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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战略(中)——万里长征第一步
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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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中国为什么胜利?解放之后又为什么遭遇挫折,终于在70年代末面临调整?

    在弄清楚之前,这一段历史是必然的历史,是宿命的历史,因为我们作为个体不能在超战略层面规划。这不是简单的一次运动。而是整个社会能量级的突破。一次运动是人可以带动的,整个社会的能量提升(属于超战略层面)是非人力可为的。

    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世界,曾作出了一个预测: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什么是卡夫丁峡谷呢?屈辱!劳动者在劳动中受到屈辱,做自己不想做的;生产的组织者在办企业的时候受到刁难,你得讨好官僚;国家财富遭到掠夺,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受到威胁。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一个不尽如意的世界。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预言,而是老马用他的理论话语作了一个大概判断。大意是:社会阶段论本质是生产力阶段论,生产力的提高是不可跨越的,但是生产关系,和以此基础之上的社会体系是可以跨越的。

    这样表述难于理解。我更喜欢举实际例子,因为这并没什么新鲜的。历史上也曾确实的发生过类似事件。比如公元前300年,日本接受了大陆的稻作、金属器等先进技术文化,一下从部落采集社会一跃进入王国农业社会。是为弥生时代。注意到这个时间吗?紧临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轴心时代的。我在《假设的进化》一文中就猜想,轴心时代是因为全球贸易网络的初成。很可能又过了两百年,这个贸易网络补完了日本这一块。还有罗马末期蛮族入侵事件,那些本是游牧社会的部落逐步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封建王国。这都是跨越式发展的例子。

    日本落后生产力的的确确曾经历过,并数次经历过跨越式发展(也是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吹)。当然,是民族的、地域的生产力获得飞越,不是生产力发展史的跨越。或者更明白的讲,北美可以直接从部落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但是从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路,中间缺一环都不行。

    要进入一段自由的,避免痛苦与灾难的历史,唯一的渠道就是在超战略层面。有这么一个层面,而人却在其中无能为力,显然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那么怎么办?如果我们还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外徘徊,在一段光明的自由的历史高速路口踌躇。我们怎么实现跨越?看看现实中的近现代中国怎么实现跨越的。

    万里长征第一步

    中国作为世界舞台的一角支柱而崛起,无疑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历史最精彩、最曲折、最意外、最惊心动魄的一章。而下半叶,正应了老人家的一句话: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的路仍然艰难,仍然是不亚于之前的曲折。

    上篇提到,毛先生的成功,是用地主阶层做了柴火,重启了中国进步的熔炉。为什么是这个阶层?总结就是,生产上无力,科技上无用,文化上无益。

    以看得见的结果论,儒家传统为纲的中国,没有让大清海船去叩欧洲的关(鸦片战争);海外殖民者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甲午、日俄、八国联军);没有将中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洋务失败)。鸦片战争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的开端?战争结果,无数次的战争结果说明了一切!历史并不是没有个这个阶层机会。整整七十年!蒸汽时代还可以还嘴,内燃机时代就彻底跪了。

    从此,谁也不愿意再让这样的中间商赚差价了(参看《为何有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晚清悲剧》)。马云淘汰的不是实体店,而是靠商铺收租过活的中间商。这才是我们要看懂的、要去实践的历史。(当下我们都崇尚钱找钱,你的财富是这样的收租经济还是创新经济?你愿意什么也不用干,只要做一个躺赢的中间商吗?)

    理论是这样,而现实中的这个阶层,和这个阶层控制下的农业劳动者,经历了外部势力近百年掠夺,已极度虚弱。在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地主们,他们自己也开始失去一切。不只是自己的物质财富。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当开始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读新学堂或国外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交出了未来的一切——这有点像什么,打死我不说——开始主动将自己的这个阶层自宫。一个阶层的自我复制停止了。解放前的人均寿命是约四十岁上下。06到46,正好四十年。建设新中国,我们整整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因为消灭了整个体系,和保护整个体系的阶层,才能消除对生产力的制约。才可以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历史使命。合法性的根源来自打碎封建儒家道德体系啊!

    社会生产重心由农业向工业生产转移是世界大背景。封建土壤,和资产阶层自身的软弱性、复杂性,都对中国在大历史中的转身造成制约。比如盛宣怀,李鸿章评价其“一手官印,一手商印。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后来为侵夺资产跟日本人互相勾连。武昌起义的前奏——保路运动,就是因他意欲收回路权而起。辛亥年跑路的时候去的日本神户。

    普遍的说,你在中国组织生产,机器是国外的;国内消费不振,市场受国外挤占;周转贷款是国外资本提供。在各种生产需要考虑的要素中,只有劳动力是国内的,是你自己组织的。而这个要素作为成本,还是无主的成本(谁是劳动力的主人),那必须是压缩的。于是路径是唯一的——必须仰赖外部势力啊。你把贷款换成信用没问题吧。那么你把这样的形势跟现在对比也没问题。当然,现在肯定进步很多了。一对比,我们发现还是比旧社会取得很多成绩。

    当这个中国社会阶层拆迁大队的任务落到那代人肩上的时候,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争论:城市路线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往下看,不是历史课本上的两条路线。

