎黄子孙的耻辱。所以,不提也罢。

    大禹的功绩,彪炳千秋。然而,他还是有一件事,不能完成。

    就是,帝位的“禅让”,总是给小人以觊觎之心,从而给社稷带来动荡之源。

    如何确保社稷安稳、天下太平,在帝位的传承与“禅让”方面,还是有一番功课要做啊。

    但是,大禹一生,做的事也太多了,再多一件事,又不是自己能够独立完成,搞得不好,反而是为了社稷安稳,却倒还让社稷不得安生。

    所以,这件事,还是留待后来的人去做吧。

    天下动荡得太久了,能消停一刻,就消停一刻吧。

    然而,一件事,起了个好头,如果不接着做完,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待日后重新起头,便又是事倍功半了。

    夏启,跟随父亲操练多年,也是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在政治上成熟老练,深知“禅让”制的缺陷,“家天下“的好处,如果不趁着自己祖荫有庇、个人有能的时机加以解决,日后再到小人横行、天下动乱的时候,来让天下期盼,那就难了。

    所以,“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夏启借着先辈的恩庇,登上帝位,而在父亲令天下“五服”之后,进一步地规定“家天下”的世袭制。

    这是进一步地巩固中央集权制,限制贵族阶级的势力膨胀给天下带来的危害。

    所以,他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护。

    这也是他顺应天下大势而敢作敢为所取得的成果。

    寻走中华路(38)太康失国

    《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翻译过来就是:“夏后氏的开国之君夏启驾崩了,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南岸唱五兄弟之歌,痛惜他的失国。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中康继位。中康之时,羲和沉湎于酒色,没有履行职责观察好天象。掌管六师的胤前去征讨,作了《胤征》的号令。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相死后,其子少康继位。”

    然而,针对这个记载,《史记·索隐》据《左传》魏庄子,有着不同的说法:

    “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

    翻译过来就是:“当年夏朝衰落的时候。后羿从鉏迁到穷石,因袭夏朝而代夏政,仗着他善于射箭,不做人事,而信用伯明氏部落的小人寒浞。寒浞杀了后羿,将他烹煮,要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就被杀于穷门。寒浞因袭后羿的朝堂,生了浇和豷两个儿子。他派浇灭了斟灌氏和斟鄩氏,所以,逃到这两个部落的夏朝帝王相,就被浇抓住杀掉了。而相的皇后缗,则逃回她的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了少康。夏朝的臣子靡,在有鬲氏部落收拢斟灌氏和斟鄩氏部落的残部,攻灭了寒浞,从而立少康为帝。少康在过这个地方消灭了浇,后杼在戈这个地方消灭了豷。有穷氏于是灭亡。”

    这就是说,首先是由于夏朝自身出现问题,导致后羿乘机篡夺了夏朝的帝位。由于后羿善于射击,战斗力很强悍,所以,没有人敢反对他。但是,正像他是乘着夏朝自乱阵脚,从而导致他有机可乘一样,由于他自己也不检点,导致他也被他所信任的寒浞乘机杀死篡位。而寒浞也是暴戾无度,导致天怒人怨,所以,人们还是怀念大禹时代的美好,重新齐心协力,帮助大禹的后人少康夺回天下,恢复夏朝的统治。

    在这里,夏朝自身有问题,所以导致后羿篡夺了夏朝的帝位,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夏朝自身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问题是出在帝王少康的身上,少康的五个兄弟,还是有心维护他的帝位的。

    但是,《史记·索隐》引据《左传》的说法,却与司马迁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左转》只是说夏朝衰落,而没有直接说明是太康失国,更没有提到他的五个兄弟作五子之歌。

    这就说明,司马迁的说法,值得怀疑。

    实际上,夏朝在太康的手上衰落,有可能是太康自身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五个兄弟都不服他,都想自己上位,就像西汉的七王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

    两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夏朝衰落,但是,两种原因的性质,却是不一样的。

    太康自身的原因导致夏朝衰落,就说明选贤任能的重要,说明个人德行的重要。

    而如果是兄弟争着上位,互相内斗导致夏朝衰落,这就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了。

    总的说来,一个王朝,是依赖于一个三角关系而存在的,是依赖于王朝、贵族集团、下层百姓三方面的相互制约而存在。这就要求王朝在大的格局上,要保持对贵族集团的礼,同时保持对下层百姓的爱。

    你对贵族集团不讲礼,贵族集团与你硬杠,你的王朝立马出现动荡,即使你有能力镇压,也是自伤元气、自毁千秋。

    你对百姓没有爱,百姓就也不爱你,转而去寻求另外的靠山。这就使你也失去了靠山。你就在贵族集团面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贵族集团中的强者,就随时可以取代你。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王朝,你要懂得自省,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你就不能忘乎所以,自高自大,自以为拥有了天下,就可以目空一切、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前提下,王朝的内部,你这个“家天下”的内部,兄弟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兄弟之间,当然是应该团结。

    问题是,这里不是一般,而是二般。这里没有一般情况,只有特殊情况。

    这个王朝,是在一个社会的顶端,是在一个金字塔的顶端。

    处于顶端的,他就是一个一,而不是二。他要去和谁搞团结?他怎么去和谁搞团结?

    还是要遵循三角关系的原则。

    帝王之家,处于王位的那一个,就不能和自己的兄弟搞团结,而要去和外面的大臣们搞团结。

    对自己的兄弟,只能讲礼,而不能讲爱。

    要把爱,洒向家族之外的贵族大臣和下层百姓们。

    这样形成一个三角关系,才能确保兄弟关系不会走向极端;也好利用兄弟们的王族立场,来协助自己处理与贵族大臣之间的关系。

    制度,代表理性;德行,代表感情。

    理性与感情缺一不可,但是,谁是第一位的呢?