    其实就是两个意思,先消灭地主阶层还是先做大资本阶层。国共双方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蒋先生到了长江中下游就根植于大城市了。这是他自然而然的。而领袖选择了他更熟悉的,先斗地主。农村的敌人更虚弱。城市、资本的吸引力更大。现在回头看,只有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并用这个力量,在经济上(现在尤其有意义)和军事上(当时尤其有意义),作为保障城市的基础!(原谅我乱打标点符号,这个太重要太重要)才能更好的发展城市。

    搞政治,路线正确是首要。但换个角度说,当时先走城市路线也更容易啊,北伐是南方攻北方,而少有的势如破竹。继而开放的说,没有城市精英建立的民国骨架,泥腿子要白手起家也很难。历史的代价都是必不可少的。

    两方在立国前都不可能认同并做出对方的选择,而最终,都做了同样的事。在湾湾,也有土改,在大陆也有发展私人资本。

    还有疑问。哪怕在三年对决之前,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啊。苏美包括领袖自己,根本就没预计到三年就胜利了。参加谈判是带了诚意的,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还是希望不立即和强于自己的敌人发生内战。

    我们需要回头看看竞争双方的历史。

    清光绪31年(1905年大事多),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重要革命团体,于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这些领导者都有海外经历。包括后来的大佬如汪精卫、戴季陶留日。廖仲恺是出生就在美国。吴稚晖和李石曾留法。张静江是家才万贯的富二代,其父开始就跟孙文满世界跑。这波精英的想法是,中国的老路不行,要走英美的道路。

    再看一大的领头羊们。包括陈独秀在内,好多是留日的。也有本土的。但是他们一齐选择苏式道路。

    英美主意和苏联主意,都是西方在把封建社会带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陆路和海路分别发展出来的两支。到底还是西方文明。在两条线影响下的国共两党精英,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明党一大。因为他们都同意改变旧中国的现状,向封建旧社会开火。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事实上,我认为不能看表面说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而是所有受到海外影响的,海派和苏派的精英的共识。这个共识有一个前提,共同敌人封建旧中国!那么这个节点在哪里结束,把权力的基础从苏援,转到江浙的资本阶层上。

    变化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中国的选择从来不止海派和苏派,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自己的路!几年下来,蒋整肃了江浙资本空手套白狼,吃下各大民资银行,四大家族从此显赫一时。中国又重新回到了血缘关系、师生派系、同乡关系的老路。中日美形成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梯。中国是血缘的蒋宋孔陈家族财团。日本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美国是整个资本阶层。

    如果是先进的美式装备,正儿八经的西式先进民主架构下活跃的公平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那怎么会失败?所以,不是我们打败美械军队武装下,西方体制下的蒋,而是打败了回到旧中国体制的蒋。大厦将倾之时,卢作孚、郭汝瑰的选择,解放前北平文化人的选择,解放后欧美归国学子的选择,就是所有不愿意走旧路的中国先进阶层的选择。新的共和国,才是海派和苏派第二次合作。而改开,是第三次合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资本阶层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形势应该大好转。有这几个有利因素,一:市场环境改善全国市场统一。货币统一、政令统一、律法廉洁。二,消灭地主、普及教育。解放了农村劳动力,结束内战,为市场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三:政治独立。民族产业才能获得国家有力扶持。并屏蔽了外部竞争对手。四:依靠苏援。获得了技术。

    然而,解放后并没有搞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成功使大家都看到了简化社会阶层释放出来的红利。少了一个中间商赚差价,少了外国资本掠夺,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开天辟地。完全可以把资本阶层也作为无用的中间商拿掉。公私合营开始了。

    可是我们不用资本家来组织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用谁呢?反倒是西方,资本家并不组织公司的日常事务了,他们把产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事实上,当代社会生产水平下的生产组织,还需要依靠资本家。职业经理人是资本家请来的。能消灭资本家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建国之后遭受挫折的原因。地主阶层在文化科技上、在生产上、在军事组织上全方位的落后,这才能取消它。而我们现在还在学习美国的泰勒管理学,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管理,学习生产现场的4s管理。资本家阶层,依靠当今的生产力,还在生产最新的知识。而我们着着急急的把这只老母鸡杀了。或者说,不等台湾郑经集团消灭,康熙把投降过来的施琅杀了……你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啊。

    错误的路线使得各种奇谈怪论竟然在那么一个倡导又红又专的时代冒了出来。比如革命血统论。这就是为新官僚群体准备的理论。无数青年人的上升通道被堵死了。而打败旧中国的新中国,竟然也走向了中国最传统的路子上。从民国开始,我们一直革不除封建道德、血缘关系。社会地位、财富仍然按红楼梦那个时候的逻辑分配。这是中国一再失足的根源。不管海派苏派,最后都不得已,必然的走回到中国自己的道路。奇了怪了!

    戒不断旧车辙的影响。不如反过来想!再强调,不是苏派海派而失败,而是走封建的旧路而失败。既然外部体系难以嫁接,不如针对中国封建的弊病,大张旗鼓的提出中国道路,专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路。把旧路走成新路。毕竟马义已不是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思想,而西化道路也因为现实原因而不可能展开。

    实际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如说,就是领袖和邓公,将各家之长,用于中国实践,推动社会进步,走自主的中国道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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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80后,重庆人,车工(机械制造业加工工人),信仰共产主义。为中国崛起而思考,为人类世界的思考是我的基本属性,是我挣不脱的枷锁,是我与生俱来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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