    司马迁所代表的儒家,他们是强调德行,所以,司马迁就认为,太康失国,责任在太康的身上,他的兄弟们,是没有责任的。

    然而,如果太康的兄弟们都是好的,都能够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家族责任,那么,即便是太康有失检点,他的兄弟们,也会尽力地替他弥补过失,保障家族王权的周全,怎么会让后羿的部落,从外地赶来,控制了他们的都邑,乃至于夺去了他们家的王权呢?

    这首先就应该是制度缺位。

    制度,没有保证太康必须具有起码的德行与操守;制度,也没有保证太康的兄弟们,在太康不能履行职责时,他们能够代为履行职责。

    其实,太康失国,乃至于后来的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以及司马迁之流对于王权的指指点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还不成熟。

    不成熟的社会,导致了不成熟的体制。不成熟的体制,就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来认真地学习一下《洛书》,思考一下《洛书》提示给我们的事物发展的规律。

    《洛书》中有阴二、阴四、阴六、阴八四个主体,四个主体各自拥有一个气体,分别是阳九、阳七、阳三、阳一。另外,还有一个气体阳五,作为四个主体组成的整体之中枢,来调节各方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大的结构中,主体层次越低的,其气体层次越高,表明这个结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结构,《洛书》现在所表现的状态,只是这个变化结构的最后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变化结构各个变化阶段的结构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个阶段,这个结构刚刚形成。这时,阴八、阴六、阴四、阴二的气体层次,都是一;他们的中枢气体层次,也是一。在这样的情况下,阴八,就实力碾压其它各个主体,成为整个统一结构中的霸王。这就相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伏羲时代。

    第二个阶段,在阴八的压力下,阴六的气体层次,会通过量变与质变两个阶段,发展为阳三。阴四阴二所受的压力更大,当然它们的气体层次也会发展为三。整个结构的中枢气体之层次,也会发展为阳三。这时,阴六的实力就与阴八的实力达到平衡。于是,伏羲氏的霸王时代结束,神农氏的共和时代来临。

    第三个阶段,阴四、阴二由于仍然承受着压力,就继续发展,其气体层次变化为阳五。整个结构的中枢气体之层次,也会发展为阳五。这时,阴六和阴八组成的共和体制,与阴四和阴二组成的共和体制,就形成对抗8+1+6+3=18对抗4+5+2+5=16,从而导致中枢气体结构阳五,能够从中发挥出自己的中枢调节结构的平衡作用。整个结构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因此而初步形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黄帝时代,或称五帝时代。

    第四个阶段,阴四、阴二由于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它们的气体结构就继续发展,变化为阳七。这时,阴四和阴二组成的共和体之实力(4+7+2+7=20),就超越了阴八和阴六所组成的共和体之实力(8+1+6+3=18),整个结构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阴四和阴二共和体,并没有因此而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它们只是和阴八、阴六共和体交换了地位而已。整个结构的中枢气体结构,仍然发挥着中枢调节功能,中央集权体制,因此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这就是夏朝的“家天下”时代。

    我们通过《洛书》所表达的抽象形式,来联系夏朝“家天下”的社会实际,就可以发现,夏家王朝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贵族阶层与百姓阶层的对抗之上的。但是,这时候的贵族阶层,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百姓阶层,已经处于强势地位。

    这就导致贵族阶层,在总体上对夏家王朝构不成威胁。而百姓阶层,因为结构松散,就更加对王朝构不成威胁。

    正是因为这个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就导致夏家王朝内部的腐化,就导致夏家帝王漫不经心、兄弟之间勾心斗角。

    而王朝内部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外面的贵族阶级,即便他们整体上处于弱势,但是,在具体的节点性环节,他们仍然可以形成优势,从而一举战胜王族,夺取王位。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夺权,百姓阶层,其实是很容易容忍的。

    因为,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特定的王朝,而只是一个能够压制住贵族阶级的王朝而以。

    不论由谁来建立王朝,只要这个王朝,能够压制住贵族阶级的作恶,帮助他们百姓阶层保护住自己的利益,他们就都欢迎。

    当然,他们不希望王朝的频繁更替。这会造成社会动荡,从而损害他们百姓阶层的利益。

    但是,如果王朝是突然变更,并没有造成社会动荡,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

    相反,如果一个王朝不干人事,尽出一些幺蛾子,损害到他们百姓的利益,那他们,不是希望这个王朝早些完蛋?他们不是要登高一呼、奋起响应,一个个揭竿而起,早些送这个王朝上西天?

    事实上,后羿之所以能够轻松夺取夏家王朝的王位,与夏家王朝自己忘乎所以,不珍惜自己的王位,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由于这种王权的变更,并没有损害到百姓们的利益。

    而后来夏家王朝能够复辟,少康能够夺回王位,这就是由于后羿以及寒浞,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百姓们怀念大禹,怀念大禹时代。

    所以,百姓们就要拥戴大禹的子孙,寄希望于大禹的子孙们,能够像他们的祖先大禹一样,为百姓们带来安宁与和平,带来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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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斯年提出的二证法各国学术界都认可,不能只适用于中国(商以前无文字证据不能定论),也要用于特洛伊城等西方历史考古,不可双标。
    2019/3/11 7:11:25
  • 一楼!略略看了一下察网文章!-------并未谈什么实在理据!
    2019/3/11 6:18:39
  • 西方伪史论轰动京城_察古知今_察网
    http://www.cwzg.cn/history/201903/47631.html
    2019/3/10 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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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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